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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8119

[资料] 引导大脑开始独立思想的一本书——《近距离看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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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3 22:40:50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俄克拉荷马爆炸案之后,由美国的两大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所共同组成的白宫安全委员会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已经气焰高涨,出现把一卡车炸药开到白宫门前是早晚的事儿。与其等出了事——危及行人与白宫主人的生命,还不如现在就采取应对措施。结果总统下令:从今年5月20日开始,终于关闭了白宫前的宾悉法尼亚大道的机动车交通。那原本是一条交通非常繁忙的道路,它的关闭当然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行车便利。——这确是一种无奈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它对于美国的意义却远不至于此。
      早在建国之初,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杰佛逊就对首都的规划设计提出异议。原方案大街一端是巍峨的国会大厦,另一端是庭院深深皇宫般的总统府。杰佛逊却认为:基于美国的民主建国思想,总统府应该和百姓住家一样,应该是一幢盖在马路边的简朴住宅。他的方案成了两百多年来美国民主理想的象征。记得我们的一位朋友来访美国,参观首都之后非常惊讶地对我们说了几次,真没有想到白宫看上去是那么的不起眼。许多人从照片上认美国,都在无形中就把国会大厦误以为是自己心目中的著名白宫的。其实,白宫不仅造型十分简朴,它也确实是建在车水马龙的大街旁。而且只用镂空的细铁栅栏与来往行人相隔。两百多年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开车随意地经过总统的家。
      对于宾悉法尼亚大道车行交通关闭,克林顿总统在宣布时也透出万般无奈:“在我国历史上,宾悉法尼亚大道一直对外界交通开放,即使先后已有四位总统遇刺身亡,并且有八次的行刺总统未遂;虽然美国曾经经历一次内战、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波斯湾战争,这条大道一直是开放的。如今,本人却在现实逼迫下,不得不宣布封闭这条极富历史意义的道路。”美国的新闻媒体指出,“这样的改变,凸现了民主社会在对抗人类脱序行为时,经常面临的困境和无奈。”
——要安全?还是要自由?美国每天都在面对新的选择。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广场上,曾经有人倡议发起了这样一个活动:让全国所有的不论由于什么原因而成为枪下冤魂的亲属,将他们死去的亲人留下的一双鞋子放在这个广场上。那无边无际的鞋子,让人看着是那么触目惊心。有的粗犷结实,有的艳丽纤巧,有的稚嫩柔软,似乎诉说着一个个突然中断了的人生。美国人民站在这一双双鞋前面,一切别人对于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犯罪的指责、好奇、嘲笑和攻击,都变得很远很轻,只有这一双双鞋所盛着的一个个灵魂是真实和沉重的。因为这痛苦是他们自己的,这代价是他们为自己所选择的自由所支付的。
      两百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问自己:这,是不是值得?
      在里根被刺案中,有一名高级官员也同时颈部中弹,后来造成高位截瘫。他此后一直致力于呼吁实行****管理。克林顿执政期间通过的尽管已经大打折扣的****管理法的提案,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一名高级政府官员,但是没有人会认为,他的提案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而做的。——他只是一个普通受害者。不少滥用****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都会本能地做出要求禁枪的反应。当然,即使不是直接受害者,也同样心情沉重,这是涉及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安全问题。俄克拉荷马爆炸案所引发的民众注意力,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个人持枪问题,而开始集中到关心民兵这样的武装团体——其中的极端分子有可能走向恐怖主义活动的问题。
      一个犹太裔朋友对我们讲的一番话,也许是这里有理性的拥枪者的典型。他们家是从俄国移民到美国的,移民历史相当长。他的父亲在二战时作为美国军人参战,受伤后一直靠残疾军人补贴养活全家。他上大学都是用的政府补贴。因此,他没有大多数犹太裔家庭所拥有的遗产,是一个普通辛勤工作的美国人。但是,他有犹太民族的普遍特点——喜欢读书,喜欢思考。他出生在美国,自我感觉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也关心自己民族的历史,还特地去过以色列。在那里他非常惊异地发现:以色列正在动用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建立全世界所有的被迫害至死的犹太人的详细档案。面对二战其间犹太民族几乎被灭绝的惨痛历史,作为一个犹太裔美国人,他自然而然地感到奇怪:他们怎么会无力反抗?
      他后来发现,二战之前德国人民也是合法拥有武器的。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首先搞****登记,然后设法逐步地没收****。接着,犹太人面对荷枪实弹的纳粹,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了。他依据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坚信——失去自卫武器是犹太民族那场悲剧的原因之一。我们在他家里看到过好几种大大小小的枪,他跟我们说:“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去用这些枪。但是你应该知道,枪不是一种工具——枪是一种权利。”
      也是到了美国以后我们才注意到,宪法第二修正案之中关于枪的行文很有讲究:它并不是说是宪法给了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而是说——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这两种讲法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建国者们认为: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是任何人给予人民的一种恩赐,而是一种天赋人权。宪法所做的,只是规定了任何人都无权对这种权利进行侵犯而已。
      人民有持枪和组织武装团体的自由,这只是一种权利。这是用于防止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一种预防措施。在生活中,人们需要去动用这项权利的时候很少。因此在正常的社会运转中,它的意义只是潜在的,而它的代价却可能是非常突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对它存在的必要发出诘问。这样的诘问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断会有人一次次地提出来。
      那么,这种代价昂贵、只有潜在意义的自由和权利,在支付了有目共睹的惨重代价之后,为什么至今还没有放弃呢?和美国人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始终坚信两百多年前建国者的理论:对于“政府”这样一个由人类所创造的“怪兽”,必须时时防其失控。
      几乎从美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人民和政府就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这是永远也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
      在美国,政府是绝对不可以卷入任何所谓实业的。它唯一的一个略带实业性质的机构就是邮局——因为邮局有点运输业的味道。其实邮局还管很多其他的事情——老百姓出国旅行要护照,就是向邮局申请的。
      要维持政府运转的每一分钱,都必须来自税收。
      在美国,一般人的正常收入都要有百分之三十左右作为税收上交。这是一种非常一目了然也非常惹眼的收钱方式。所以在每年四月税收截止时,人人都有点心理不平衡。免不了就在心里嘀咕:政府收了这钱干什么去了?还有一些人则愤愤然。因此美国人对所有政府人员——上至总统下至办事员,是从不犯怵的。“你们拿了纳税人的钱……”——这是美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对于美国人来讲,一边每年都把辛辛苦苦挣的钱拿出去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一边他当然有权提出疑问:人民养活着政府,政府是否在好好为人民服务呢?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在很多国家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美国,应该说——人民的监督比其他一些国家要强得多。比如说,我们刚到这里就发现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视台:它从早到晚播放的主要内容就是国会和政府机构的听证会。也就是说——政府的预算、设立或取消一个项目、外援的增加和减少、外交和内政的某一具体政策……等等大小问题在作出决定之前,各种意见都通过电视在百姓的眼皮底下激烈争辩过。——也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参与,你可以旁听几乎所有的国会会议。每一个发表意见的议员也都清楚最起码的道理:如果他的意见屡屡违背民意的话,在直接选举的制度之下——他的政治前途就有了疑问。
      即便如此,政府是否在代表人民操作——这个问题也仍然不是多余的。政府是一个庞然大物,稍不留意,贪污腐化浪费之类的问题时时都可能冒出来。更进一步的问题自然就是:是否出现了某一个危险人物——有意识地利用政府而企图控制人民、损害人民的利益呢?这种可能性应该说也是永远存在的。尤其是见证了纳粹德国和其他一些专制国家所发生的暴政之后,就很难再简单地责难美国人在安全与自由之间作出的这种选择。这是美国人永远对自己的政府疑虑重重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们珍视自由重视对政府的监督制约的原因之一。
      比如说,政府再三呼吁通过立法管制****,以减少犯罪。虽然在我们看来,这还是非常有限的限制:如限制某种枪的型号;买枪者必须等候几天,以便让枪械销售商查一查电脑——以确认对方是否有犯罪前科等。至于彻底禁枪,由于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存在,政府是永远做不到的。但是,哪怕是非常有限的对人民权利的限制,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人民自由的失去,美国人都有权问这样的问题:政府此举是真的善意为人民着想?还是控制政府的人制造借口而阴谋逐步剥夺人民的自由呢?当然,眼下持两种意见的人都有,谁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服对方。而且,任何一个问题的出现,都不是单纯和简单的。比如,后者可能找到证据,说某一个政府观点的支持者是政府利益的受益者;而前者也可以说,一些反对****管理的人是卖枪的!
      美国人早已习惯了这种舆论的对立,他们对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听一听各种不同的观点。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不至于轻易就被人耍了。即使所有的人都相信克林顿的禁枪是完全善意的,他们仍然不会同意放弃该项自由。因为,迄今为止,美国人还是有这样的基本共识:作为个人,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决定是否拥有武器。但是对于整体人民,拥有武器拥有武装是一个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
      下次再写。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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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3 22:47:08 | 显示全部楼层
从“第八封信”的转载情况看:“枪 支”——属于敏感词,系统以“****”替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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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4 11:17:3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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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上封信我提到过有关美国一个日本留学生在夜间进入一个私人领地,发生误会而被打死的事情。但是有关这个案子审判的情况我没有写下去,你来信表示关心——想知道后面的审判情况,那我就先把它写下去。
      事情的发生本来是一个不幸,进一步的处理更凸现了日美两国巨大的文化差异。
      这两个国家都是私有制国家,但是从这一事件在两国的不同反应来看,他们的文化和对于“私人住所不受侵犯”的理解——距离是很大的。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所有的美国人都感到非常遗憾,但是如果你问其中的一个人——你估计这个案子会判出什么样的结果?大概都会说——估计被告会判无罪。这种估计,绝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死者是个外国人——陪审团会倾向于美国的被告。而是所有的美国人,根据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的生活经验,根据他们知道的曾经发生过的类似案件,他们很容易做出这样的估计。
      美国是一个非常强调保护个人隐私、私人财产和领地的国家。权利法案的第三条——即宪法第三修正案规定:“任何士兵,在和平时期,未得屋主的许可,不得居住民房;在战争时期,除非照法律规定行事,亦一概不得自行占住。”以及第四修正案的规定:“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物的安全,不受无理的搜查和扣押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合理的理由,以及宣誓和誓愿保证,并具体指明必须搜索的地点、必须拘捕的人、或必须扣压的物品,否则一概不得颁发搜捕状。”这两条,都是与上述的个人权利有关的。
      问题的关键——美国人对于这样的宪法条文的执行,是着实“令行禁止”的,他们对于私人财产的保护是绝对的。也许在同是私有制的日本,私有领地受到侵犯,是——你可以去法院告的,但是在美国,私人领地受到侵犯,则是——你有权开枪的!
      我们的朋友塞林娜听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抄家的,她几乎不相信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那时我们到美国时间还不长,我好奇地问她,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开枪打死他们。”我们早已知道,私人财产不受侵犯,是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但是当时听了塞琳娜的回答,我还是以为——这不过是她一句夸张了的情绪化戏言。时间长了,我们才知道:在这里,短短的几条宪法修正案绝非一纸空文。它是由整个国家的司法体系在保障,有无数判例在支持的。简单地说,凡是发生这样的情况,法律根据宪法是支持开枪的一方的,但是为了避免误伤,必须事前发出警告,如果在受到警告之后继续侵犯,主人就有权开枪——事后也不必承担后果。所以,美国很少有什么强闯、强占的案件。这种权利所形成的概念,已经成为美国人认为不言而喻的起码常识。
      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只要离开市中心,就有大片的私人拥有土地,从几英亩到几千英亩的都有。你千万不要用中国地主富农的概念来想象美国,这里私人拥有房地产的已超过百分之六十。而且不仅房子是私有的,土地也是绝对私有的。这种私有的概念也同样适用于房产或土地的租赁——一旦签定租约,支付了租金,在租约的有效期内,这块地方也就是承租者的私人领地了。房东如果事先没有通知,不得到承租者的许可,也是不许进入的。
      美国的土地拥有者很多是普通的平民。美国人一般没有建造围墙的习惯,我们初来时一直纳闷:那么大的地儿,怎么看护?怎么保障安全呢?后来发现,有一些,在隔一段距离的树上就有一张小纸片,写着:“警告——这是私人财产,不要进入。”而大多数的土地,甚至连这样的小纸片都没有。在美国人人都知道,除了公园,这里都是私人土地。除了故意的犯罪,谁也不会无事而擅自进去。罪犯要进去的话,他也必须顾忌说话算数的法律和土地主人手里的枪。
      塞琳娜生日的那天,我们就又长了见识:那天我们应邀去参加生日晚会,她告诉我们,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年轻人,今天在他们对面的一幢家里没人的房子周围转了好几圈。她丈夫打电话给警察,那两个人马上被逮捕了。我们奇怪地问:他们又没有破门而入,就转两圈算什么——警察是凭哪条抓人呢?她简单地回答:越界。因为尽管他们没有进入房子,但是他们已经进入了房子周围的私人土地。也就是说,已经侵犯了私人财产而犯法了。美国大量的美丽风景,很多都是属于私人的。我们刚来的时候,曾在一个幽静的地方发现一个如画的小湖。我情不自禁地就想走近去——被同行的朋友一把拉住,他笑着说,你还没走到湖边,警车可能已经接到报警电话赶来了。
      在美国历史上,不断发生未经许可闯入他人领地而被击毙的案件。现在此类的案件基本上都是撬窃之类的犯罪者,开枪者也都依法而无罪开释。在我们居住的城市,就发生过一个老太太在自己家里开枪打死一个匿入她家中的年轻人而被宣告无罪的。所以我们也是渐渐地才体会到,塞琳娜的话绝非一句玩笑。在美国,如果发生像中国文革期间的那种“抄家”——即未经许可进入私人领地侵犯私人财产,不要说动手抄家——刚进去就绝对会遇到枪的反抗。这是这里天经地义的基本法律常识。因此,你想想看,在美国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一起误伤事件,怎么可能判得让一个东方人感到满意呢?
      地方法院判下来,果然不出所有的美国人的预料:无罪开释。这尽管是美国人的意料之中,可是却大大地出乎所有日本人的意料。结果,在全日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签名抗议运动——险些就要引起两国的外交纠纷。克林顿接见了那日本留学生的父母,再三地向他们表示他本人对这一事件道义上的遗憾。但是,总统是无法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干预司法的。退一步说,即使克林顿有能力干预,他也不会那样去做。因为美国总统最顾忌的总是国内的原则和逻辑——国际影响相对来说是次一步的。
      此案后来又经过漫长的上诉,上诉法院最后确认被告的罪名是“使用****不当”——这是一个很轻的罪。但是这确实是大家都认为公正的判决。即使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人身上,最好的结果也只能如此了。
我想顺便于此再谈谈美国的私人土地问题。
      前面我提到过,这里不大会有什么强闯强占的民事纠纷,这大概和美国的历史也有关系。美国曾经是文明世界的一块新大陆,除了人口非常稀少的印地安人(他们也是在很久以前从欧亚大陆穿过白令海峡来到北美的),就是从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地过来的移民,他们是代表了各自的欧洲国家在那里抢地盘。不仅他们之间争夺领土的战事不断,平民之间的土地争端也是频频而起。你从很多美国西部电影中可以看到,美国的确是经历过一个“谁掏枪掏得快就是谁厉害”的野蛮时代。正是因为这方面的问题很多,所以也就很快产生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律。现在美国的邻里之间一般都能友好相处,因为地方上都有一个丈量公司。如果有关于土地的任何疑问,可以根据每个人手中都有的并在政府已经备案的地产图,丈量公司的技术员会依照现代测量技术,能够清楚地标划地界——自然没什么可争的。在地皮紧张的大城市,有非常严格的有关建房的法律细节规定,发生问题之后都可以在法庭上找得到相关的解决“条文”。这些话题似乎就扯得远了。
      但是美国的权利法案的起草人拟就的第三和第四修正案,其意义并不仅是确立土地的私有权和维护平民之间的地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更主要的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限制。它的目的不是把邻居挡在外面,而是要把警察挡在外面。宪法第三修正案的来由你一定也早就知道了——它是美国人因当初饱受英皇军队无理征占民房之苦,所以不会忘掉要写上去的一条。尽管这一修正案二百年来在法庭上应用的次数屈指可数。而宪法第四修正案,就像我前面提到的言论自由一样——它的严格执行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此,我想在下面,再向你介绍一个有关这条法案的著名案例。
      事情发生在1967年——这是美国民权运动蓬勃兴起,各种思潮搅得美国所有的年轻人都激动亢奋的年代。再加上由越战所带来的困惑,以及彻底解决种族隔离的民权法刚刚通过,整个美国社会都弥漫着一种骚动不安的气氛,而年轻人普遍的吸毒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案件一方的主角是一对夫妻——玛格丽特•麦克苏利和阿兰•麦克苏利。他们也都是为时代所裹挟——对各种思潮都有兴趣、有社会主义倾向,并且几乎是以民权运动为职业的年轻人。
      玛格丽特是南方人,出生在肯塔基州。她一直接受的是南方的传统教育,但是却对政治有些兴趣。她离开大学后就嫁了一个军人,有了两个儿子。后来随着丈夫的部队调防,举家搬到了首都华盛顿。当她的丈夫决定学医的时候,她在国会找到一个文秘类的工作,以便挣些钱支付丈夫的学费。但是很快地,她的婚姻和工作都起了变化——她离了婚,也厌倦了在国会的文秘工作,后来由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叫杜尔•皮尔森的华盛顿专栏作家。此人是当时美国报界比较出风头的记者之一。他的文章对政府官员的公私缺点都不放过,由于拥有广大的读者,他成了使一些人感到害怕的人物。尤其在国会,有一些议员见了他总是很头痛,可是又拿他没有什么办法。
      1962年,玛格利特成了皮尔森所雇请的四个秘书之一——那年她26岁。恰逢第一次婚姻结束,而她的社会和政治教育却从此真正开始了。皮尔森不仅是一个揭露丑闻的人,他还积极发起和参与一些运动。玛格利特受他的影响也加入了一些民权运动,当时这些运动已经使得美国社会动荡起来。她当时特别有兴趣的是帮助黑人的一个学生非暴力平权组织,她对他们充满同情。皮尔森同时也把她介绍进了华盛顿的上层圈子。她经常地参加他周围的社交活动,在那里她认识了不少国会议员——甚至于副总统。她不仅誊写皮尔森的私人文件,也誊写他的日记——很快她就成了这个近70岁的专栏作家的女朋友。她当时被他的权威所吸引,也很得意于自己从事的角色。两年以后,她跟着皮尔森参加了1964年的民主党大会,遇到许多活动于同一“运动”中的黑人——才发现他们的奢华社会与民权运动中的黑人平民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她第一次开始认真审视自己,以及自己在其中究竟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最后她自己决定离开而去了密西西比。1966年,她又回到华盛顿——只是这次她没有再去找皮尔森,而是另外找了一份工作。就在那时,她遇到了阿兰•麦克苏利。阿兰在华盛顿的郊区长大,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并且后来离了婚。他对政治同样一直很有兴趣,两人之间有不少共同语言,于是很快恋爱了。
      在后来工作中,他们觉得之前一直所实施的计划,往往都是安排白人去帮助贫穷的黑人。而实际上完全可以安排一些黑人去帮助他们,同时——也安排白人去帮助一些贫穷的白人。所以他们就离开了上层的城市工作,而转向阿巴拉其山脉。阿兰在那里找到一个“自愿者组织”里的职位——专门帮助、训练山区穷人的义务社会工作者。这个组织准备在肯塔基州的派克郡设立一个新的办公室,就把他给派去了。
      派克郡是肯塔基州最大的一个郡,几乎与罗德岛的面积相等。但当时它的人口只有八千,约一半多一点的人住在唯一的小城镇里,其余都散居在阿巴拉其的深山老林里。许多人都需要帮助,因为尽管这里矿产丰富,但是在60年代末期,仍有约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是文盲,约半数的家庭还属于穷人之列。然而,你觉着他们需要外界的帮助是一回事,而他们自己有没有这种意愿接受则又是另一回事。那些家庭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几乎两个世纪,很少有人出远门。他们似乎可以一直这样在如此封闭的环境里待下去,对于外界的一切他们都深深地感到疑虑、抵触和恐惧。
      阿兰和玛格丽特在1967年4月1日搬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从一位叫杰姆斯•康普顿的当地人那里租了一幢房子,并很快就结婚了。玛格丽特在南方联合教育基金会里找到一份工作,这是一个1938年就成立的民权组织,在那里她研究当地的煤矿工业发展对山区生活的影响。在此期间,他们曾经到著名的音乐城纳许维尔和一些大学去参加民权运动的会议。那里有激进的提倡“黑权”的黑人领袖的演讲,此后有些大学就发生了骚乱。为此他们很长时间中断了工作。回来以后,阿兰不仅对他的学生大发激进言论,还教他们如何组织农业工人,并谈论有关彻底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也不知是由于他过于激进,还是他的长期离职——不到一个月,阿兰就被“自愿者组织” 解雇了。
      接下来,阿兰就帮助玛格丽特的工作。但是这里始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那些进行民权运动的人认为一定要给予当地人的“帮助”,那些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贫穷的人们,是否就真的很乐于接受呢?今天在世界的其它地方,可能觉得美国似乎是一个历来都“超现代”的国家——其实,并不是如此。我前面说过,美国南方和北方的社会面貌是有一些差别的。既使在今天,你仍可以在南方找到一些非常保守的小城镇,更不用说三十年以前了。那些“新潮”和“前卫”的民权运动者们,他们的言行跟那些他们想要帮助的人格格不入,前者往往只注意到了自己“助人为乐”的一番好意,而根本没有想过——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是多么难以让对方所接受。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引起对方多大的误解、反感和憎恶。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似乎是跑来毁坏这里传统的道德、信念,以及安宁生活的家伙。
      玛格丽特几乎已经感到绝望了,她认为这是一场和贫穷的战斗。可刚开始在这里接触到一点皮毛,却眼看着就要败下阵来。她在南方长大,因此比阿兰更清楚他们与当地人间的隔阂有多大。后来她说,“我知道那些人并不希望我们在那里,也根本不想听我们说什么。我甚至担心过——就算阿兰没那么激进,他们都可能想在山里杀了我们。”当地人则对他们给那里宁静的生活有可能带来的破坏越来越担心——他们就建议房东把他们赶走。房东于是找了一个借口,要求他们夫妻搬家。他们夫妻在搬走之前,坚持要房东康普顿去查看一下那幢房子,以便确认在他们承租期间没有什么损坏。也正是这一看——就引出了一场大风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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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4 11:26:2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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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几乎已经搬空了,只剩下一些和他们的工作有关的东西。其中有不少左倾激进的书籍、小册子、照片、胶片盘、大量的信件等等。这些个东西和它造成的那种气氛——都是住在山里的康普顿从没有见到过的——可以说是把他吓了一跳。他立刻就打电话告诉了他的朋友,这个朋友是当地老百姓自己选的四年一期的“地方治安警察”。他在电话里说,这儿有个共产党的老窝——你们真的该来查一查。
      八月初,康普顿的“警察”朋友就叫他到地方法院开会。这位“治安警察”同时还打电话通知了两名地方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地方机构的一名官员。这种会议通常是讨论和解决地方的一些日常问题的。后来主持会议的是其中一个叫托马斯•雷特力夫的检察官。他在会议上提出要对麦克苏利夫妇“采取行动”。他要求联邦调查局地方机构的官员帮忙,但是被拒绝了。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知道这种行动没有法律依据。于是检察官只好自己翻出肯塔基州的法律,设法寻找对应的法律依据。结果,他们找出了半个世纪以前——在一次大战刚刚打完时,该州通过的一个修订法。里面有一条“颠覆罪”:如果定罪的话,可以判21年徒刑以及一万美元罚款。这个修订法从20 年代通过后,就再也没有人想到过要去改动它。他们就根据这样一个1920年通过的法律,开出了对阿兰的逮捕状和对他们家的搜查状。搜查范围写的是:“颠覆材料,或印刷机,或其它印刷和传布颠覆材料的机器。”
      此刻,麦克苏利夫妇刚刚搬了家。一屋子都是没打开的箱子和纸盒,书和纸遍地都是,还有他们与工作有关的书信。他们还习惯保存他们来往的信件和各种文字材料,这些东西记录了他们的生活。就在1967年8月11日的傍晚,一群“地方治安警察”包围了他们的家。当警察从四面包抄上来的时候,玛格丽特在厨房看到他们,她还以为他们在抓什么逃犯——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冲着他们来的。直到警察冲进门,向他们宣读搜捕状,检察官也进入到搜捕现场。这个名叫托马斯•雷特力夫的检察官以前与麦克苏利夫妇从未见过面,但是此后所发生的事情,却把他们拴在一起,至少奔波于五个法庭,打了整整十七年的官司。
      在对阿兰搜身之后,十几个人随即搜查了那间小屋子。他们从书架上拿下了每一本书,把抽屉里的东西都散倒在地上,甚至把床单从床垫上拉下来,又拖下床垫,到最后连床架子都拆开了……玛格丽特后来说,我都不知道他们干吗要这样做,但是他们居然走的时候就让床架子这么散着。麦克苏利夫妇被突然发生的事情惊得浑身颤栗。他们想过,只要熬过这个晚上,与外界取得联系,一切就可以过去了。但当有一个人对阿兰说——“我真想看你是怎么被吊死的”时候,他们才真的对阿兰人身安全的危险性害怕起来。玛格丽特立刻给当地的律师打了一个电话。这时警察又翻到一些有关玛格丽特的材料,当场就给她也开了一张逮捕状。这时搜查的性质也变了:一开始他们还对书进行挑拣,地上分放了他们认为有问题和没问题的两堆东西。但这个时候,雷特力夫看也不再看,只是用手指着各种东西让警察拿走。结果——两堆东西就都合成了一堆。里面包括他们的电话账单、水电费的账单、税单、作废的支票、书信、日记、笔记、结婚证书、,甚至于大学里的旧考卷,还另加上了他们全部的564本书——里面的作者包括毛泽东、切•格瓦拉、马克思、列宁,也有小说、诗歌和“训猫技巧”,甚至首都华盛顿的电话号码本。一帮警察最后从邻居那里借了一辆车,把麦克苏利夫妇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部装上了车。
      当晚,他们是在牢房里过的。要求阿兰的保释金是5千美元,玛格丽特的保释金是2千美元。他们立即和朋友联系以取得保释金。同时纽约的两名律师——威廉•肯斯特乐和摩顿•斯达威则把他夫妇俩列进了自己的救助对象名单。他们刚刚成立了一个宪法权利中心,专门对这样的案子给予法律帮助——只收很少的费用,甚至免费。
      这两名律师首先寻求的,就是请求上级法院宣布肯塔基州的这条法律违宪。因为在美国——宪法是最高法律,下面的众多法律均不得违宪,否则就会被宣布无效。
      当麦克苏利夫妇得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已经不再担心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却开始担心会不会把他们的朋友也拖进类似的麻烦之中。因为他们所有的文字记录都已被拿走,里面包括多年来他们参加各种激进活动和组织的情况。甚至有许多东西连他们自己都多年没有打开了。玛格丽特显然更为不安:她的日记和信件——包括情书都被拿走了。那里面有从前她和几个男人的私情记录,情书里当然也有那个专栏作家皮尔森的信。作为习惯于个人隐私权受到尊重的美国人,是根本无法想象这种东西居然会被没收的!但是,他们偏偏就碰到这样一群“土警察”——一时还真是有理讲不清。事后在法庭上,当法官向参加搜捕的“地方治安警察”问到宪法第四修正案和有关“搜捕”的法律知识,他们竟浑然不知。他们向来是被当地居民选出来,维护这个安静小地方的一般治安与撮合纠纷的。而这次他们的简单想法就是要给这俩讨厌的外乡人吃点苦头,却做梦也没有想过——因此而“闯入”了一个“国家级大案”之中。事实上——他们还和那个“颠覆法”一起,生活在半个世纪甚至更久以前。
      夫妇俩在牢里只待了一个星期,就收到了朋友们筹集的保释金而保释在外。一个月后,派克郡开庭。根据肯塔基州的州法律,以“颠覆罪”罪名对他们进行起诉。但是起诉后仅三天,美国地区法院的东部法庭就宣布:“很难想象,一个有能力的律师会认为这条州法律是符合宪法的。”地区法院写道:“(该法)违反第一修正案……因为它不恰当地禁止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它无法分辨提倡理念和提倡行动之间的区别……它把牢狱之灾强加在提倡非主流政治信念的人头上。”同时地区法院下令,永久地禁止肯塔基州的法律以“颠覆罪”起诉麦克苏利夫妇或其他任何人。
      到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由于当地见识狭隘的“土警察”自以为是的胡作非为而给他们带来的伤害已经可以彻底结束了。接下来,按照美国人的通常逻辑,——就是轮到他们夫妇考虑该怎么告那批地方官员和警察的问题了。因为在美国,绝对没有错了——就算了的事情。然而程序上,地区法庭却因为肯塔基州有可能对“颠覆罪”的合法性提出上诉,因此还不能马上就结案。既然没有结案,那些被原告作为证据的没收物品也就不能马上归还。于是法庭下令,让雷特力夫对所有的材料“安全保存”——“直到上诉或其它法律程序终结”。——麦克苏利夫妇发现他们面临的局面有点奇怪:他们重获自由,可是被抄去的财产却还被锁在别人手里。他们还一点没有想到,正是这样一个由于法律程序造成的“暂缓发还”,他们的个人权利和个人隐私被进一步严重侵犯的威胁还在后头——更糟糕的事情还没有开始呢!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谁都没有料到——天下就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就在他们被抄家的同一天,美国参议院正好通过一个150号决议。
      这个决议源于我前面提到过的六十年代社会动荡。下面几个数字应该可以说明这种动荡的严重程度:从1965至1968年中期,大约有166起大的城市骚乱,导致近200人死亡,近8000人受伤,以及1亿5千万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150号决议授权参议院成立一个“政府运作委员会”来调查骚乱,以今后从立法的角度,帮助维持美国社会的秩序和安定。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是一位叫麦克莱伦的参议员。他从1934年起就开始做参议员,可以说位高权重。因此他也一直是前面所提到的专栏作家皮尔森——也就是玛格丽特的前情人,在他的专栏里攻击的目标之一。于是,当有关麦克苏利夫妇的事情传到华盛顿的老圈子里——一场公报私仇的戏就借机开场了。
      首先是一名叫约翰•布立克的调查员被派到了派克郡。他与被法庭指定“安全保存”材料的检察官雷特力夫进行了一次交谈,在看了234张麦克苏利夫妇文件的照片后,回去汇报了他的发现。四天之后他又来了一次,这次他带走了所有这些资料的副本。——里面当然包括专栏作家皮尔森和玛格丽特的来往情书。麦克莱伦参议员调看了所有这些信件。然后,调查员布立克又奉命来到麦克苏利夫妇的家里,说是他们涉及委员会调查的纳许维尔会议有关的骚乱,并给他们送达每人一张到国会接受询问的传票。
      麦克苏利夫妇一开始以为,这个参议院运作委员会并不是对他们个人有什么兴趣,而只是想要拿到他们参加的那次会议的文件。他们却压根儿没想到——不要说那些会议文件,就连他们全部最私密的个人记录,也被参议院弄走了。由于他们被蒙在鼓里,所以他们还在尽一切努力,以不让华盛顿取得他们的材料。为此他们通过律师代理向地区法庭提出申请,要求他们的任何文件都不要交给华盛顿,而是直接发还给他们。法院同意为此举行一次听证会,然后再作决定。
      鉴于他们被起诉的“颠覆罪”的那条州法律已被法庭宣布为违宪,与该案有关的材料理应是归还他们的,“暂缓发回”只是法律程序所造成的时间问题。所以麦克苏利夫妇对这次能够抵挡参议院,就有充分的信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纽约时报》以“参议院获得激进者文件”为题,报道了他们的材料已经被拿走的事实。既使此时,他们仍然以为是报纸搞错了。但是,心里已经不那么踏实了。所以,在地区法庭的听证会之前,阿兰在根据法庭要求确认对方律师写的“事实陈述”时,特别注意到——里面并没有提到华盛顿到底是否已经得到了材料。于是他和律师一起回到对方面前,要求他们回答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是的,一部分文件他们已经拿到了。麦克苏利夫妇就差没昏过去了。一方面,他们的文件里有他们几年来建立的激进组织的地址名单;另一方面,玛格丽特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她个人的私生活居然又一次被暴露在别人面前。——在美国人的概念里,这确实是对一个个人难以想象的侵犯。
      地区法院听证之后,驳回了他们要求归还文件的要求,并且命令他们遵从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发出的传票。一个月以后,这个案子再上诉到美国上诉法院。上诉法院判定,既然当初地区法院对这些文件“安全保存”的命令,原因是肯塔基州有可能对“颠覆罪”的合法性进行上诉,该案没有结案。那么,现在上诉时限已过,理应结案并且发回文件。但是对于他们收到的传票,涉及另一个案子的调查,上诉法院认为参议院运作委员会有权要求执行。
      于是,在他们的财产被搜走一年多以后,麦克苏利夫妇从两间牢房里取回了他们的东西。当然,被华盛顿的调查员布立克带走的文件副本——也在法庭命令的归还之列。调查员布立克在归还的时候,要求阿兰一定要按清单把所有的文件阅读、核对一遍,以确保没有差错。在这些文件里,包括玛格丽特一直担心的那本日记。阿兰也是第一次看到妻子的这些东西,里面有她和专栏作家皮尔森关系的细节,还有大量的情书。甚至在这些信件中,他发现自己的一个朋友写给她的情书,这是发生在阿兰和玛格丽特相遇之前很久的事情,她自然并不想让他知道。可以想象阿兰在阅读中感到的震惊和眩晕!但另一方面,他发现参议院借口“调查骚乱”拿走的居然是这种“文件”,而感到愤怒不已!他当场质问调查员布立克,这就是你拿到华盛顿去的东西吗?布立克并没有回答。当布立克把全部文件交给他的时候,脸上居然还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笑容——阿兰真是恨不得给他一拳。他无法想象:参议院的老家伙怎么能传看一个女人的隐私书信?!——对于美国人,这几乎跟轮奸一样不可饶恕。
      回到家后,他们将各自的文件分开。最后,还是决定都烧了。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再同以前一样,他们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将一生都难以恢复!
      但是在美国,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就这么了结作罢的。
      麦克苏利夫妇感到,肯塔基地方官员和参议院的运作委员会,对他们私人文件的处理蛮横无理——他们成了参议员麦克莱伦和专栏作家皮尔森之间私仇宿怨的牺牲品。他们当然知道皮尔森经常在他的专栏里攻击参议员麦克莱伦;同时也得知,参议员麦克莱伦在他们的数百文件中,偏偏把皮尔森的情书调去查看。——他们的律师坚信参议院的做法侵犯了他们的宪法权利。于是,他们决定向法院提请民事诉讼:要求参议院运作委员会的成员赔偿他们的精神伤害。同时,他们向该委员会宣布:他们将抵制国会参议院的传票。结果参议院就将夫妇俩告到法庭,他们因为“藐视国会罪”被分别判了一年和三个月的徒刑。
      他们又一次来到上诉法庭上诉。声称他们之所以藐视国会,是因为他们的传票是建立在非法搜查的基础上的。根据宪法第四修正案,最高法院早就解释了“排斥原则”。这个原则认定:任何非法搜查的取得证据都不能用于审理过程,任何在这个基础上的定罪都必须撤销。
      在我第一次看到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时候——老实说——我真的看不出它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因为我想,不就是说搜查逮捕必须要有搜捕状吗?联邦政府或是什么地方政府假如真的要找什么人的碴儿——还怕开不出一张搜捕状?对麦克苏利夫妇的搜捕不就是“名状俱全”的么?我在前面曾经说过: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严格执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法院在处理这一类案件的时候,是相当谨慎的。否则的话,这一条很容易成为虚设的条文。
      在世界历史上,这种情况真是太普遍了。英国就曾经给它的警察们广发“通用搜捕状”,使得女皇的部下们可以随时地冲进任何私人领地搜寻“走私货”。这种臭名昭著的滥用搜捕状,在英国引起过公众的极大谴责。因此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对这种“通用搜捕状”有了很大的限制。只有在一个领域里还用,就是对所谓的“颠覆罪”。
      在北美大陆还是英国统治的时候,抗税的风潮一起,这种“通用搜捕状”立即就在北美大陆复活了。英国国会授权的这种“搜捕状”,可以让警察、治安人员等,在北美洲他们所统治的地区,对所有的“房子、仓库、商店、地窖、船只、包裹、箱子、盒子、桶和任何行李,进行打开搜查”,以寻找没有按贸易法交税的货物。
      因此在1761年,还远在美国独立之前,波士顿的商会就向法院投诉并且提出:一张搜捕状应该只有在发给特定警官,规定搜查特定房子里的特定东西时,才是有效的。如果象“通用搜捕状”这样,把任意搜捕的权力交给政府的任何人员,等于是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都被捏在任意一个小警察的手里,而这种包括隐私权在内的权利,是应该留给老百姓的。他们的代表有一段著名的话,“一个人的房子就象是他的城堡,当他安安静静地待在里头的时候,他就应该安全得象一个城堡里的王子。如果通用搜捕状应该算合法的话,这种个人的特权就被彻底毁灭了。”
      美国成立之前, 波士顿法庭上商人代表的长达5个小时谴责“通用搜捕状”的发言,不仅成为此后的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基础,也成为15年后美国独立的先声。这也是美国人对于搜捕状特别敏感,对于个人隐私、私人财产特别珍重的历史原因。
      执行宪法第四修正案时,美国法院认为,最起码要确定:搜查特定的“地点、对象、物品”,是否有“合理的理由”。而且,作出决定的人必须是“处于中间地位的——独立的行政官”,而不能是与该案有牵扯的警官。
      因此,美国上诉法院对麦克苏利夫妇这个案子中看上去“合法”的搜捕状,又进行了仔细的分析。搜捕状的发出是基于房东的儿子小康普顿的誓言,他发誓说,他父亲“在上述地点肯定看到了确定的颠覆材料”。上诉法院首先否定了这份宣誓作为搜捕状基础的合理性,原因是看不出宣誓人和这个调查有什么关系,他的誓言内容并不是他的亲眼所见,而是道听途说,更何况,誓言里只提到“颠覆材料”,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就算肯塔基州的那条“颠覆法”在当时是有效的,誓言里也看不出有任何具体材料是违反了这条法律的。接下来上诉法庭又指出,搜捕状指示警察搜查“颠覆材料、或印刷机、或其它印刷和传布颠覆材料的机器”,却没有对所要搜的材料作更精确描述。如果所谓的“颠覆材料”是一篇文章,至少该有明确的名称、内容。没有对搜查对象作精确描述,这也是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在法庭作证时,当初参与搜查的警察对有关宪法权利的了解——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已经是一个执法人员了。可见,两个世纪以前波士顿商人代表的警告,即使在现在看来也并不过时。
      美国上诉法院认为:麦克苏利夫妇的家遭到搜查一案,是非常典型的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违法搜查案例。所以参议院所开出的传票是建立在违法搜查的基础之上——因此传票无效。麦克苏利夫妇由于拒绝服从参议院传票而被判的“藐视国会罪”,也因此而被推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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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4 11:39:15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在美国,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案子以胜诉终结,就是意味着另一个案子的开始。所不同的是,在接下来的诉案里,前面的被告将会以原告的身份出现,而前一个案子里的全部原告——一个都跑不掉——通通都会成为被告。
      这个在美国众所周知的“规律”,非常有效地防止了美国政府公职人员对平民的迫害。因为他们必须有所顾忌,一不当心的话——就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这类案子一般是不大会这样发生的。我下面会进一步向你解释,为什么这个案子会这样——因为这里恰恰有一种双重巧合。
      接下来,就是麦克苏利夫妇对他们所受到的伤害要求赔偿的民事诉讼。参议院立即要求撤销这个诉讼——因为在美国宪法中规定:国会议员有一定的豁免权,尤其是他们在国会中的行为。比如两院议员在议院内所发表的演说及辩论,在其它场合不受质询。这是为了保护立法机构的独立和完整,也是为了使立法机构的成员不因为他们的立法行为而受到官司的干扰。
      整个华盛顿地区的美国上诉法庭的十名法官,一起听了参议院对于他们的豁免权的争辩。最后一致同意:如果那些文件没有被扩散到国会之外,参议员可以受豁免权的保护。 同时法官也一致同意,不管这些文件是怎么成为参议员和他们的职员的“占有物”,只要这是他们立法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在国会怎么对待这些文件,都还是受豁免权的保护。所以牵涉到的几个调查委员会成员和议员,他们调看到达国会以后的文件等行为,都完全在宪法对国会议员的豁免权的保护之下。
      但是,根据第四修正案还是抓住了调查员布立克检查和获取这些文件的行为。这些行为发生在调查现场而不是在国会之内,并没有绝对的豁免权。问题是,他的这些行为算不算在第四修正案所涉及的“搜查和没收”的范围内。对于这一点,法官的表决以5比5打了个平局。在联邦法院发生这种情况,就被认为是确认低一级法院的意见。在这个案子里,低一级法院竭力强调布立克的行为完全就是一种“搜查和没收”,至少不能撤销起诉。
      至于作为地方检察官的雷特力夫,他自知得不到只有国会议员才能享受的豁免权。他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对于地方官员,他的行为如果是有明确的法令和宪法权利可依,那么也可以免予被追究。但是在这个案子中,法庭认为,检察官雷特力夫应该知道搜捕状依据不足,同时他也应该知道,法庭命令他“安全保存”文件,他就不应该再把文件交给参议院。这样,检察官雷特力夫就必须要受到起诉。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麦克苏利夫妇所不幸遇到的双重巧合。一方面,是待在相对蒙昧的封闭山区的一个地方小检察官。另一方面,则是拥有国会议员豁免权的参议员。实际上还有一点不可忽略的背景因素,就是美国当时的国内骚乱。这种动荡的局面使得美国上下很多人在认识上都产生混乱,不知道应该如何寻找和确定形成这些骚乱的后果承担者,也不知应该如何看待民权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不知是否可以把他们看作一种潜在的“危险”,甚至“反美国的危险罪行”的调查对象。没有这种背景,这个案件也是很难发生的。在这个案子中,检察官雷特力夫是根本上的认知混乱,而参议员麦克莱伦,应该说是有意识地在利用这种背景和手中的职权而泄私愤。
      但是我还必须提到的是——尽管如此,参议员麦克莱伦还是不敢肆意妄为。可以看得出,他走出一步的时候,还是得三思而行:他拿到这些文件之后曾经下令,把这些文件都锁在调查员布立克的私人档案柜里。那些玛格丽特和专栏作家皮尔森的情书他是拿去看了,不过他又把这些信密封在一个信封里——除了规定的少数几个人,其余人都不得打开。尽管是在动荡的年代,美国毕竟还是宪法精神根深蒂固的法制国家。麦克苏利夫妇担心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一个激进组织和个人由于他们的文件而遇到迫害或麻烦,就连专栏作家皮尔森,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至于参议员麦克莱伦,只能心虚地沉默。他知道这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调查行为,他的行为是经不起推敲的。他知道,他可以因为豁免权逃脱法律的惩罚,但是只要这件事情闹大,他躲不过专对议员设置的“道德委员会” 的追查。而且,在美国越是象他这样的“公众人物”,越是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角落。只要事情彻底一公开,这种侵犯公民隐私的事情在美国绝对会引起公众的愤怒,这样,他在选民们心中的形象就完了——换句话说,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所以在拿到这些文件之前,他也许抵挡不住自己心里想去做什么样一件事情的诱惑,但是当他拿到手之后,他不可能不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原来是捧着一个“烫手的烤白薯”。
      麦克苏利夫妇坚信,这个参议员就是想借此对专栏作家皮尔森进行报复。但是他们的律师却认为,参议员麦克莱伦只是无法抑制自己对于一个宿敌的阴暗面的好奇心。正因为皮尔森在他的专栏里,从不放过包括麦克莱伦在内的议员们的私人弱点,所以他也就是忍不住要拿来看看,然后骂一句——你自己算什么东西?这里,如果假设麦克苏利夫妇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假设参议员麦克莱伦确实是存心报复,那么你也可以看到:在美国的制度下,他在三思之后的结果,只能是放弃这个“报复计划”,因为他本人也在各种制约和监督之下;而如果作另一种假设——律师的估计是对的,同样你也看到了,即使只是“好奇心”,只要它超越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侵犯了另一个公民的宪法权利,就很难避免被追究。
      在已经发生的这个案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制度的设计在无形中悄悄地起作用。那就是——美国政府公职人员的个人素质或品质是可能出现问题的——由这类问题所造成使得平民权利受到侵犯的偏差,在美国也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但是这种偏差是被约在一定的范围内的,不会泛滥成为一场大的灾难,更不可能株连一大片——揪出许多的“阴谋小集团”。也就是说,在整个宪法和制度之下,美国民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还是受到保障的。同时已经发生的问题,也由于这个制度的运作而能够得到纠正,老百姓最终还是不怕找不到讲理的地方。
      经历了漫漫长途,此案民事诉讼的开庭判决是在1982年——已经是事件发生的15年之后了。其时阿兰和玛格丽特已经离婚,现在只是因为这个案子,他们重新坐在一起,他们的律师还是15年前的摩顿•斯达威。专栏作家皮尔森已经在几年前去世,参议员麦克莱伦以及调查员布利克也已去世,因此由司法部来代表这些参议院的被告,地方检察官雷特力夫是整个法庭里唯一活着的被告。在作证时他除了为自己辩护之外,依然滔滔不绝地谈到他对于麦克苏利夫妇的反感,尤其是对玛格丽特的厌恶,甚至当庭大谈她的日记中的隐私细节,希望陪审团能够理解——他的做法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似乎还是不能明白:作为一个个人,你有权厌恶另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作为一个执法人员,这不能成为你利用手中的职权侵犯他人宪法权利的理由。
      陪审团宣布:认定被告的罪名成立,并且判决对麦克苏利夫妇精神伤害的赔偿:雷特力夫——160万美元;参议员麦克莱伦——20万美元;布立克——10万5千美元;另一名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被告爱德勒曼——8万4千美元。
      对于这个判决,司法部立即代表参议院的被告,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理由还是国会议员的豁免权。上诉法庭最终同意了这几名参议院被告的豁免,但是认定调查员布立克的行为——例如以不适当的态度归还玛格丽特的日记私信等,仍然是符合定罪条件的。所以调查员布立克的赔款不能被豁免。至于检察官雷特力夫,最后与麦克苏利达成了庭外和解,他们没有公开这一“私了”的赔偿数字。但是,根据麦克苏利的律师所说,他们所得到的赔偿——“已经足以改变他们的生活了。”
      有关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讨论,200多年来一直没有中断。根据发生的不同案例的不同情况,讨论也一步步地深入。总的趋势是对美国警察的限制越来越严格。除了紧急追捕之中,严格限制的“搜捕状”是绝对的必要条件。搜查是否有“合理的理由”,也会受到严格的检验。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又作出一项裁决:裁定警察在持有搜捕状进入民宅执行任务前,通常必须先敲门及表明身份,并且认定司法官员是否表明身份——属于搜索作业合理性的一部分。只有在可能发生暴力冲突,及罪证可能被毁灭的情况下,警察才可能对不表明身份的搜查做法为自己作辩护。但是这种辩护是否成立,还是要由法庭作出判断。
      在美国与此有关的问题是很难含含糊糊过去的,老百姓也非常敏感,政府部门更是唯恐捅出什么乱子来而不好交代。最近,又有一个轰动全国的案子搞得联邦调查局非常头痛:在美国的爱荷达州有一个叫郎迪•威夫的白人分离主义者,他住在一个十分偏僻冷落的地方。他不仅观点十分激进,还做过违法的****交易——比如私卖截短了枪管以后的长枪,结果成为联邦调查局关注的对象。在得到证据之后,先是从法庭开了传票,要他到法庭为他非法出售****的行为自己作答辩。他却置之不理。1992 年8月的一天,联邦调查局的警官带了写着他名字的搜捕状准备去逮捕他,结果他又拒捕——不准他们进入。
      后来在对峙了很长时间后,就发生了枪战。最后造成一名联邦探员和威夫的妻子及14岁的儿子在混战中死亡。为此,在全美国引起很大轰动。事情一发生,联邦调查局就知道这下可糟了——没办法向美国的民众交代。因为不论他们怎么解释,都无法证明他们拿了一张对威夫的搜捕证,却打死了他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儿子——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尽管威夫确实开枪拒捕,尽管他还打死了一名联邦探员,甚至还有说他儿子也参与抵抗,或者还有说可能妇幼是在混乱中被威夫自己的子弹误杀的。但是在美国人的概念里,这场发生在一个美国公民私人住宅之中的悲剧,联邦调查局无论如何也推脱不掉责任的。
      保守派“谈论节目”名嘴——戈登•利迪,愤怒得几乎隔三岔五就要提到这事,把联邦调查局的人称作是拿着“杀人许可证”跑到平民家里行凶的恶棍。甚至告诫听众:如果有联邦调查局的人到你的家里来,一定要对着他们的头部或胯下开枪——因为这两个部位防弹背心也掩护不住。尽管这些言论听来过激,但是,至少反映了相当数量美国民众对联邦调查局的愤怒情绪。我问过我的有着自由派社会主义倾向的朋友杉尼加,他说联邦调查局的做法“非常非常坏!”这之后包括举行国会听证,调查进行了三年。这些听证都是公开的,自然给联邦调查局带来极大的压力,导致5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其中包括一名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遭到停职。调查主要追究的就是政府方面的责任。至今,具体细节还未调查清楚。但是,政府已经付给威夫的一家310万美元的赔款。
      从这些事件里,你也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对于处理一个个人的时候,它必须非常非常之小心!这是因为,第一,政府无法隐瞒任何事情;第二,一旦出了错——哪怕十年二十年——总有不定什么的民权机构会在人力、物力、法律等各方面,支持一个哪怕是身无分文的普通公民和政府打官司,不获胜诉绝不会罢休!整个社会也会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因此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不是仅仅依靠权利法案的条文,它还必须依靠健全独立的司法制度、健康的社会机制,以及较高觉悟的社会民众团体。而且,这个社会必须普遍有起码的正义感和公民良知。
      我来到这里以后,最觉得吃惊的一点——就是这里在发生一个民权案例的时候,各种民权机构以及许多平民都会抛开对当事人个人作为的好恶,抛开对他的信念、言论、行为的好恶,去支持这个当事人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这个时候,他们看上去象是在携手共同守护一个防洪中的提坝!
      随着历史的发展,第四修正案的内涵也在引申。这一法案的核心,在于强调禁止“不合理的搜捕”。对于“搜捕”二字的理解,随着不同时代就产生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对一个人搜身算“搜查”。那么,在你的身体上取血样、尿样——算不算“搜查”?在你的电话上进行窃听——算不算侵犯了你的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
      早在1928年,美国最高法院就以下面这段话回答了这样的问题:
      “宪法的制定者认为:一个安全的环境有利于寻求幸福的生活。他们认识到一个人的精神、感觉和智慧的意义。他们知道,人类生活的痛苦、欢乐和满足只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物质。因此,他们所寻求的是保护美国人的信念、思想、感情和感觉。作为对政府的限制,他们授予一些权利和这些权利的大多数内涵一个独立的地位,正是这些权利对于一个公民是最有价值的。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政府对于个人隐私的任何一个不公正指令,不管采用的是什么方法,都必须被认定是对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违背。”
      半个世纪以后,美国最高法院更严格定义:只要是政府人员对一个个人“隐私的合理期望”进行干扰,都必须受到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限制。对于“不合理搜捕” 限制的范围因此被大大扩展了,所有的个人隐私都被涵盖到于“第四修正案”的保护伞下。
      这封信够长的了,下次再写吧。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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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4 21:43:5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8119 于 2010-8-4 21:45 编辑

第十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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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今天在这里,按美国人的说法——真是一个“大日子”!夜已深了,我还始终无法平静下来,就决定给你继续写信。
      今天并不是法定的节日,但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整个美国,绝大多数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精神上的冲击——今天是前美国橄榄球球星辛普森的宣判日。
      我还不知道国内媒体对美国这个发生在一年前的谋杀案有什么样的报道。但是我想,不管你对于这个案子有怎样的了解,我都必须在这里好好写一写它。等你读完之后,你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天天都有谋杀案发生的这个世界上,我独独要特别向你介绍这个谋杀案。
      我自己都感到惊奇:怎么就在我们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发生兴趣的时候,居然就发生了这么件案子!
      我还是从头讲起吧。
      去年六月,在洛杉矶的高级住宅区发生了一桩重大谋杀案。死者为一名三十多岁的女人和一名二十多岁的男性年轻人——都是白人。事情一发生就十分轰动,因为两名死者之一,是这幢房子的女主人——名人辛普森的前妻。辛普森是一名黑人球星,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他已经从球场上退役了。退役之后他还拍过一些电影,所以也可以算是一名影星。那时候我们既没有看过他打球,也没有看过他的电影,可以说是在美国少有的“辛普森盲”。我们也是在此案发生之后,才“补上这一课”的。
      在这里,还不得不稍微谈一谈美国人的运动。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球迷。他们迷的项目并不多,主要就是称为美式足球的橄榄球、棒球和篮球。说实话,刚从东方来到这里,觉得橄榄球实在是野蛮人的运动,尤其是看到几十个人扑在一个球上,在地上滚作一团的时候——真想不通美国人怎么会喜欢如此愚蠢的游戏。直到后来亲眼看到了运动场上的橄榄球,才体会到那种特有的激动和刺激,也开始学会欣赏它的运动技巧。必须说明的是——美国人的“运动观”好象跟中国完全不同,这里一般的老百姓很少关心美国在世界运动会上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或拿到了什么金牌,也从来没有类似“冲出美洲,走向世界”这样的口号。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情,莫过于自己所住的城市或是州的运动队在全国联赛上的成绩。出类拔萃的球星在人们的眼里,活脱脱就是一个“美国英雄”。所以当辛普森案判决出来之后,我们的朋友迈克再三向我们说明:你们要知道,他在大家眼里,是一个“美国英雄”,而且,他以前给人们的印象始终是一个善良的好人。
      可是案件轰动的原因还不在于被谋杀者之一是他的前妻,而是不久之后洛杉矶警察局宣布他为杀人嫌疑犯。此案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一开始轰动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象一般美国人那么激动。因为我们毕竟没有他们那么深的“辛普森情结”。但是,这个案件还是吸引了我们注意。一方面,我们不可能不受到周围朋友的情绪感染;另一方面,这个案子几乎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戏剧性——你就是找个编剧刻意去编,大概也不过如此了。
      案发是在夜晚十点半左右,被害的女主人妮可•辛普森的邻居听到一只狗非常悲哀的吼叫声。然后,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一名散步的人发现一条狗,爪上带有血迹,十分固执地要领他去什么地方。他就跟随而去,最后在妮可家铁门内的花园甬道上,发现了被害者的尸体和满地的鲜血。他于是报警——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吸引我们注意的另一个原因,是被害的另一个年轻人。他在附近的一个餐馆当侍者,妮可当晚曾在那家餐馆吃饭,却把眼镜遗忘在餐桌上。这个叫高德曼的年轻人是接到妮可的电话而特意去给她送眼镜的,照后来大家公认的说法,“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不论这个凶杀案是何起因,是何人所为,高德曼都是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冤魂。照片上的高德曼看上去很年轻,很单纯。
      辛普森的住宅也在附近。案发之后,当警察试图找他通知案情时,发现他已经按他原来的计划去了芝加哥。最后警察设法查到他住的旅馆,电话向他通报了案情,并要他赶快回来。就在短短的几天后,警察宣布有足够的证据将辛普森列为杀人嫌疑犯。我想,洛杉矶警察局到底还是顾及辛普森的声望——并没有马上将他逮捕归案,而是答应他参加前妻的葬礼,之后限时让他自己前去投案。警察局的这一例外的宽容,又使该案平添一个戏剧化的情节。
      辛普森本人一直否认有罪。他一再宣称他爱他的前妻,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在葬礼上,人们通过电视揣度着他的表情,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问题是葬礼之后他并没有去投案,一时间连警察也搞不清他去了那里。到时限一过——只得宣布他为重大通缉犯。但是很快地,高速公路上就发现了他的白色福特重型车。由他的朋友驾车,他则坐在后座。警车追上去,他们也不停车,但似乎也无意逃跑,只是不紧不慢地一直开着。在那个时间,我也是很偶然地打开电视机,正好就撞上追踪的现场直播——天上是直升飞机,公路上是整整齐齐的一排警车跟在他的白色福特车后面,出现了一番奇特的洋洋大观的追捕景象。由于车速很慢,并不显得紧张——倒显得有点滑稽。电视台还同时播放一些心理学家对事情延续的分析:说他有可能自杀;有可能持枪;有可能最后开枪拒捕等等。——整整几个小时,全美国都在“跟踪追看”。我想,福特汽车公司肯定做梦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免费广告机会。最后,这辆车下了高速公路,直奔他的家里。当然那里也已经遍候警察。门外也聚集了无数兴奋地看热闹的人群,很多都是他的球迷,不少人还喊着他的名字并表示相信他的无辜。对于唯恐天下不乱等着看一场好戏的人来说,这场追踪的结果十分平淡。预测的那些危险的可能性结果都没有发生。经他的好友下车与警察几番交涉之后,他被允许进屋,喝了一杯桔子汁——就束手归案了。对于洛杉矶警察局来说,他们总算松下一口气来。因为由于他们对于名人的网开一面而造成的这场意外追踪,已经使他们感受了很大的压力。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对该案还是漫不经心。因为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警察在案发的当晚就在辛普森的家里发现有一系列的物证,再说辛普森和妮可分居后,前者始终无法释怀,与前妻屡有冲突的记录。用我们所习惯的语言来说,这叫:杀人动机明确,证据确凿。我实在看不出辛普森还有什么戏。既然如此,接下来的事情也就是过过堂,判决定罪拉倒了。尽管事情是发生在名人身上,但是,看上去仍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凶杀案。可是——谁知道,好戏还没有开场呢。
      在辛普森从芝加哥回来的一个小时里,当时警察局还没有宣布辛普森为嫌疑犯,他就已经给美国最著名的律师之一夏皮罗通了电话,聘请他作为他的律师,并且马上就组建了此后名满全美的“梦幻律师团”。找律师——这是美国人遇到预期可能出现的麻烦时,作出的几乎是条件反射一样的反应。这是美国的特点。美国经过漫长的以法治国的年月,法律的“品种”已经非常齐全,大到宪法,小到专业法规和规定生活中种种细节的法——样样俱全。国家有联邦法,州有州法,郡有郡法。一方面,一个人在美国遇到的任何问题麻烦,几乎都可以归到某一条或几条法律条文中去解决——法律成为美国生活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个普通人在没有律师的帮助下,已经不可能搞清楚所有的这些法律上的所有方面。于是,社会上庞大的律师队伍自然应运而生。
      对于律师,美国人真是又恨又爱。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因车祸受伤,痊愈后留有后遗症,所以就打官司寻求赔偿。经济上他属于穷人之列,日子当然过得还是挺好,但是没有很多的富余钱。每一次收到律师的账单——他都愤愤不平——总是跟我们说,“一次电话咨询居然要了我80元”、“谈一次话竟然要50元”……虽然这些账单是讲好事成之后再付的。然而他不但离不开律师,而且很清楚律师会帮他的大忙——因为律师完全有把握替他争取到至少十万美元的赔偿。如果没有通晓法律条文的律师的帮助,他可能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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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4 21:54:1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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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关于律师的漫画、笑话很多。有这么一个:说是在法学院一年级的课堂上,老师问——律师的责任是什么?全体学生都回答——为主持正义;到了二年级,以这个答案作答的学生已经大大减少;到了毕业班上,当老师问出同一问题而只有一个学生回答为主持正义的时候,引起了全班的哄堂大笑。——这个笑话的取意是非常直观的。律师的收入非常高,总是让人感到心里不平衡,对律师钱一义二的指责很多。当然,律师和其他职业一样,也有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但是,究竟什么是律师的职业道德?律师在整个司法制度中究竟该起什么作用?律师的责任到底是什么?——这是我在经历了辛普森审判之后,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象夏皮罗这样的名律师,确实只有辛普森这样的名人才请得起。在美国,最能够迅速致富的就是“明星”了,但是谁也不会嫉妒。因为明星都得有点招数的,尤其是球星,绝不是光靠运气就能当上的。接着,辛普森又请了另一名黑人名律师卡可伦。很快地,他的律师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小小的律师团——拥有全美国最优秀的几十名高级律师。同时,由地方女检察官克拉克、黑人检察官达顿为首的一个检方律师团也组建起来了。这两个律师团,一个代表被告,一个代表原告——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性质上的差别呢?通过辛普森案,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在美国,检方和辩方是完全平等对抗的两个团队。美国的法庭和运动场没有什么区别,检方和辩方就像两支均势力敌的运动队。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不论嫌疑犯被控的罪行有多么严重,不论检方手中掌握的证据看上去是多么的有力,在他被宣判有罪之前,都必须假设他是无罪的。“无罪假定”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是极为重要的一条。正是这一条,决定了检方和辩方从道义上的平等地位。正因为在宣判之前,假定被告是无罪的,律师也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如果没有这一条,被告律师一出场就矮三分,就根本谈不上“公平”二字,被告也就很有可能轻易沦为“待宰的羔羊”了。
      所以,在被告不认罪的情况下,检方的责任是陈列证据,证明控告罪行可以站得住脚,以期确认真正的罪犯。而作为辩方,则是竭力对检方的证据提出疑点,甚至于推翻检方的证据,以期维护被告有可能被冤枉的清白。因此,在道义上,双方丝毫没有贵贱高下之分。检方即使手中掌握确凿证据,你所能做的,只是摆出证据让证据说话,而不能有哪怕是些微的表示——以暗示双方有道义上的差异。如果检察官有任何抬高自己在道义上地位的迹象——比如说,宣称自己是伸张正义,而暗示辩护律师是为罪犯开脱等,都是违反了“公平游戏”的原则,是法庭上严重犯规的行为。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非常彻底的司法独立。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案件,美国政府无权干预任何一个审理过程。所以,首先是双方都没有来自上方的压力。其次,法庭上对抗双方在道义上的完全平等,确立了他们在法庭上公平抗衡的前提。如果双方都力量很强,唇枪舌战,逻辑推理,巧妙调动证人,就会成为一场非常有看头的智力角逐。也难怪美国有许多电影故事片的大段场景都是在法庭上。
      在美国法庭这个“运动场”上吹哨子的裁判——就是法官。他所起的全部作用就是维持秩序,也就是当控辩双方在对抗的时候,维护“游戏规则”。双方的证据是否可以呈堂、提出的证人是否可以出庭、向证人的提问是否失当、在法庭上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在有一方犯规的时候叫停等等,这些都是法官的责任。但是,在案子里真正最终决定输赢结果的——却不是法官。在审判中,法官就像个球场上辛辛苦苦监视双方是否犯规的裁判。而且在整个审理过程中,他确实在不断地吹哨叫停。跟运动场上的裁判一样:他的水平一是体现在对于游戏规则的熟悉掌握,还有就是对抗衡的双方“吹哨吹得公正与否”。他的水平绝不是体现在给被告定罪时能够明察秋毫。在案子中,美国法官并不是拍断生死的“青天大老爷”——断案根本就不是他的事儿,他也压根儿就没那份权力。
      那么,最终到底是谁在掌握被告的生杀大权呢?是最最普通的美国平头大百姓——即陪审团。电影《十二怒汉》描述的就是陪审团断案的一个情节。
      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即权利法案,其第五条、第六条和第七条都有涉及陪审团制度的内容。它的第五条是这样规定的:“非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人民不应受判被处死罪或会因重罪而被剥夺部分公权之审判;惟于战争或社会动乱时期中,正在服役的陆海军或民兵中发生的案件——不在此例;人民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置于危急生命或身体之处境;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不得不经过适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人民私有产业,如无合理赔偿,不得被征为公用。”
      宪法修正案的第六条如下:“在所有刑事案中,被告人应有权提出下列要求:要求由罪案发生地之州及区的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及公开之审判,并由法律确定其应属何区;要求获悉被控的罪名和理由;要求与原告的证人对质;要求以强制手段促使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并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
      第七条是这样的:“在引用习惯法的诉讼中,其争执所涉及价值超过二十元,则当事人有权要求陪审团审判;任何业经陪审团审判之事实,除依照习惯法之规定外,不得在合众国任何法院中重审。”
      其实,你我都早就听说过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但是只有在到了美国之后,在了解了陪审团制度的种种细则规定,并且看了陪审团判案,尤其是看了辛普森案件这样惊心动魄的大案审判之后,我才真正理解陪审团“是什么”及当初设立它的“为什么”。
      从上面的宪法修正案中你已经看到:一般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只要你提出要求,都可以选择由陪审团审理。而重大案件,尤其是有可能导致死刑的案件,则必须通过陪审团审理。
      那么,选择确定陪审团人员有什么标准呢?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只要是案发地法院的管区之内,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美国公民,都可以当陪审员。——但实际上远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与案子有关的人员,包括同原告或被告有关系的人不得入选。有可能产生思维倾向的一些职业人员——比如律师、医生、教师之类,也不得入选。初选陪审团时,法官为保证公正——使建立的陪审团能够真正代表最普遍意义上的人民,他会从选举站的投票名单甚或电话号码本上随机地选择。初选的名单总是远远地超出所需要的人数。
      比如在辛普森一案中——陪审团的初选是在去年九月底完成的——共选出了304名候选人, 最终所需要的只有12名陪审员和12名候补陪审员。这是因为初选之后,还有一次严格的筛选。除了我前面列举的不得入选者必须删除之外,其余的候选者还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主要是删除一些由于环境和经历所造成的有心理倾向的候选人,以避免可能造成的不公正判断。
      辛普森案一出来就被媒体称之为“世纪大审判”。主角是名人,其律师团也是美国一流的,而检方也摆出决一死战的最强阵容。法官的确定都必须同时被控辩双方所接受。经过双方再三讨论同意,由日裔法官伊藤出任。你可能想起来了吧——前面我提到过这个人。伊藤的公正无私是出了名的,他的妻子恰好是承办此案的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官,他居然还能被极其挑剔的辩方律师所接受——可见其声誉好到什么程度。
      陪审团人员的第二轮筛选进行了近两个月,足见其慎重和困难的程度。候选人首先要接受法官的审查。比如,有一名女候选人曾经有过被丈夫虐待的经历,而由于辛普森曾打过他的前妻,所以这名候选人的资格立即被法官取消了。这是为免她在作判断时触景生情,不由自主地公报私仇。除了法官的审查,陪审团候选人还要接受辩方律师和检方的审查——他们都有否决权。由于最终的判决将出自这些陪审员之口,双方谁也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对稍有疑惑的候选人也就被马上筛掉了。这也是初选选出了三百多人的原因。
      有一点还必须强调:双方的律师团都只有否决权,而没有“绝对录取权”。这就是说,任何一方都只能说不要哪一个人,而不能说非要哪一个做陪审员。任何一名入选的陪审员都必须同时得到双方的认可——这自然很不容易。尤其是这个案子,被告是黑人的运动英雄,而他被害的前妻是一个白人,你很难说陪审员种族成分就完全不影响他的判断。另外,由于被告和一名被害者之间是离异的夫妻,因此普遍认为,陪审团的性别比例都可能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因素。不管怎么说,到去年11 月,陪审团终于建立起来了。其中大多数是黑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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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4 22:00:4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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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各个州对于是否允许电视台进入法庭是有不同规定的。有些州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庭上既不准录像,也不准录音,甚至也不可以拍照。因此,电视观众就只能在新闻节目中听到一些简单介绍。这也为一批绘画的提供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因为新闻媒体为了弥补电视观众对法庭审理的视觉了解,总要雇一些美术家进行现场速写。而有些州的法律使现场的电视传播具有可能性,但是必须考虑辩方和检方的意见,最后由法官裁决。加利福尼亚州就属于此列。好在伊藤法官批准了辛普森案的电视转播,使关注的人都有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去了解这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如何运转的。不过,电视转播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绝不可以“暴露”陪审员。
      法庭的四大要素——检方,辩方,法官,陪审团都好不容易齐全了。但是还不能开庭,因为要由法官先决定哪些证据可以呈堂,这一个过程叫审前听证。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证据都可以真的算证据的。
      此话怎讲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我以前的信中已经提到过了,你还记得在阿巴拉其山区受到地方治安警察无理搜捕的那对年轻夫妇麦克苏利的故事吗?在那个故事里,我已经提到过宪法第四修正案,以及最高法院依据这个修正案所定出的“排斥原则”。我们可以再一次体会到:美国的权利法案中的每一个字都不是白写的。只要你能够找到条文对得上号,你就可以切切实实地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自由和权利。
      在审前听证开始的时候,被告也必须先回答法官提出的是否认罪的问题。如果承认有罪,一般都可以事先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一些有限的讨价还价。在电视机前,我们看到辛普森无精打采地回答说——不认罪。于是,听证开始。辛普森的辩护律师一开头就提出:在辛普森案发的当天晚上,警察在他家里所找到的一大堆证据,都不能作为合法证据在法庭上提供给陪审团。他们的依据正是宪法修正案的第四条:“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物的安全,不受无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成立的理由,加上宣誓或誓愿保证,并具体指明必须搜索的地点,必须拘捕的人,或必须扣压的物品,否则一概不得颁发搜捕状。”
      我前面说过,妮可分居以后和辛普森依然住得很近。当警察接到报案,查看现场之后,很快就去了辛普森的家里。他当时已经离家去了芝加哥,警察在他的家里发现了一些证据,然后才据此取得搜捕状——这确实是非常规的做法。在美国,一般来说,没有非常确定的理由(怀疑、猜测和推理都根本不是理由),警察是根本拿不到搜捕状的。许多案子,警察都因此而束手无策。那么,如果警察违规作业,即在无搜捕状的情况下私闯民宅进行搜查,并且成功地如愿拿到了证据,这时怎么办呢?——铁证如山之下,罪犯是否就可以得受到惩罚,警察的违规在成功破案的事实面前是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呢?这,在美国是绝对行不通的!我在以前的信中曾经提到过,权利法案的核心就是防止美国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如果以“成败论英雄”,岂不是鼓励警察违反宪法?!如果出现制造借口而为非作歹的警察,老百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阻挡在家门之外呢?所以,如果警察未持有搜捕状进行搜查和逮捕,那就是违宪,即使拿到天大的铁证,也只有一个结果——证据作废,放案犯回家。
      所以在开庭之前,法官首先要判定:警察在案发当晚第一次进入辛普森的家是不是合法?如果不合法的话,那么所有在他家发现的证据都不能在审判的时候在法庭上出现,这就是“排斥原则”。也就是从理论上讲,“非法证据”被“排斥” 掉之后,在整个案子里唯一有权决定辛普森是否有罪的陪审员们,就不会知道在辛普森家里曾经找到过什么东西。这样,这些找到的东西也就等于不存在,如山的铁证也就在顷刻之间化而为零了。——你是否觉得,这显失合理而不可思议?我当时尽管已经知道这个宪法修正案和“排斥原则”,但是还是觉得很新鲜,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涉及谋杀的刑事案件。在我的想象之中,对于一个重大杀人案,真的是唯恐证据不足——天底下哪有这号事儿,已经到手的证据居然还得让它作废的呢?
      对于被害者的家属,这一点显然也是难以接受的。在整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最使美国公众在感情上无法平静的,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被害年轻人高德曼的双亲。出现在电视屏幕前的老高德曼完全是一个心碎而有尊严,强忍着悲痛寻求正义的父亲形象。他长得很高,显得清瘦而很憔悴,他的妻子——被害者的继母,紧靠在他的一边,看上去非常弱小和无助。看上去她是在竭力克制自己,他们在巨大的丧子之痛面前所表现的互相支撑打动了所有的人。在辩护律师提出警察取证非法,证据不应呈堂之后,高德曼的父亲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指责辩护律师是心里有鬼——如果律师确信自己的被告无罪,就应该让陪审团看到所有的证据!所有的人都对被害家属的愤怒深表理解和同情,但是所有的人也都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法官判决警察为非法取证,那就也只有让证据作废。我早就说过了:美国人只认宪法,因为宪法是整体人民的自由保障。他们已经习惯于为此支付代价。
      还要向你介绍的是,辛普森的陪审团从宣誓就任起,就完全隔离了。一般的案子,如果影响不是太大的话,陪审员通常是可以回家的。但是,如果案子引起轰动,新闻媒体无孔不入的报道会使陪审团受到极大的干扰而影响判断。一般在挑选陪审员的时候,最好就挑选那些对案件一无所知的人——这样他们所得到的全部信息,就是法庭上被允许呈堂的证据,在作判断时不会受到新闻界的推测和不合法证据的影响。如此轰动的案子,这也是辛普森案挑选陪审团特别吃力的地方。因为在陪审团被选定和隔离之前,证据和舆论早已经漫天都是了。你几乎已经找不到一个人说是没有看过有关报道的。但是,被选中的陪审员都会被告知:只有呈堂的证据才是算数的。至于在他们隔离之后公布的证据,如果被法官宣布为非法的话,陪审员根本就不会知道。
      所以,自从陪审员宣誓就任之后,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信息远远少于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甚至也远少于被告。他们被允许知道的证据只限于法官判定可以让他们听到和看到的东西。既使在法庭上发生的事情,只要遇到法官认为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之后才能决定的情况,都会先把陪审员请出法庭。但是作为被告,他有宪法所保证的面对一切与他有关证据的权利。因此,被告是始终在场的。陪审员不可以在庭审期间看报纸,也不可以看电视新闻。所以那些庭外发生的事情,比如辩护律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被害者家属的声明等等,他们都一无所知。而被告却有权知道这一切。陪审员在这一段时间里,就是去食品店买吃的,都有法警跟着,以保证他们不与外界接触。在整个案子结束并移交给他们表决之前,陪审员不可以互相交流和讨论案情。总之,一切都是为了使他们不受到各方的情绪和非法证据的影响,以维持判决的公正。因此,你可以这样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陪审员的自由比案事的嫌疑犯还要少得多。因为受到宪法修正案的保护,被告有权面对全部证据和整个审理过程,因为他是当事人,没有人可以瞒着他什么东西而使他糊里糊涂地就给判了。陪审团却只可以面对非常有限的合法证据。这个案子实在是比较特别,由于双方的激烈角逐,审理过程特别长,导致陪审员被隔离的时间居然长达9个月!
      还有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你如果问我:在美国,什么场合上是必须穿得西装革履,一点马虎不得的?我想,那首先就是你如果当了被告,面临一个需要认真对待而出现在美国的法庭上的时候。在美国,人们的穿着打扮实际上是相当随便的。但是,一个人哪怕他从来也没有穿过西装,在当了被告上法庭的时候,肯定会考虑得去买一套。因为在前面我已经介绍过,在判决之前,对被告是“无罪假定”,因此哪怕是最危险的被告,美国司法部门都没有权力强迫被告在法庭上穿囚服,更不能戴刑具——以免陪审团在判决之前对被告有“罪犯形象”的先入之见。被告也都会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利去精心打扮一番,以最正人君子、最体面的形象出现在陪审团面前,以争取“形象分”。这样,在美国的法庭上,检方和辩方的最后一点有可能形成不平等的感觉也就消除了。
      在法庭上,上面坐着穿一身特定大袍子的法官,法官的对面,并列地坐着检方的律师团和被告及他的律师团,两组人员座位排列是完全平等的。从视觉上看,都是服装整齐旗鼓相当的。他们的后面是旁听席,法官的左侧是证人席。另一侧溜墙根的座位,坐着从不开口形色各异的一群——这就是法庭上真正掌握生杀大权的陪审团。
      再回到本案预审阶段的证据裁决。伊藤法官最终裁定:在辛普森家里发现的证据都是可以呈堂的合法证据。理由呢?因为作为证人的警察一口咬定,案发的当天晚上,他们从案事现场出来直扑辛普森的家里,并不是对这位被害人的前夫产生了丝毫的怀疑——而是相反,他们考虑到他与被害者曾经有过的婚姻关系,有可能也遭遇了类似的不测,或者说,生命也可能正处于危险之中。再说,与辛普森当时同住的,还有辛普森的孩子,他们的安全也在警察的严重关注之中。在辛普森的住宅门前和门口停着的辛普森汽车车门上也发现血迹,更令人担心里面可能发生什么问题。由于这一切都是处于紧急状态,所以他们是作为紧急状态处理——这才进入他的住宅。此后偶然发现血手套等重大证据,据此而申请取得搜捕状,才正式开始搜查。所以,整个程序是完全合法的。辩护律师抗辩说,警察是在撒谎,他们根本一开始就是把辛普森当作嫌疑犯,一开始就是去非法搜查的。——这时,法官的裁判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他的“吹哨”对被告非常非常重要。
      有一点是必须指出:法官在这种时候的裁决是很谨慎的,一是要有法律依据,二是要公平。否则的话,自己就会留下“小辫子”——后患无穷。在整个审判结束之后,只要有这样的“小辫子”,不服的一方就可以提到上诉法庭去,据此推翻审判结果。甚至法官还有可能因此而成为被告,断送掉自己的前程!我们就曾经看到过一名女法官在一个案件的审理之后,而被该案的被告起诉,反过来自己坐上被告席的。
      这一次,由于法官伊藤的裁决,辛普森的律师团一开局就受到了一个不小的挫折。那么,为什么辛普森的律师团不惜一切要拼命阻止这些证据上法庭?为什么我会在一开始就觉得辛普森的官司特别“没戏”呢?因为从他们家搜出的证据看上去实在太有力了:比如说——从他卧室的地毯上,拣到有明显血迹的袜子,血迹的基因测试与被害者相同;在树丛里拣到一只浸着血的皮手套,和现场留下的那只刚好成一对;在他的白色福特车里发现有血迹;地面上也有血迹……等等——你说,是不是被告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的美国朋友迈克,在辛普森的律师名单一出来时就说——这下有好戏看了,他们绝不会疏漏哪怕一丝一毫对被告有利的机会。我当时真的大不以为然——这么一大堆证据,律师纵然有天大的本事,还能让他脱身了不成?迈克说——也许。这个“也许”,在英语里是有百分之五十可能性的意思。我当时没说什么,心里在想:走着瞧——我倒要看看,名律师就能把证据给生吃了不成?所以,当预审阶段辩护律师提出那些证据是“非法取证”的结果而要求作废,而且眼看着差一点真的可能要作废了的时候,我才开始提提神,不再对这个案子漫不经心。因为律师真的把证据一口给生吞下去的可能性,我已经看到了。而现在我得留神看看:证据上了堂以后,律师还有什么招数?
      真没想到——后面精彩情节迭起,让搞新闻的几乎一直处于亢奋状态。
      我下封信再接着写,好吗?
  
      祝 一切顺利!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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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5 09:39:3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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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你在信中说,你已经在国内的报纸上看到了一些相关报道。但是从我信里介绍的辛普森案之中,使你对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很想听我继续讲下去。我很高兴你对于美国司法制度中“无罪假定”有兴趣。可是你也担心:一个“犯罪事实”,是否最终会演变成“法庭上的游戏”的嘲弄对象呢?
      实际上,我确实应该先讲清楚——“无罪假定”也罢,检方与辩方的公平角逐也罢,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实际上这又回到了最初你所提出的问题:美国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自由?因为美国人认为,在法庭正式宣判之前,这个嫌疑犯只是一个“嫌疑”犯。他有可能最终因铁一样的证据而被判罪名成立,从而由一名“嫌疑犯”变为一名“罪犯”,从而失去一个正常美国公民所应该享有的自由和权利。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公平的法庭辩论,最终发现控诉证据不足或不成立,而使这名“嫌疑犯”洗清不白之冤。“无罪假定”和公平审判,正是为了保护一个普通人能够拥有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的自由和权利。
      美国人并不认为成为被告就已经等于是“半个罪犯”了。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嫌疑犯或者说被告,是意味着一个公民正处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地位。美国的司法制度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必须首先保护一个普通美国人在处于这种不利地位时所拥有的宪法自由和基本权利。美国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所面临的检察官和警察,往往是代表着美国的地方政府,甚至是联邦政府的力量,他们有着巨大的财力物力搜罗证据来提起诉讼。而一个普通人处于这样一个弱势的特殊地位上,如果还不从制度上加以保护的话,那么,被冤枉,甚至被政府或者行政执法人员陷害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十条宪法修正案之中,有五条涉及保护涉嫌案犯的美国公民权利。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在美国,审判是一个遵循共同确认的规则的“法庭上的游戏”。但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没有任何丝毫的贬义。因为这仅仅意味着公正地对待一个普通人,尽管他处在“被告”这样一个倒霉的位置。最后犯罪事实是否能确认,还是要看检察官能否拿出充分的足以说服普通老百姓的证据——陪审团即是老百姓的代表。
      你的信中谈到:理论上能够理解的情况——在事实上是否就会遇到问题?更何况,我前面提到的是两个理想状态,即:罪犯被证实有罪;以及嫌疑犯被彻底洗清不白之冤。但是实际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大量的非理想状态,那就是案情错综复杂,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不是简单容易的。这也是辛普森案的意义。这个复杂的案件就是让所有人面对一个困难的事实——看看在这样的情况下:理论是不是仍然起作用?从理论所设计出来的司法制度是否仍起作用?
      所以,我们再继续回到辛普森这个案子。
      在审判开始之前,大家都在紧张地等着看检察官会提出什么样的罪名指控,同时寻求给予什么样的刑罚。因为美国各个州对于各项罪名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说,一级谋杀罪;二级谋杀罪;误杀罪等,量刑标准当然也不同。我觉得,对于各种罪名的严格量定确实是十分必要的。记得在你寄来的《读书》杂志上,有一篇题目好象叫“把羞耻当羞耻,把罪恶当罪恶” 的文章,其中历数种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情况,我当然都赞同。只是再进一步细究,在多元文化和时代变迁之中,确有“耻”与“非耻”界限不清的情况。比如说同性恋,耻与非耻即使在美国也仍在争论不休。当然,这不在我提到的那篇文章的讨论范围之内。而我想说的是:在解决这类问题之前,有一个简单问题至少是必须先解决的——就是“把谋杀当谋杀”。这话听上去似乎有点怪怪的,可是有时候也非常地现实。比如说,你我都见过数不清的“被迫害致死”这样的词儿,你说那屈死的主儿不是想告也显得缺点儿法律条文规定——而茫然无措么?
      再说辛普森,如果检察官提出的是“一级谋杀罪”的罪名指控,按照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规定,你就一定得提出充分证据,不仅证明嫌疑犯杀了人,还必须得证明他是有预谋杀人。这是因为,陪审团最后作出的判断并不是简单的“有罪”或“无罪”,而是“罪名成立”或“罪名不成立”。如果检方只提出一种指控,陪审团的判定就称为“全肯定或全否定”判定。也就是说,如果你提出的仅是“一级谋杀罪”指控,而你又只能证明被告杀人而不能证明其预谋,陪审团仍然会说——“一级谋杀罪的罪名不成立”。如果检察官没有提出其它指控,且唯一的指控又被否定,那被告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对于检察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如果提出一级谋杀罪的指控,最后罪名成立的话,杀害了两条性命的罪犯就要受到较重的处罚——比如说: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不准假释等。但同时,检察官所要担负的控诉风险也要大得多。如果提出的是“二级谋杀罪”,即指控他是在争吵之类的恼怒中,一时性起无法控制而杀了人,而非有预谋杀人,对于检察官来说,寻求“罪名成立”自然压力要小得多。可是,对被告可以寻求的处罚也就轻得多了——不仅刑期较短,而且关一段时间之后案犯就可以设法申请假释。这对于检察官的控诉期望来说,显然心有不甘。辛普森案的检察官经过再三的推敲和权衡,终于对他提出两项一级谋杀罪指控。也就是说,指控他对于被害的两个人都是一级谋杀。
      检察官的指控,当然是有他们的理由的。他们提出:在夏天戴着皮手套,携带利刃(两人都是被利刃割断脖子而死),穿着暗色衣帽(现场拣到一顶暗色帽子)以及在现场停放逃脱工具(指辛普森的汽车里发现血迹),这都说明他是有预谋的。当时我听到检察官寻求的是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时候,觉得这个指控是有一些疑问的,或者说,检方这样做是有些担风险的。首先是非常偶然地出现在现场的那个年轻人——你很难说服陪审团,说辛普森是“预谋”要杀他。其次“如果辛普森是个预谋杀人犯的话”——当时我们所有的美国朋友都在开玩笑地说,“那么,他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一个主儿。”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想想看,在天天都可以在电视里看到好几个破案故事片的美国,哪一个打算逃脱的预谋杀人犯会用这种方法杀出一地血来,然后带回一大堆的证据,撒得自己家里到处都是呢?如果真是辛普森所干的,看上去的情况更象是一种情绪失控的冲动。
      另一个问题就是检察官是否要求死刑。在美国各州的法律规定不同,有些州根本就没有死刑。比如前年在纽约,有一名黑人在地铁里突然开枪滥杀,造成多名无辜旅客的伤亡。但是由于纽约州当时没有死刑,就只能判处多年监禁。不久之后,该州又恢复了死刑,但是这名罪犯已经不能重新改判了。辛普森案的发生地加利福尼亚州是有死刑的,但是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检察官必须在审判之前就提出是否寻求死刑,而不是在被告被确定有罪之后再考虑这个问题。——这也给检察官的起诉带来很大难度。因为在美国,是否应该保留死刑——是一个争执久远非常严肃的议题,有非常多的人反对死刑。
      美国有许多人质疑死刑是否人道,是否能真正地遏止犯罪?同时,由死刑问题还牵扯出许多其他的问题。比如:判定死刑的界线——究竟那些人应该处死?社会是否有能力承担死刑犯的庞大上诉费用的问题。在美国,要通过法律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谨慎的。即使处于死刑,也必须允许犯人有充分的再三上诉的机会。因此,每个死刑犯从宣判到执行,其平均等候时间长达十年左右。还有很多宗教教徒和民权活动人士同时质疑死刑的道德问题。在宪法修正案的第八条里规定:法院对罪犯不得以残酷和异乎寻常的方法来惩罚。因此美国一度曾经考虑死刑是否违宪,并曾在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死刑为违宪。但是到1976年,联邦最高法院又在“死刑必须很适当地执行”的前提下,重新作出接受死刑的决定。此后各个州相继恢复死刑,今年三月七日纽约州州长签署死刑法,成为第38个恢复死刑的州。但是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已恢复死刑的州,在执行死刑法的时候都非常的慎重。为了确保不错杀无辜,这些州的州政府都必须成立一个独立的律师团,专为死刑犯进行辩护和协助他们上诉。在1967到1977年之间,美国没有任何死刑案。此后到1993年,全国虽有2716名罪犯被判死刑,然而,真正执行的还不到三百名。也就是说,在26 年中,美国只有不到三百名的罪犯被真正处死。而且关于死刑的讨论还仍在继续。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检察官必须考虑到:如果一开始就对辛普森这样一个曾经是黑人体育英雄的人寻求死刑,很可能就会使陪审员在考虑做出被告“罪名成立”时,因心理压力过大而“下不了手”。因此,最终检察官放弃了提出要求死刑。我想,应该说这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当正式审判开始的时候,照例需要被告当着陪审团的面再一次回答——是否自认“罪名成立”。一般来说,被告都是简单回答“罪名成立”,或是“罪名不成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辛普森一反预审时无精打采的摸样(预审时陪审团不在场),而是中气十足斩钉截铁地答道:“罪名百分之一百的绝对不成立!”这种出乎意外的夸张修辞,在法庭上可能是属于首创——其目的自然是一开头就给陪审团留个强烈印象。一时间,这个回答在法庭之外被坊间大众传为笑柄。在那些天,在美国你到处可以听到有人在说“百分之百的绝对”如何如何。——不管怎么说,随着被告的否认罪名,“世纪大审判”就这么开始了。
      美国的审判过程中最冗长,也是最有味道的部分就是听证了。因为听证过程就是双方律师——也就是两支“运动队”的竞技对抗过程,先是由检方提供证据和证人,然后由辩方提供证据和证人。一开始我们以为,在法庭上最狼狈的人肯定应该是被告,结果发现是想当然地大错特错了。在美国的法庭上我们看到,最狼狈的其实不是被告而是证人(注意——绝大多数情形下,警察在法庭上就扮演这个角色)。你可能会问:证人不就是提供证据吗?怎么会被搞得狼狈呢?这是因为:不论证人提供的是正面还是反面的证据,不论他提供的证词是想说明被告有罪还是没罪,他都要在陪审团面前禁受得住反对一方的诘问。在一个证人出庭作证的时候,他必须接受双方的提问。不论是检方还是辩方,向证人提问——都是最具技术技巧性的工作。如果你是检方的证人,那么检方的提问一般是比较好应付的,但是辩方的提问就完全有可能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反之亦然。
      在美国的法庭上,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证据和证词,因此任何证据都要经过反复推敲。检方所作出的血样化验报告,辩方会提出要一份血样另请医学专家进行测试核验。证人的每一句话,也有可能被陪审团作为定罪与否的重要依据。因此——证词的可靠性,证人本身的可靠性,当然都在律师质疑的范围之内。所以,如果把美国的法庭比作“运动球场”的话,证人就是运动双方竞争和游戏的那只“球”。
      在作证过程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提问。提什么问题,采用怎样的提法——都大有讲究。与证人观点一致的一方,要通过提问和证人的回答,使一旁的陪审团相信证词是可靠的。而另一方则恰恰相反,他必须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地及时提出一些证人感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或者让证人的回答出现自相矛盾,或者刺激证人的感情薄弱点而使证人在情绪激动时——证词暴露出漏洞,再甚至于直接对证人本身的信誉和可靠性提出有力的质问。在这种情况下,缺乏法庭经验的证人当然极有可能被问得窘迫不已、狼狈不堪。
      但是,也并不是任何问题都可以问的。有些问题在“犯规”之列——是不准提出来的。什么问题能问,什么问题不能问——全靠法官掌握。这个时候,法官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一方在向证人提出问题的时候,另一方必然会不断地对“问题”本身的犯规提出抗议。“抗议”一旦提出,法官就马上要“吹哨”,宣布对这个“问题”本身是否允许。如果允许,证人可以回答;如果不允许,证人就必须拒绝回答。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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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5 09:45:01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那么,什么问题是属于犯规的呢?最常见的是“与案情无关”的问题。比如说,证人个人的信誉和道德品质经常会受到质疑,这一类问题一提出,提供证人的一方肯定要“抗议”,以保护自己的证人。这时,全看法官判断了。如果法官判“与案情无关”,质疑就被半路堵回去了,证人就可以松口气;如果法官认为这一提问对鉴定证人本身的可靠性,以及对鉴定他证词的可靠性都有关系,那么,证人就得倒抽一口冷气——必须得准备好应对一些咄咄逼人的问话了。
      还有一些诱导性的问题也是不允许的。比如说:你不能先确定一个事实,问证人是不是这样。这也是犯规的。同一个问题,有时候从一个角度去问是可以的,但换一个角度提问就犯规了。在美国的法庭上,是相当紧张的。提问的一方总是尽量提一些问题,以诱导证人讲出对自己一方有利的证词,而对方也绝不闲着——就几乎一直在对各种问题的提法提出“抗议”,法官就不断地在对每一个“抗议”作“允许”或“否决”的判定。一旦法官“否决”的判定出来,抗议一方可以再一次对法官的判定加以“抗议”,这时,法官再重复一次他的判定时,会简单地说明他作出判定的理由。
      在这个听证过程中,对于律师和法官的专业素质要求都是很高的。他们不仅要熟悉法律条文,还必须熟悉历史上浩繁的各种判例。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美国,前案的判例也是后案审判的依据。因此,律师在“抗议”时,常常提出某个法律条文或以前的某个判例作为依据,说明自己的“抗议”有理。法官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首先是要对这些条文判例都必须得反应过来,然后还要马上从自己的熟悉的判例中找出自己反驳的理由。这时,抗议一方若是再不服,也只能“当场服从裁判”了。整个过程:提问;抗议;判定;再抗议;再判定及说明依据——就象是在激烈比赛的球场中的裁决过程一样,一分钟或数分钟之内快速完成的。因为一切都“有规有矩”,绝对服从“裁判”的权威,所以非常顺畅和有秩序,很有节奏感。
      在美国法庭上,最大的犯规莫过于“争执”了。法庭之所以能够那么有秩序——在陪审团面前“不准争执”的规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审理过程中,提问的一方是在与证人对话,“抗议”的一方是在与法官对话,检辩双方一般是相互不对话的。一旦出现他们之间的对话,通常带有“争执”的意味,法官会在这样的“苗子”刚刚冒出来的时候就马上叫停,有时则会立即判处罚款。这时,检察官和辩方律师只好当场掏出支票本——200美元的罚款当场交出。“争执”消除,正常的庭审程序再往下继续。在辛普森案的审理过程中,检辩双方都因为“争执”而被法官当场罚过款。
      在向证人提问时,也绝对不允许与证人发生“争执”。与证人的全部对话,只能以提问的形式。即使提问的一方发现证人明显是在说谎,提问方也不能直接对证人说——你这是说谎。因为这已经不是“提问”,而且是一种“争执”。在这种情况下,提问者能够做的,就是继续以提问的方式戳穿证人的谎言。一般来说,都能够达到目的。——证人出庭时都要宣誓说实话,说谎在理论上犯了伪证罪,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有的律师也都有一套把肯定句转换为疑问句的本事。
      在辛普森这个案子中,最长的一个阶段是由检方提供证据证人。这个阶段持续了大概有半年,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在国内的相关报道中你可能也看到了:情况对于这位橄榄球明星显得非常不利。首先他拿不出最重要的“不在现场”的证明。案发的当天晚上,妮可在十点钟左右给母亲打过一个电话,从这个电话到辛普森在自己家里接一名出租司机的电话——这段时间为45分钟。这是辛普森最关键和引起争议的一段时间。辛普森自己声称这段时间他是在家里独自睡觉,因此提不出证人。在这种情况下,检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辛普森是否来得及在这段时间里完成所有动作。对于这一点,他们始终持有不同意见。辩护律师一直宣称——时间是不够的。因为是用刀,所以相对需要时间,而且他还必须来回于两个住宅之间。两个健康的成年人也不可能束手待毙毫无搏斗。妮可由于是女性,也许显得弱一些;而高德曼却是一个健壮的年轻人。
      但是最后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如果事情顺利的话,时间也许是够的。同时却也给所有的人留下一些疑问:一是时间到底够不够?二是作为一个预谋杀人犯的话,辛普森为什么冒险给自己只安排如此之短的作案时?在这段时间里,他必须开车往返、杀人、然后更衣灭证(凶器和凶手所穿的衣服鞋子始终没有找到)。他必须在这段时间里完成这所有一切,因为他后面的时间安排把自己给堵死了——他不仅没有证人证明他“不在现场”,反而还预约了一个豪华出租车到他的住所接他去机场。——如果是一个预谋杀人案,这种安排似乎也是很不合情理的。
      正因为他预订了一个出租车,才出现了对他十分不利的出租车司机的证词。司机的证词说:到他家门外的时候是十点二十二分,打电话进去——没人接电话。等候一段时间,又打几次电话——仍然没人接。他与老板联系是否要离开,得到的指示是“继续等候”。然后,他在黑暗中看见一名身材与辛普森相似的黑人走进辛普森的家。后来——看到屋里出现灯光,他再打电话,约半分钟到一分钟左右,辛普森接电话,告诉司机他睡过了头,马上就出来。人们听了这样的证词,完全可以这样想,辛普森杀人误了乘车的点儿,是匆匆赶回来假称睡过了头的。但是即便如此,有关“最愚蠢的谋杀犯”的“笑话”在人们头脑里依然挥之不去。因为如果按照他与司机约定的时间,他几乎根本不可能按时回来。——他为什么要愚蠢到事先约一个人到家里来,以证明自己事发的时候不在家呢?
      作为一个证人,出租司机过关还是比较顺利的。他的基本证词都得到他的移动电话的通话记录的证实,因为他曾多次和他的老板联系。而其他一些收集证据的警察局证人均受到辩方律师十分苛刻的盘问。其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佛曼,正是他拣到作为关键证据的那两只血手套。他不是洛杉矶警察局重案组的成员,他只是碰巧那天值夜班,接到报警电话后是他先到的现场。最初的一些证据——包括辛普森白色福特车上的血迹、那两只血手套等,就是他发现的。此后重案组的人一赶到,他便把案子交接出去,就再也没他的事儿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牵进这个案子里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显然他在该案里的地位却十分重要——他是辩方假设的有可能因种族歧视而实施栽赃的主要目标。因此,这一段听证对他来说过得相当艰难。但是,佛曼在这一段听证的表现基本上还是让检方满意的。尽管他受到被告律师的反复盘问,他还是能够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似乎没出什么大漏子。对于具体是如何发现那些重要证据,他都能一一道来,没有什么破绽。对于被告律师指责他有种族主义的言论,他也断然加以否认。他非常坚决地回答说——在以往的至少十年里,他从来没有用过“黑鬼”这个字眼。
      在法庭上另一个十分狼狈的,是一个冯姓的华裔警官,他是搞技术的。亚裔在美国的各种机构里,担任技术方面的小头头的相当多。重案组接手之后,就是由他负责收集证据。因此,他也是一个本案“罪证可靠度”的重要证人。
      本案的血样证据显得很重要的原因,是辛普森接到警察报告他前妻死亡的电话后从芝加哥赶回来的时候,警察发现他有一个手指被割破了。他自称是在旅馆被打破的玻璃杯意外割伤的。但检方要证明的是——在他的汽车和现场发现的血迹,有辛普森的基因。也就是说,意图证明他的手指是在去芝加哥之前——在杀人现场被刀划伤的。
      在一开始他接受律师盘问的时候,冯警官表现得十分从容,问他收集证据的全过程,他回答得信心十足,看上去也没有什么漏洞。但他实在是小看了名律师执业的细致。实际上,当时取证的全过程都是有录像的,这是警察局的工作录像。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被告有权面对自己的全部证据——所以这些录像在被告律师那里都有一份拷贝。
      在审理过程中,每当某一方提出他们又找到一份新的证据的时候,法官都要把陪审团请出法庭,然后讨论该项证据是否合法并可以呈堂。然而被告是一定有权就席的。证据是不可以在法庭上搞突然袭击地一下子突然拿出来的。所有的证据都必须按规定提前一段时间交到法庭,向对方公开这些证据以及证据所准备说明的问题。这样在决定将其呈堂之前,对方就有一段充分的准备时间,研究证据并进行反调查以寻找它的漏洞,考虑用何种策略在陪审团面前把这份证据驳倒。这既是原告和被告双方都拥有的权利,也是公平审判的组成内容之一。如果没有按规定的时间提前向法庭提交证据,就是犯规了——证据就会被法官拒绝呈堂。在这次审判中,辩方和检方就有过证据交晚了而给作废掉的情况。因此,所有的证据双方是都备有一份拷贝的。这也是律师们面对证人个个胸有成竹,可以提得出一大堆问题的原因。
      我想,如果这位冯警官还有下一次出庭的机会的话,他非把这些录像全看到能背出来不可!因为,后一段的听证真是叫他无颜以对江东父老了。
      对他的第一阶段的听证结束后,被告律师马上就在法庭上放开了警察局取证的工作录像。反正,放出来的录像记录与当初冯警官的作证有多处的不符。当然,基本上都是技术细节问题。比如——他曾经说,取证时是按操作规定作了戴橡皮手套等防污染措施,但在录像里却不是这样;再比如——他说某一重要证据是他由自己亲自收集,录像里实际是技术级别不够的助手在那里操作;另外——取到的血样没有及时送检,而是在高温的车内放置过久且无人看管。总之,此类问题有一大堆。在法庭上尝到自己信口开河苦果的冯警官,愁眉苦脸——与录像里的踌躇满志、洋洋得意的神态恰成鲜明对照。问题是被告律师并不满足于把他只定位在一个“马大哈”的形象上,他们直追冯警官的个人品质问题。他们要通过提问使陪审团留下这样的印象:冯警官前面第一阶段的证词,不是时日已久、记忆不清而说错了,也不是信口开河不负责任,而是有意撒谎——是在有意掩盖警察局草菅证据,甚至有可能是偷换证据的真相。他们要让陪审团明白,冯警官不仅是一个撒谎者,而且还可能是一个阴险的、居心叵测的、刻意掩盖事实真相的家伙。当不善的提问如洪水般滔滔涌来的时候,证人真的是很难招架得住——冯警官有一度看上去简直是比被告还要象被告,其神态,用狼狈不堪来形容是丝毫不过分的。
      由于冯警官涉及的物证特别多,所以听证的时间也特别长。经过好多天,当漫长的作证过程终于要过去的时候,冯警官又让所有的人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那天冯警官结束听证,总算要离开证人席了。他走过检察官的座席,非常尴尬地和检察官握了一下手。这完全可以理解,他本来是检方提供的证人,检方当然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作为一个负责取证的技术官员,至少能向法庭和陪审团提供有力的证词,以证明检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及取证过程是科学而公正的,没有被调包的可能。但是冯警官的表现却使他们大失所望。同时,正由于他接触的证据特别多,一旦捅开这个漏洞——影响非同小可。作为一名犯罪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冯警官当然知道自己闯的祸不小。可如今木已成舟,双方握手道别的心情自然都很复杂,但是却很好理解。
      让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倒是冯警官和辩护律师的分别场面:当冯警官尴尬地与检察官握别,然后经过被告律师的席位时,却出人意料地表情轻松并且热情地与他们握手拥抱,场面之“感人”——成为当天辛普森案报道的最大热点。但是全美国谁也说不上他是吃错了什么药——以至于会对几天来向他发动猛烈攻势的敌手如此“言欢”。只有在这里的一些东方人才认为“也可以理解”——或许他是有 “不打不相识”的东方式逻辑,也许是表示“你们也是为了工作,不是跟我有仇,我不怪罪你们”的东方式宽容。谁知道呢?但是,这样一个场面,天知道会对陪审团造成什么样影响?——这是所有的人真正关心的焦点。因为法庭上煞费苦心的一切,不就是为了给陪审团留下一个印象吗?
      接下来,是大量枯燥的基因化验证据。这些证据,谁懂都没用——上了法庭,就是要陪审团能清楚并且相信它们说明了什么。因此,除了展示证据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请专家上法庭给陪审团上基因课,向他们解释什么是基因,什么是DNA,等等。
      我是一直很相信科学证据的——这也是我一开始就觉得辛普森难以解脱的原因之一。就在本案审了一半的时候,我从电视里看到一个几年前发生的真实案例——让我久久不能忘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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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5 09:50:25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那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妇女,有一天她发现自己的婴儿突起急病。她把孩子送去医院,医生在检查之后,宣布孩子是中毒。并且化验结果显示婴儿所吞入的毒药,是一种类似汽车冷却液的东西。于是,医院立刻向警察局报了警。在美国,如果可能是涉及儿童的犯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鉴于没有其他人接触过中毒的婴儿,孩子又一直是这位母亲在喂,这名妇女一下子摆脱不了干系。孩子在抢救过来之后,与父母隔离开,由社会专门机构暂时收养,等待调查。——每个星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去看望。同时,对孩子中毒的事件展开调查。警察获准在他们家里进行搜查,在他们家厨房的吊柜里,确实发现了一个空的冷却液的罐子。由于汽车的普及,在美国家家都有冷却液,但是由于冷却液有毒,一般确实也不会放在厨房里。这时,孩子的祖母、父亲和母亲都去暂时收养孩子的地方探望。孩子救过来后看上去十分健康。临走前,孩子的母亲单独抱着孩子在接待室里,门半掩着,孩子的祖母看到她用奶瓶给孩子喂了奶。
      当他们回到家里以后,却又接到通知:孩子再一次以同样的中毒症状病危,最终抢救无效而死亡。这位妇女被地方检察官以一级谋杀罪起诉并入狱。入狱等候审判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又有了身孕。她始终否认自己有罪,可是除了她的丈夫,其他人都将信将疑。
      在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是医院的报告。报告证明最后化验发现:临死前,孩子的血液中总共还有约半汤勺的毒液。这位妇女有一名律师,他的辩护策略显然不能使人信服。最后,她被判有罪并被处以终生监禁。她不服判决,开始上诉。这时,她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孩子一生下来就由父亲抚养,过了不久,这第二个孩子居然也出现了同样的中毒症状。孩子的父母是又忧又喜,尽管孩子健康发生了问题,但是至少证明这跟这位妇女无关。然而,检察官不同意以第二个孩子发生的情况来否认前面的起诉。——也许是有人为救出那位母亲,存心又给第二个孩子喂了冷却液呢?
      当时她自己经历了漫长的莫名劫难之后,几乎已经要心灰意冷。但她还是雇请了第二个律师。律师在同意接下这个案子之前,也对她到底是否毒死自己的儿子吃不准。她由于前一个律师办案的失败,对这名律师的信心也并不足。因此一开始,他们之间的沟通并不好。但是在那名律师真正相信了她之后,即全力以赴展开调查。最后他请教了许多医学专家,发现冷却液在人体内的半衰期是一个小时!也就是说,每过一个小时就会有一半被排出体外。这样的话,根据记录从那位妇女最后一次喂奶的时间,到孩子抽血化验的时间间隔时段计算,如果化验时还能确定孩子体内有半汤勺冷却液的话,孩子母亲当初就得给他一下子灌下去六加仑!
      这份证明一出来,检察官看到并确认后——马上就把起诉给撤了。经过医学专家对他们夫妇的第二个孩子的反复鉴定,证实他们的孩子有一种非常罕见的遗传疾病。发病的症状就类乎于中毒。而医院的化验室当初肯定是先入为主,马虎从事了。至今,这名妇女仍保留着对医院化验室起诉的权利。
      这个案例至少使我知道:一个看上去已经掌握了科学证据的案子,并不意味着律师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更不是意味着就不会再发生冤假错案的可能。
      在辛普森案审理期间,另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案子:一名二十多岁的妇女被控抢劫,由受害者通过形象辨认确定是她。这类案件,受害者的指认——往往成为关键的证据。她本人不仅提供不出不在现场的证明,而且根本说不出事发的时候自己在什么地方。她虽然否认有罪,但最终还是被判有罪而入狱。在她坐牢大概有七个月左右的时候,真正的罪犯因其他案件被捕,同时供认了这桩抢劫。这时大家才发现——这两个妇女长得非常相象。
      事实上,嫌疑犯表示认罪的情况是最皆大欢喜的。当然,也有一些罪犯虽然不认罪,但是却明显属于“垂死挣扎”。比如,有大量证人目睹其犯罪;证据确凿——当场人赃俱获的。就象我在前面提到的,在纽约地铁开枪滥射的那名黑人。他手持半自动步枪,在车厢的走道上边走边射,总共造成六人死亡,十九人受伤。在法庭上,他也是宣布不认罪的。同时他不要律师,要求自己为自己辩护。由于事情发生在拥挤的地铁上,证人(包括受伤的幸存者)很多,这个牙买加移民却在自我辩护中宣称,所有的证人都是因为他是黑人而在陷害他。尽管他不否认枪是他的,但是他辩称是别人从他手中拿走了枪,杀了人后又把枪还给他的。在法庭上他也是西装笔挺,侃侃而谈,以奇怪的逻辑自比是圣徒受难。但是我相信当全体陪审团员一致通过,认定他的六项一级杀人罪“罪名成立”的时候,肯定不会有丝毫的心理负担,也不会有任何人相信他会是被冤枉的。
      困难的是那些没有证人亲眼看到犯罪过程,而嫌疑犯则坚决否认有罪。在这种情况下,要确认罪犯有时是非常困难的。你从刚才我提到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有时即使有证人,都可能会发生指认错误;有化验报告,也有可能产生偏差。但是对于涉嫌的这一个公民,却有可能要为一个证据上的偏差而付出一生的自由作为代价。你必须理解这一点:在美国这样一个把公民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国家,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个无辜的人失去自由,是美国人认为最不可容忍的事情了。
      当辛普森案冗长的作证阶段把全美国都搞得焦头烂额失去耐心的时候,有一天我和一群美国朋友聊到正在进行的审判,大家开始取笑法官,取笑律师,取笑证人——都在拿这场审判开玩笑。后来,其中一个名叫戴尔希的白人女孩说:不管大家怎样取笑这场审判,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到最后还是确定不了辛普森是否有罪,那么,就会有两种错判的可能:一是他真的杀了人而被放掉;二是他没杀人而被判了无期徒刑。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宁可他是杀了人而被放掉了,也不愿意看到他是有可能被冤枉的,却待在牢里。——对于这一点,所有在场的人居然都表示同意。
      我逐步理解了美国人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原则:一般来说,他们对刑事案件的审判从来不持有完全“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乐观态度。他们相信可能会出现一些复杂而使大家都难以判别的情。,在这种情况下,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
      因此在法庭上,检察官最重要的是要提供“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在辛普森一案中,辛普森对于他与妮可的离异始终没有释怀。而且在他们分开之后,他曾多次到妮可居住的地方,不仅发生争吵,还情绪失控地动手打过妮可。以至于有一次当他愤怒地冲向妮可住所的时候,妮可被吓得打电话报警。这一类报警电话都是有录音的。那个报警录音在法庭上被多次播放。同时妮可还在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里面存有她被辛普森殴打之后脸上带伤的照片,还有一份遗嘱,似乎也在暗示辛普森对她有生命威胁。再者,包括辩护律师在内的任何其他人,都提不出使人信服的有作案动机的其他任何嫌疑犯。
      可是,这一切都还不是“超越合理的怀疑”的证据。包括出租车司机所提供的证词等,也还不是“超越合理的怀疑”的证据。在作案现场没有人证的情况下,真正有份量的——应该是那些现场的血液取样DNA检验报告,以及血手套,血袜子等物证。但是提供物证的同时,检察官必须向陪审团证明,取证是科学的,证人是可信的,是“超越合理的怀疑”的。
      同时,辩方律师却根本不必去证明什么。辩方律师所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对证据提出怀疑,并且努力使陪审团对证据的可信度也发生怀疑——那么,就胜利有望了。
      在对检方证人漫长的听作证过程中,辩方律师竭力使人们相信:检方所提供的证据,有可能是警察栽赃的结果。说实话,一开始我是不相信这样一个方向会有可能走得通的。——要让陪审团相信这样一个看上去很离谱,而且非常异乎寻常的假设,实在是太难了!在我个人看来,有几个地方的处理,辩方律师使人感觉很勉强。比如:他们假设妮可有可能是被哥伦比亚贩毒集团杀死的,因为妮可有吸毒的历史——如果大量购买毒品又不能支付的话,犯毒集团是有谋杀此类客户的情况。但是这种谋杀一般都十分“专业”,不仅用枪,而且干脆利落,从此案的现场看根本不象。更何况这只是猜测,没有任何依据;另外就是他们对冯警官的攻击表现得过分;还有他们曾提出,辛普森在运动生涯中,身体受过伤,这些旧伤导致他根本不可能做到去刀夺两命,可是辛普森在从球场上退役之后,偏偏不甘寂寞——拍摄了大量商业性的健身录像带。检方马上在法庭上放起了这些录像,镜头前只见辛普森体魄强健动作自如,还不停地开着玩笑,看得他自己和辩护律师都哭笑不得。
      但是,有几个地方他们显然是成功的:首先是指出了取证过程的操作不规范,血样的保管有漏洞,提出辛普森被警察抽去做化验的血少了一些(暗示有人利用了这份血样去栽赃,给栽赃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还提出辛普森作案时间的疑问。另外,给陪审团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场面,就是让辛普森试戴在现场拣到的那双血手套。尽管检方此后调动了一切手段证明手套本来的尺码是合适的——只是有些缩水了,但是在法庭上,辛普森吃力地把两只大手硬撑进显然偏小的手套,我相信这样一个景象比任何说明所给人的印象都更为强烈。
      尽管如此,当检方的全部证人作证完毕的时候,并没有给人一种形势明朗的感觉,也丝毫看不出辩方有绝对取胜的迹象。在美国,被告被警察掌握了一大堆证据,却反过来指责警察是栽赃,这种情况毕竟还是罕见的。如果被告的律师不拿出点什么绝招来的话,恐怕很难取信于陪审团。同时,形势不明朗的状态,对检方的控诉也是一个不详之兆,因为这说明检方的证据仍处于被挑战的过程之中。
      在这一段时间里,辛普森本人也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在外界争取同情。他设立了一个免费的热线电话,以收集寻找凶手的线索,以巨款悬赏捉拿凶手。同时他还在牢里写了一本书为自己辩解。不过从我的感觉看,这些举动收效甚微——大众依然将信将疑。
      当时,在我周围的美国人中间,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辛普森也许是杀了人,大家的依据主要还是凭感觉——觉得除了他之外,实在找不到另外一个人有这样说得过去的杀人动机和那么多疑点。同时,他们也多数认为辛普森最后能够脱身,因为他们都熟悉美国的司法制度,感觉检方提供的证据远没有达到无可挑剔的程度——对于作为这样一个重大案件的定罪,很可能是不够的。
      今天就先写到这里。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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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5 21:56:0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二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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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我还是接着上次谈了一半的辛普森案继续写下去。
      由于时间拖得非常长,陪审团被隔离的时间已经到了创记录的水平。在此期间,有十名陪审员由于种种原因,或是被取消资格,或是主动要求离开了陪审团。幸而在十二名陪审员之外,还有十二名候补陪审员。自始至终,候补陪审员是和正式的陪审员一起参加法庭的审理过程的。每当一名陪审员因故离开的时候,就有一名候补的顶上去。但一旦候补的全部顶完,而再有人必须退出的话,审判就可能由于陪审团的人数不足而宣告失败——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因此,所有的人都在捏把汗,已经审了那么久,可千万别到最后关头因为陪审团人数不足给弄砸了。好在,剩下的这些人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陪审员是本案法庭中最神秘的一群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手中所掌握的“生杀大权”所引起的神秘感;另一方面,由于一切都是公开的,法庭上的摄像机镜头已经扫遍了所有的人,只有陪审员从来没有在大家面前出现过。因为这是不允许的。因此,每当有一个陪审员“从神秘中退出”的时候,总是有一大群记者跟在后面。一般来说,他们都遮面而过匆匆钻进汽车,就从此不再露面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由于这样一段陪审员的经历而影响自己和家庭的平静生活。但是也有一旦卸下这个身份,解脱了法律约束后,就回答记者提问,甚至接受电视台采访的。看着这些陪审员,我有时会大叫起来:美国人就让这样的人决定一个大案的判决啊?!我算是服了,这完完全全就是从马路上随意找来的普通人——普通得让你想不通:一个世界上科学最发达,工业最先进的国家,怎么会把所有大案的判决权就交给了甚至可以是文盲的老百姓,却让一大帮法学博士在一旁干瞪眼!
      接下来,被告律师所提供的证人很少,与检方的听证时间相比,这一段听证时间也显得很短。但是,却请出来好几位国家级、甚至国际级的大师——其中有一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也许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特别留意一名华裔证人。事实上,他的出场也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因为这位李博士是世界有名的高级犯罪学专家。他是辛普森的律师夏皮罗的朋友,他们之间的相熟是很自然的。夏皮罗是名律师,手上经过的都是大案;而李博士是著名犯罪学家,从技术的角度给过夏皮罗很多的支持和帮助。他曾经为许多大案提出关键性的证据。这些证据,有用于为罪犯定罪的,也有帮助嫌疑犯解脱罪名的。他只是站在科学的角度提出科学证据,这就是他的工作。正是他这些科学的研究成果和不偏不倚的科学态度,受到相关领域的普遍尊重。在辛普森从芝加哥刚刚回到洛杉矶时,他就接到了夏皮罗要他在科学证据方面协助的请求,并且在稍后答应了出庭作证。这一类专家的作证都是要付报酬的,但是显然他很重视华人珍惜名誉的传统——在出庭之前,就宣布把五万美元的出庭报酬捐给了洛杉矶警察局作为教育基金。他为什么要捐给为检方工作的洛杉矶警察局呢?因为他作证的主要内容是洛杉矶警察局的取证工作有问题,尤其是主要取证警探的水平太差。巧的是——备受辩方律师攻击的主要取证警探也是个华裔。出身于台北警校的李博士本身是美国康涅狄格州警察总局刑事鉴定化验室主任——也就是说,他是司法部下属单位的一名雇员。联邦和各州的司法部门是管对刑事案件起诉的,他却千里迢迢地从美国东北部赶到西南部来为另一个州起诉的重大杀人嫌疑犯作证。这在美国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提供科学证据,不论是为被告,还是为检察官——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不同的是为辛普森这样的名人作证,可以获取的报酬要高得多,可这次他把预定的报酬全部捐给了法庭上的对手。不过,即使他不捐这钱,他也不会受到任何来自外部和自己心理上的压力。相反,在辩方宣布他将出场作证后,每天电视上专家们的评论是一片赞叹仰慕,好象在等待一位大明星的出现。
      他受辛普森的律师夏皮罗的委托,为辛普森作过身体检查,以证明他身上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法庭上出示了这些检查的照片。他还根据犯罪现场的照片作了一些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他在分析了一张现场照片之后,认为其中的一个痕迹“有可能”是“第二双脚印”。这如果被证明是真的,将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现场除了被害者之外,只发现过一个人的脚印。尽管作案者的鞋子始终没有找到,但是脚印的尺寸与辛普森的一致,而且被确定——那是一双只有富人才会问津的昂贵的鞋。检方认为,辛普森作案是一个人干的。李博士的发现就是一个“合理的怀疑”。刑事法律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被告只要提出“合理的怀疑”即可,不必作出证明——这叫做“没有证明的负担”;而相反,检方则必须提供证明以“超越合理的怀疑”——这叫做“具有证明的负担”,或者说“证明的负担在检方”。
      因此,检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一点被突破,他们也再一次请出犯罪专家,以图否定李博士的推论。在法庭上,检方也从他的工作录像中挑出他的操作不规范之处。这时,法庭之外又出现了意外情节——李博士在遭到反驳之后,在自己的实验室开起了记者招待会。他对记者说,自己的结论和反驳他的专家并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因为他当初在法庭上说的就是“有可能是第二双脚印”,他从来也没有说过“肯定是”。同时,他还对检方挑出他的操作不规范的毛病十分恼怒,指责检方在他操作的过程中不予配合,不向他提供应有的装备,使他根本找不到手套等——只能违规操作。他还对记者说,他很后悔自己卷入此案。此举显得似乎是他在急于为自己的证词辩解,一时间舆论大哗。一般来说,证人的作用就是在法庭上的证词,作证成功不成功也都在法庭上了结了。在法庭之外,你再为自己的证词作什么解释,陪审团听不见,对于这个案子是没起作用的。但是,这番话对于庭外的民众显然是有影响的——对辩方显然不利。辩方律师团肯定也没想到会出现这么一幕。我也觉得,这是华人重个人声誉的心理在起作用——他最关心的,是自己长期以来建立的良好声誉不要因此受损。李博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陪审团是无法知道的,但是作为世界著名的犯罪学家,他在法庭上作了种种分析之后所作的结论,对陪审团应该有很大的影响。他针对检方所提出的血液证据说,“在这些情况下,我所能得出的唯一看法是,事有蹊跷。”
      而真正戏剧性的情节,是出在那个拣到血手套的警官佛曼身上!
      谁也没有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情——这位作为检方关键证人的佛曼,居然在近十年里,断断续续地让一个剧作家录下了他的大量言论。这是因为那名剧作家因收集洛杉矶警察生活素材的需要,通过朋友介绍,付费让佛曼录的音。——你不得不佩服辛普森雇的那些律师,他们怎么就连这些证据也搞到了手。这是整个漫长的审判的最后阶段,却骤然起了这样一个高潮——刚一出来就差点把法官给赶出了局。
      这是因为伊藤法官的妻子是洛杉矶警察局的高阶官员,曾经是佛曼的上司。在佛曼的录音里,不仅有大量攻击黑人的言论,还有许多贬抑西班牙裔、犹太人以及妇女的言论——其中包括对这位法官妻子的抨击。于是,检方提出法官本人也被卷入了这个案子——这些录音中涉及他妻子的内容,有可能使法官在判断是否允许这些录音呈堂的时候受情绪影响而作出不公正裁决。因此,要求法官出局。伊藤也在法庭上含泪承认:听到对他妻子的攻击,他也会象常人一样,感到深受伤害。这下真是热闹了。好不容易坚持下来的这场审判,由于历时弥久,已经受到不少非议——陪审员退下来十个不说,现在连法官也要保不住了。最后,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辩之后,检方终于作出决定:在事先洗去录音带有关法官妻子的内容,不再要求法官回避。大家才总算松下一口气来。
      在这一段时间陪审团当然被请出了法庭——这一风波,他们是不知道的。
      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法庭先播放了一次佛曼的录音带,以确定这些录音——是否可以以及哪些部分可以放给陪审团听。放录音带的那天,法庭上气氛凝重,鸦雀无声。佛曼的录音带不仅回响在法庭上,而且回响在整个美国,震动了所有的人。你可以感觉到:这是一个“牛哄哄”的家伙,好吹嘘而且厚颜,他毫不掩饰他对黑人的仇视,而且还夸耀自己的滥用职权。最严重的是——他以完全肯定的态度描述了警察作伪证和栽赃的违法行为。五个月前,就是他在本庭上曾经发誓说真话并且宣称自己十年来没有说过“黑鬼”这个词。但是现在在同一个法庭上,你可以听到——他宣称洛杉矶市政府里的黑人都该一起枪毙掉。在十四个小时的录音中,他不止四十次用了“黑鬼”这个词。这一切,相信你在国内的有关报道中应该都已经看到了。
      这段录音,对于所有的美国人都是一个震动。我以前给你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事实上现在即使是三K党,也会避免在他们的宣传中直接使用种族污辱性的语言。因为在美国种族问题上,三十年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非常复杂的各种因素,种族问题依然是美国的一个敏感问题。听到这段录音,黑人当然感到愤怒,大多数并不是种族主义者的白人,也感到十分尴尬。
      但是,当直接的感情上的风潮过去之后,大家最集中的话题就是:佛曼的录音到底会给这场审判带来什么?我想,这应该先说说在此之前究竟是什么样的局面。我曾经在上封信里提到过我周围的美国人的一般看法。实际上,庭审期间的每一个晚上,都有许多法律专家们针对当天的听证作出权威性的评论。随着时间的延续,针对整个审判中各种情况的发展——分歧和争论不断在增加。但是在佛曼的录音带出来之前,多数的法律专家都认为:这一案件会因为陪审团意见不统一而无法作出判决。
      你也许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因为美国的法律规定:不论陪审团最后作出什么样的裁决,是“罪名成立”也罢,是“罪名不成立”也罢,都必须是陪审团全体陪审员一致的意见。只要是意见不能取得一致,就意味着“无法作出裁决”,就必须宣布这次审判——“宣告失败”。在审判失败之后,检方必须立即作出决定:是重新再一次审判?还是撤销起诉,就以“审判失败”结案算了?如果选择前者,那么已经进行过一遍的全部程序都必须从头再来一遍。当然,如果有的话——双方都可以向法庭提供新的证据,没有新的证据,也可以改变控辩的策略。我又要拿运动场作比喻了:审判失败就像这场球给踢和了——那么就再踢一场,以决出胜负。
      在辛普森案件出来之前,有一个非常轰动的兄弟二人枪杀亲生父母的大案。他们的父母有巨额的财产,看上去杀人动机明确。但是,这两个人高马大的兄弟,承认杀人的同时却不同意自己被起诉的“一级谋杀罪”。他们在法庭上声泪俱下,说是他们的父母长期对他们性虐待,最近他们怀疑父母要对他们“灭口”。他们是为了自卫,在惊恐之下才“先下手为强”的。这种说法成立的话,罪名和刑期都不一样——几年后一假释,就可以出来享受遗产了。这个案子审了很久之后,就是因为陪审团意见不统一,而宣布审判失败的。该案最近正在重新开审。
      审判失败之后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撤销起诉了。这有时是因为检方认为再审也不可能使陪审团一致同意他们所控告的罪名,就认输放弃了;有时则纯粹是出于经济原因,检方不愿意或者不可能再承担庞大的诉讼开支,因而放弃——这种情况,显然被告是得利的。至于判决本身一定要陪审团全体一致通过才能算数,这一条显然也是美国法律“慎之又慎”的规定。在我看来,这只是进一步表现了美国司法制度“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
      为什么大多数法律专家在佛曼录音带出来之前会认为陪审团意见会不一致呢?这正反映了这个案子本身的复杂性。一方面它有大量的科学证据,另一方面,它又有许多的疑点和逻辑上不够衔接的地方。在事后,李博士甚至直接谈到,一般这样的凶杀案子能够找到的DNA之类科学证据的情况是不多的,而这个案子里的DNA证据“多得叫人起疑”。因此,专家都估计陪审团会出现确信大量物证的一派,和认为该案疑点太多的另一派。专家认为他们很难通过相互说服而达到统一。但是在佛曼的录音出来以后,多数专家的意见趋于陪审团会一致作出“罪名不成立”的判决。专家作出这项判断时,并没有强调这是因为陪审团的种族比例。在最后的陪审团中,有九名黑人,一名拉丁裔和两名白人。那么事实上,究竟佛曼录音所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呢?有两个变化是非常确定的:录音使检方最重要的一名证人从可信转而变为绝对不可信;录音使辩方提出的不太可能发生的警察栽赃的神话变得有可能。第一条的依据是佛曼第一次的证词显然有谎言,第二条的依据是佛曼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使人相信他可能有对辛普森栽赃的动机。
      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对陪审员如何判案是有一套规范的。比如说,一切以法律为依据,要以证人、物证为凭据,不可轻信双方的律师,不可以参入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要自己确信证据毫无问题才可据以作出判定等。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即使某个陪审员自己认为有可能是辛普森作的案,但是只要是证据有疑问,他仍然会根据法律对陪审员的要求,作出“罪名不成立”的判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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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5 22:03:35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在双方的公平角逐中,检方在庭辩上的失败明显是在实力上敌不过辩方,或者说是工作没有做到家。因为从表面上看,双方的对抗游戏是在法庭上的唇枪舌箭——但实际上,显露出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这么一个大案,有着巨量的幕后工作,双方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收集证据——包括有关自己一方证人和对方证人的所有情况。
      象佛曼的录音,是这一关键证人的关键信息。如果当初是由检方而不是辩方获得了这份资料,检方极有可能根本不会让他作为自己一方的证人出庭。这份录音是在与佛曼私交非常好的一名女剧作家手里,她住在北卡罗莱纳州,距洛杉矶的距离比上海到新疆还要远。这份录音又完全是私人之间的交易,知道的人应该非常少。检方没有掌握这一情况,看上去是情有可原的——可是你没有拿到,对方却察知并拿到了!这就无法原谅自己。美国的法庭就象一个寻求公平的竞技场,任何一方,如果在关键时刻出现后方空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进球,悔青肠子都没用。
      这些录音是在十年当中,断断续续录成的。采访的地点通常是在幽静的饭馆里。采访双方居住的地方相距这么远,能够持续十年的往来和合作,说明他们的关系是很深的。在法庭上,这个女证人曾被问及她与佛曼之间的关系。她明显地结巴了一下,然后回答——是一般的合作关系。检方律师对这名证人当然讨厌之极,所以在庭外,检方律师说过——她要是再这样说的话,我就要在法庭上公布她给佛曼的情书了。之所以我提到这一点,也是想让你了解:辩方能够得到这份录音带存在的消息,以及能够使这份纯私人性质的录音变成一份“证据”——是做了不知多少工作的!
      这名女剧作家出现在法庭上——是以辩方证人的身份出现的。实际上,她并不是辛普森案的直接证人,她只是有关佛曼和录音带的证人。当被告律师提出录音带的证据之后,法庭照例又要对这一证据是否应该呈堂,回避陪审员展开一场激烈的法庭辩论。这位女剧作家就是在陪审团不在场的这种情况下出的场。
      检方在看到辩方提出的有关佛曼录音带后,只能试着看能否亡羊补牢——于是拼死阻止录音带呈堂向陪审团播放。在辨战中间,高德曼的父亲再一次在法庭外发表讲话。他质问辩护律师——这到底是审判辛普森还是审判佛曼?检方也援引“与本案无关”的条例进行抗辩——说佛曼是不是种族主义者,跟辛普森有没有杀人根本没关系,他是种族主义者也并不说明他就会去栽赃。但是,要确定这份录音与本案完全无关——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为了慎重处理佛曼的录音,伊藤法官决定再一次把佛曼传来听证。当然,陪审团是不在场的。佛曼又一次来到了法庭,这一天,法庭上也是气氛凝重。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名警察的身分,录音带一经曝光,他马上就申请退职了。可以说,作为这个案子的证人,他已经远不是在法庭上被“审”得狼狈的问题,他几乎是声败名裂:丢了工作,前途渺茫。他这第二次走上法庭,已经是一个在全国声名狼藉的种族主义者的象征。引人注意的是——他带了一名他的律师一同走上法庭。——现在是他自己遇到了麻烦,他也需要律师为他出主意,以保护他自己的权利。
      佛曼求助于律师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他自己一定远在录音带公布之前,就知道自己遇到了大的麻烦——所以才一直聘请两名律师为自己工作。在他的录音带曝光后,其中的一名律师就宣布辞职了。许多人猜测:他是不愿意再为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雇主服务,也有可能——他觉得对这样一个“死老虎”,他已经无计可施是在帮不上忙了。
      辛普森案使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想起那个法学院学生的笑话,以及这个笑话所引起的有关律师职责的思考。——律师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角色呢?我自己以为,律师应是类似于一个咨询加上服务的机构,他只是向客户提供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信息和服务。他和顾客之间只是一个平等的交易过程——顾客付费,律师提供服务。任何一方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解除契约。由于律师咨询内容比较特殊,使这一行业比其他技术咨询行业增添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和社会内容,但是实际上,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压在这个角色头上,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有可能使这个职业产生畸变。所以说,直接地寻求和追求社会正义,本来就不是一个律师的根本职责。
      律师是有他的职责的——他的职责就是,不论他的顾客是什么人,在收取顾客费用的同时,提供尽善尽美的法律服务,使他的顾客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当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服务充分享有了公民权利,真正的社会正义就已经得到体现了。
      其实——对于你我来说,这个道理是非常容易想通的。我们都经历和目睹过不同历史阶段对于“正义” 的不同社会理解和不同个人理解。如果律师的责任是“伸张正义”的话,那么你指望他伸张的是哪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正义”?而他本人又会倾向于哪一类社会群体的“正义”理解呢?如果律师都被要求去“伸张正义”的话,大量的个人就会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而失去他们应享受的公民合法权利。他们最基本的自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家庭幸福,都有可能被风靡一时的所谓“正义”一口吞掉。
      因此,不论是尚在未决之中的重大杀人嫌疑犯“活老虎”辛普森也好,“死老虎”佛曼也好,作为一个律师竭诚为他们服务,都没有违反律师的职业道德。
      佛曼在法庭上只待了四分钟。而这短短的几分钟,却将法庭变成了检方的“滑铁卢战场”。佛曼接受了被告律师的一系列提问,其中包括:“你在此案初审听证时所说的证词,是不是完全真实的?”,“你有没有提交过捏造的警方报告?”最致命的一个问题是——“在此案中你有没有栽赃和假造证据?”在这些问题提出时,检方几乎是不停地跳起来“抗议”这些提问。但是,问题都被当裁判的法官通过了。每当佛曼接到一个问题,他就把头侧向一边,悄悄向他的律师咨询。然后,他回过头来,快速并且简单地答道:“我要求引用我的宪法第五修正案权利。”
      他说的这句话——象神符一样抵挡了所有的问题。这到底是这么回事呢?
      我在前两封信里,在介绍陪审团的时候,曾提到过美国的宪法第五修正案,即权利法案的第五条。这短短的十条法案,其中每一句话对于一个美国公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说不准在什么关键时候就能维护你的基本权利。实际上,佛曼只引用了权利法案第五条中的一句话,就是——“人民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这一句也被扩大为:不能强迫一个人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而这一条更普遍的应用,是你以及许多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所有看过美国电视连续剧“神探亨特”或其他美国匪警片的人都会记得,每当“神探”们抓住嫌疑犯的时候,不管跑得如何上气不接下气,都会一边气喘吁吁地给犯人带手铐,一边“背诵”同样的一段话——第一句就是“你有权保持沉默”。——被捕的人有什么“权利”保持沉默呢?这就是宪法第五修正案所给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你有权保持沉默,不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同时要求一个律师,由他协助你摆脱困境。
      有一次我和好朋友劳拉聊起来,我说,警察要是忘了把权利告诉犯人,那会怎么样呢?她毫不犹豫地说——那只好放他回家了。
      恰到好处地运用权利法案第五条,可以在美国非常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这里有厚厚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运用第五条》,它专门介绍公民如何在各种不同情况下以此来保护自己。“运用第五条”——是所有的美国人都非常熟悉的法律术语。
      实际上,佛曼警官并不是本案中第一个“运用第五条”来保护自己的人。就在这个案子刚刚开审不久,有一个被告的证人为辛普森作证,她是辛普森邻居的女佣。她是一个从南美刚来时间不久的移民——只会说西班牙语,法庭还特地给她配了一名翻译。当时她作证说在那段关键时间里——就是检方认为辛普森是开车出去杀人的那一段时间里,她记得自己看到过辛普森的车停在家门外。最后,在检方的追问下,大家觉得她对时间的记忆可能不准确,所以对案子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检方对于这个证人的出现感到非常紧张,定了一系列的策略要把她“攻下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攻击她的可信度。
      检方因此收集到了她的全部资料,然后在法庭上要她回答——为什么她在进入美国国境的时候在表格上填的出生年月跟她的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不相符合?对于一个从贫穷的南美国家来美国移民的人,很可能为了能在美国留下来,——在一些类似出身年月的问题上搞点小花样,这是很常见的情况。但是检方就是要利用一切可趁之机,使得陪审团认为她是一个不诚实的证人,证词也就不可信了。但是,检察官的问题刚刚提出来——伊藤法官马上就叫停。然后对这个毫无美国法律知识的南美女佣说:回答这个问题对你有可能不利,你有权“运用第五条”,不回答这个问题;你也可以找一个律师,让他告诉你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结果,检方也就不再追问这个问题了。
      因此,在佛曼当时的情况下,律师给他的建议就是——引用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权利抵挡所有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有无可抵赖的确凿证据在辛普森的辩护律师手里。例如他第一次的法庭证词显然有谎言。人们如果愿意,至少可以追究他的伪证罪。再有他的录音里已经有不少他拿来夸耀的捏造警方报告的事例等。现在,如果他当庭回答这些问题,不但那些答案肯定属于“对自己不利的证词”,甚至可能是“自证其罪”。同时他的回答,一定还会引来辩方律师一连串穷追猛打的进一步提问。这样,形势对于他本人将会变得无法预料,弄不好还会引一场官司上身——真正地由一个证人变成一个被告。面对极为险峻的形势,他当然首先选择自保。他的律师受他雇用,当然首先考虑的也是保护他的利益。他已经不可能再去管什么辛普森案的检察官方面的困境,——他连自己都快要顾不过来了。
      也许你会问我:那个南美女佣和佛曼警官明知自己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作为证人在法庭上很可能会遇到麻烦,那么他们能不能因此而选择回避——不上法庭作证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样的话,就侵犯了被告受到宪法第六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我前面已经介绍过,在第六修正案中是这样规定的:“在所有刑事案中,被告人应有权提出下列要求:要求由罪案发生地之州及区的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公开的审判,并由法律确定其应属何区;要求获悉被控的罪名和理由;要求与原告的证人对质;要求以强制手段促使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并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这位南美女佣和佛曼都是对被告有利的,如果他们拒绝出庭,被告方面可以要求法庭发出传票强迫他们到庭作证,以保护被告的宪法第六修正案的权利。
      前面提到的那个为佛曼警官录音的女剧作家,也属于同样的情况。鉴于她和佛曼的多年私交,她当然知道——她作为辩方的证人出庭,对于佛曼是多么不利。而且,交出录音带之后,她知道自己在普通人眼里总是一个“见利忘义私德可疑”的形象——她当然巴不得隐姓埋名,至少不要再在这个案子里抛头露面,最好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那个女作家就是她。因此一开始,她是拒绝了辩方的要求的。在这种情况下,辩方有权利要法庭出传票命令她出庭。辩方律师的依据——就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六条中的一句:“被告人应有权……要求以强制手段促使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 当时伊藤法官表示,他无权这样做,因为他无权命令另一个州的居民来他这个法庭作证,而必须由她所居住的北卡罗莱纳的法庭出一张传票。——可见她的出庭,一方面是辩方律师大量工作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是被告受到宪法修正案保护的结果。
      由于宪法第六修正案的存在,使得美国保护证人的问题变得特别严重。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下:不仅可以录音,也还可以做到录像——这一切是否可以取代证人呢?录音和录像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一部分的,但是,如果这些证据是牵涉到一个证人的话,被告仍然有权利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坚持要求与证人当面对质。如果证人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出庭的话,那么被告虽然还是有可能被判下来,但是在上诉的时候——被告就多半就可以逃掉了。因为美国的上诉法庭并不是把案子再重审一遍,而是审查这个案子有没有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地方。如果被告在上诉的时候提出——他的宪法权利在审理过程中没有得到保护,那么,上诉法院是有充足的理由驳回地方法院的判决的。
      结果——证人常常成为一个案子的关键,少了一个证人就可能输掉官司。对于检方来说,经常有这样的问题:案子破了——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了,可是证人或是死了,或是跑了,你拿不出证人,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罪犯逍遥法外。所以,保护证人就非常之重要。尤其是像贩毒集团这样大的集团犯罪,经常以杀害证人来作为逃避法律惩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的司法部门因此有庞大的保护证人计划措施。不但要在审判之前确保证人的安全,甚至还要保护证人事过之后的安全。重大案件的证人,一般在审理之后都由美国司法部门负责安排帮助他及其家属“销声匿迹”——安全地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每一个这样的证人,都要花去上百万的美元。在美国电影里,你也常可以看到反映这种情节的故事。
      我们再回到辛普森案。佛曼警官的关键是,当辛普森的律师问他:“在此案中你有没有栽赃和假造证据?”的时候,他的回答竟然也是:“我要求引用我的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权利”!你说——人们会如何解读这句话呢?最直接最明白的解读就是:如果佛曼直接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的话,这个回答将会对佛曼不利,或者说他的回答将会使他“自证其罪”。也就是说,在辛普森的案子里,他是栽赃——制造假证据了。如果他如实回答了这样的问题,他将无法逃脱由于栽赃而被起诉,这显然将对他不利。而他引用他的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权利之后,他不“自证其罪”,别人要证明他有罪也就非常困难。我认为——佛曼的这句话一出口,检方从理论上已经全盘皆输。
      尽管事实上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他这样回答,只是为了抵挡更多的问题滔滔而来,他这样回答只是他的律师的一个策略。他的律师确实是聪明的,佛曼以不变应万变的回答,使他在法庭上只待了四分钟就可以下去了。他只要对任何一个问题有实质性的回答,他就很难如此轻易地脱身。
      但是,人们无法不考虑佛曼在“栽赃”问题上引用的第五条的最直接含义。那天从法庭上出来的辩方黑人律师考克伦,活像一个从战场上得胜归来的将军,他站在法庭的门口就当场发表了讲话——让大家好好想想,检方提供的最主要证人,当问他是否栽赃的时候,他居然要“运用第五条”!这说明了什么?这时,黑人组织“伊斯兰之国”又给考可伦律师派了几名彪形大汉作保镖,看上去着实有点滑稽。
      当时的法学院教授们评论说,佛曼所采用的立场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检方“只能指望别让陪审团听到佛曼的回答。只要陪审团听到了,检方的一切努力将会万劫不复。最低限度的影响,就是陪审团不会相信跟佛曼有关的一切事情。”的确,陪审团此时还被蒙在鼓里,外面都翻了天了,他们却一无所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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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5 22:11:34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接下来检方所要做的,确实都在围绕着如何阻止有关佛曼的一切被送到陪审团面前。当然在我看来,这就像预审阶段辩方曾经试图阻挡证据呈堂一样,总显得有点勉强。但是,他们部分地做到了。首先是,伊藤法官宣布——既然佛曼决定“运用第五条”回答一切问题,就没有必要再让他在陪审团面前再来这么一遍,同时也不告诉陪审团,佛曼不再出庭的原因是因为他“运用第五条”。但是,要求陪审团把他的不出庭——列为检验他的可信度的因素之一。伊藤法官决定不把佛曼“运用第五条”的情况告诉陪审团,他的考虑显然是不想让佛曼一个含义并不绝对明确的回答,一下子就彻底毁掉检方的全部证据。同时,伊藤法官决定,佛曼长长的录音——只挑选其中两段放给陪审团听。在佛曼四十一次谩骂“黑鬼”的录音中,陪审团只能够听到两次,而且是在不太刺激性的语句中。也没有同意辩方所要求的——播放录音中描述警方捏造理由抓人、销毁证据等部分。法官的理由是,辩方律师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佛曼确实在辛普森案件中栽赃,因此并没有为播放具有爆炸性的证词提出所需的根据。伊藤依然认为,辩方有关佛曼栽赃的“这个假设在法理和逻辑两方面,都还需要大为加强,这样空泛的说法,还不能提到陪审团面前作为证据。”
      应该说,伊藤法官是在竭力维持裁判的公正,他即使陪审团通过录音了解到佛曼初审阶段证词不实的真相,以及他的种族主义的倾向,又不让他过去十年与本案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夸夸其谈,由于其刺激性而对审判形成超出合理范围的影响。但辩方对这样的裁决可以说是愤怒之极。一方面,陪审团在作出判决之前,将再也没有机会知道——佛曼对栽赃的问题采取了“运用第五条”的态度。因为凡是没有被批准呈堂的信息,任何人都不允许在陪审员面前透露。另一方面,他们期望甚高的录音带被大大地打了折扣。但是,也只能服从裁判。作为弥补——他们又提供了一些证人。这些证人都清楚地向陪审团证明了佛曼对黑人仇视和对黑白通婚的憎恶。检方在当天的听证结束之后就承认:他们打了一场败仗。
      相信你看到这里,一定对我屡屡把美国的法庭比作运动场不再感到奇怪了。说实话,这种双方势均力敌的阵势,平等顽强的对抗,以及裁判为保证公平审判所作的努力——常常使我们慨叹不已。
      辩方提供证人证据的阶段相对于检方的听证阶段,是要短得多了。人们经过漫长的听证,终于等到了结辩的来临。
      在结辩开始之前,还有几件事我想提到:一是辛普森本人决定放弃上证人席作证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在宪法第六修正案里规定的——即“被告应有权……与原告的证人对质”。但是这样的举动有时对被告有利,有时却是有风险的,因为当被告走上证人席的时候,检方也有权利对他大量盘问,除了问到与案情有关的问题,还会尽可能质疑他的个人品质问题,使陪审团对被告留下一个坏印象。因此被告是否为自己作证,一般都由他的律师根据利弊为他分析和决策。二是伊藤非常出人意料地同意了辛普森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发表了很短的——为自己辩解的讲话。尽管这段话只有一分多钟,而且陪审团也不在场,但是法官的这一决定使检察官气得双手发抖。因为这不是作证,检方无法对他进行提问。被告律师提出这一要求一定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这一做法由于并不犯规,所以他们也估计法官有可能会同意。虽然法官对法庭上的一些情况有决定权,但是所有的法律专家对伊藤这一决定的评价是:“极不寻常”。
      在结辩之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裁决,就是法官同意了检方的要求,让陪审团不受“全肯定或全否定”判定的影响,如果陪审团发现辛普森是出于冲动而不是出于预谋杀害两名被害人的话,他们也可以将被告判为“二级谋杀罪”。法律专家们都认为,这一裁决是检方“非常重大的胜利”,原因是陪审团有了更大的空间去达成合议,甚至可能会使陪审员改变态度。
      可是,我个人觉得检方的这个要求很难说就是明智的。因为“一级谋杀罪”和“二级谋杀罪”有着逻辑上的差异。当初检方坚决提出“一级谋杀罪”的唯一指控时,曾经强调了辛普森是“在夏天带手套,携带利刃,穿戴暗色衣帽”,并且针对这种指控配上了物证,如皮手套,暗色绒线帽……等等。但是,现在检方的要求恰恰证明他们自己都对这种说法没有信心,何况在要求陪审团也转而考虑“二级谋杀罪” 的时候,那些只能和“一级谋杀罪”相匹配的物证又该如何处理呢?陪审团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完全有理由质疑物证的可靠性。
      不管怎么样,在距离初选陪审团整整一年的时候——结辩开始了。
      所谓结辩,就是检辩双方分别向陪审团总结自己的证据,陈述自己的观点。由于在整个听证过程中,双方律师在证人面前只有提问的份,他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只能是通过间接方式。因此,这是双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完整地表达自己,直接地争取陪审团的支持。这最后一锤子是很体现律师水平的。一般的策略都是尽量动之于情晓之以理——因为陪审团毕竟是一些大活人,就看谁能把他们给说动了。
      检方集中向陪审团重复了证据。这包括:妮可所住的公寓后门发现的血迹, DNA测试与辛普森的血型相同(570亿人中间才有一个这样的血型);现场发现名贵鞋的鞋印,并且尺寸与辛普森的相同;作案者使用的一双稀有的皮手套(一只在现场,一只在辛普森的屋后),辛普森曾经拥有过一双同类型的手套;此外,还有辛普森汽车里有血脚印,他的卧室里有带血迹的袜子。
      在结辩时,检方也不得不严厉批评了佛曼。但是强调,“佛曼是一名种族主义以及他在证人席上对此问题说谎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未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如果陪审员因为一名警察的种族主义态度而不理睬如此有力的证据,这将成为一个悲剧。”
      在检方结辩时,出现这样一个意外情节:在检方提到辛普森割破的手指的时候,过分卖力的电视转播录像师把镜头直接摇向了辛普森的手指。伊藤法官马上命令拔去电源插头,而致使转播中断。因为录像师的这一举动有可能使电视观众看到辛普森的笔记本,这严重违反了“被告与其律师之间的交流必须保密”的规定,这一规定也是为了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然后,法官马上向负责转播的机构——电台及电视新闻协会处以一千五百美元的罚款。罚款之后,又重新恢复了转播。
      在检方结辩的时候,还另有一个插曲。女检察官克拉克十分动情地向陪审团讲述她自己如何面对如山铁证始终相信辛普森是此案凶手,决心克服种种困难而将他绳之以法。在克拉克讲述的过程中,被告律师三次从椅子上跳起来抗议。最后一次,被告律师抗议的矛头已经是指向法官——抗议法官没有公平对待他的抗议,终于迫使法官宣布休庭,并把陪审团暂时请出法庭。看来检察官克拉克确实是“犯规”了,在经过讨论重新开庭的时候,法官下令检察官克拉克在此后的结辩中,不准再说“我如何如何”,不许使用“我”这个词。在她保证不再这样做之后,结辩才继续下去。被告律师认为,她前面的这种叙述方式是在暗示陪审团:她自己是在“伸张正义”,在为被害者“讨还公道”——在“道义”上拔高检方而贬低辩护方。用这种方法来影响陪审团,这在美国的法庭上是一种明显的犯规,也难怪辩方律师十分愤怒,连连抗议。
      在检方的结辩中,黑人律师达顿的表现受到一致好评。他的发言集中要点,极富感情。达顿很年轻,他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很正直很忠于职责。对于什么是律师的职责这样一个的话题,在辛普森案期间已经不再如笑话那样轻松。这个话题对于美国一般老百姓,对于法学院学生,对于象达顿这样严肃的律师,都成为越来越沉重的困扰。看上去他象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自己是在为被害者的家属讨还公道。在这个案子里他承受了额外的压力,因为他自己是一个黑人,却在试图把一个“黑人英雄”送到无期徒刑的大牢里,不少相信辛普森无罪的黑人都指责他“出卖黑人兄弟”,但是这只使他感到难过却并不使他感到困扰,真正使他困扰的是——在他奋力在“讨还公道”的过程中,他看到和他一样的律师,正在他的对立面上工作,而且,眼看着要“拼不过他们了”。他在这个案子审了一半的时候,发表过十分伤感的讲话——他说,自己如果重新选择的话,很可能不会再去做一个律师。在美国,实际上人们都有着很沉重的“追求正义”的心理负担。看着完全站在对抗立场的双方律师的这场 “球赛”,很多美国人也一头扎在“正义”这个概念圈子里出不来。
      辩方律师的结辩是有别于检方的。律师卡可伦明确对陪审团表示“我们不需要证明什么”。这是在美国法庭上,对抗双方最大的区别。检方必须拿出铁证来,而辩方不需要任何证据,需要的只是提出疑问。所以在最后,卡可伦是以十五个问题来结束他的结辩的。美国司法制度对于要求判一个人有罪的检方,严格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在我看来,也是在贯彻“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在辩方的结辩中,律师直指物证受到污染和警方涉嫌栽赃。冯警官和佛曼再一次受到抨击,他们被形容成“一对行骗的恶魔”,主攻对象当然是佛曼。但是辩方律师也有大量的夸张的、煽动种族情绪的言辞。比如说,称佛曼和希特勒一样,是一名“灭绝种族的种族主义者”。我觉得,正是辩方律师所采取的这个策略,搅混了这一锅水,在一个相当清楚的审理逻辑上蒙罩了一层迷雾。接近尾声,在人们的情绪都已经显得激动不安的时候。辩方的“种族策略”更是在那里添乱。
      而在法庭之外,被害者高德曼和辛普森的家属分别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谈话。高德曼的父亲是犹太人。他说,把言辞中含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佛曼比作杀害了千百万犹太人的希特勒,根本是比喻不当。他还说,卡可伦雇佣的保镖是来自“伊斯兰之国”,他就没什么资格谈种族主义的问题。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老高德曼这样说,是因为“伊斯兰之国” 是法拉肯领导的。法拉肯就是我以前提到过——马康姆•X的女儿始终怀疑他是杀害自己父亲凶手的那个人。法拉肯在美国是出了名的反犹太民族的另一类种族主义者。辛普森的家属则也发表谈话,为辛普森的律师辩护。种族话题终于越炒越热,新闻界也不断公布黑人和白人对辛普森“是否有罪”不同观点的比例。法庭外,开始聚集起一些民众,有的高叫“释放”;有的则回应“有罪,DNA”;还有人大喊:“让陪审团裁决,这是美国!”
      检方最后为结辩安排了一个戏剧性的高潮:播放妮可以前在辛普森冲到她家里时她向警方报警的录音——在她惶恐不安的声音背景下,银幕上——则是两名受害者满身是血遗体的巨幅照片。总之,在这几天里,检辩双方都已经充分运用了他们可能利用的一切办法——包括各种展示手段,去说服陪审团。
      历时九个月,聆听了127名证人的审判, 终于走向判决。伊藤法官给予陪审团最后的指示告诫。这些告诫主要是美国法律对于陪审团的规定。法庭上一片肃静,伊藤法官一字一句地,清楚地念了两遍。其中有,法律规定:陪审团在合议之前,不得互相讨论案情;在合议之前,不得对案子形成固定的看法;陪审员必须按法律判断,而不能参杂自己的好恶;陪审员不得轻信双方的律师,要以证据为依据;陪审员不得由于对双方律师的印象好坏而影响对证据的判断;在双方的证据出现矛盾的时候,必须倾向于相信证明被告罪名不成立的证据。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上面的最后一条。在辛普森的案子里,始终没有出现过直接的证据,所有双方提供的证据,都是所谓外围的“情况证据”。这时,最容易出现双方证据有矛盾的情况。而美国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是站在保护被告的立场上的。
      法官给出这些指示告诫之后,这个案子就正式交给陪审团了。
      对于陪审团的研议时间,专家的猜测基本是十天半月不等。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没有律师什么事儿了。如果陪审团对于法官最后的指示不清楚,或者对法律上还有什么问题,法官会给他们法律上的指导。——除此之外,法官也丝毫不能再给这个案子有任何影响了。对法官来说,案子已完全交出去了。由于大家对于研议时间的估计比较长,因此法庭几乎是空的,就连从不离开的高德曼的家属都不在场,法庭上只有辛普森和他的一名不太唱主角的律师在陪伴着他。
      可是——就在不到四小时的时候,这十二名陪审员表示他们已经作出裁决,然后,神情严肃地进入法庭,把装着裁决的密封信封交给了伊藤法官。辛普森面容凝重地盯着他们,他当然也想看出裁决的一点儿蛛丝马迹来。但是,他们之中只有两个人向他这个方向扫了一眼,其他人的眼光都回避着他!一般分析,陪审员避开被告的目光,十之八九不妙……所以,当辛普森离开法庭的时候,看上去脸色阴沉。
      法官决定第二天早上十点钟拆封宣布。
      当天晚上,全美国的人都在猜——陪审团的裁决是什么?所有的情况细节都被专家搬出来分析了又分析——但是,依然莫衷一是。
      尽管你已经知道了结果,我还是决定把法庭宣布的裁决留到下次再写——回想宣布时全美国的激动,至今还觉得很有意思。可是,我要再想想——对于辛普森案,我到底还要告诉些你什么……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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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6 15:14:1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三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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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记得就是在辛普森案裁决宣布的那天晚上——我开始给你写这个案子的。我现在还记得那天周围所有的人经历的冲击。
      洛杉矶的上午十点,是美国东海岸的下午一点。那天我和周围的朋友都度过了一个心神不宁的上午。我曾经经历过一次美国大选,人们等待新总统的选举结果也远没有这样紧张的气氛。新闻界事后报道说,在宣布前后的这十分钟里,全美国的人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不工作、不上课、不打电话、不上厕所,人人都在聆听辛普森案的判决。在亚特兰大的哈茨夫国际机场,由于大家都看电视,使达美航空公司的数班飞机延迟登机。一名不识时务的工作人员在宣判的关键时刻催大家登机,结果一百多名旅客一起大吼——“闭嘴!”在迈阿密的银行里,出纳员停止点钞——排队的长龙突然消失,大家都去看电视了。平时充满交易员震耳欲聋喊叫声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在宣判的那几分钟完全鸦雀无声。华盛顿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平时你很难让他们承认,有什么事情会比他们手头的公事更重要——但是这一天,一度各机关部门几乎停摆。从白宫到国会及联邦各部门,原定下午一点钟举行的许多有关国家政策的简报、听证和记者会,不是延期就是取消,只为了等待辛普森的审判。人们用各种方法获得消息。华盛顿的自行车邮递员利用无线电从公司调度那里获得结果,一路喊叫着告诉行人。纽约证券交易所虽然没有停止交易,但在一点钟之后变得非常缓慢,到一点十分,在显示股价的标示板上,多打出了一行字——“辛普森被判所有罪名无罪”。之后,交易才恢复正常。
      这在美国是异乎寻常的一刻,令美国人自己都无法想象。——最千差万别,最各行其是的美国人,居然同一个时刻,全国一致,千千万万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做着一件完全相同的事情——“所有的例行事物都被巨大的好奇心所吞没”。
      尽管我和许多美国人一样,想到过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也和他们一样,久久无法从巨大的震动中回复常态。这一宣判,包含的内容太多太多。
      审判刚刚结束,检辩双方和当事人双方的家属立即分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辛普森的儿子读了他父亲的一份声明,他表示“将以抓到杀害妮可和高德曼的凶手为此生最重要的目标”。检方和被害人家属在电视镜头面前,几乎可以用“悲壮”二字来形容。检方的律师们动情地与被害者家属拥抱,互相表示感激和安慰。看着这个律师团所表现出来的“团队精神”,确实非常令人感动。尽管他们是在一个“关键大赛”中输掉了比赛了的“球队”,但是你看到他们依然团结,互相分担失望和痛苦,领队的女检察官克拉克高度赞扬和感谢了他的同事。在这一年中,他们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克拉克本人还因为夜以日继的工作,失去了她对自己孩子的监护权。老高德曼最后一次声音颤抖的讲话,振荡在美国的每一个角落:“1994年6月13日,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恶梦降临的一天,今天则是第二个恶梦。今天,并不是检察官输掉了这个官司,今天失败的是这个国家。正义和公道没有得到伸张。”
      辩方律师在最后结辩时的“种族策略”,已经使得这个案子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可能不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许多相信辛普森无罪的黑人高兴地庆祝“正义和公道得到了伸张”;在电视台的街头采访中,许多白人却表示失望。但是,这种分野并不是绝对的。更为理智的人,都是根据他们的分析和直觉,再对这个案子作他们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种族归属。事实上,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还是其他种族,都依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结论。
      大多数美国人在判决出来之后——都还是认为辛普森是杀了人的。问题是,不管辛普森是有罪还是无罪,这样一个事实总是无可置疑地摆在所有的人面前:在美国,这两个被害人被以十分残忍的方式杀害了,妮可的头颅几乎被割了下来,但是凶手并没有归案。也就是说,不管辛普森是否寻到了他的“正义和公道”,被害人的正义和公道肯定尚未得到伸张。
      因此,整个美国几乎都无法从一个精神重负中解脱出来。因为实际上,大家都背着很沉重的“追求正义”的负担。人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世纪大审判”审了一年,结果嫌疑犯被宣布无罪了,凶手却还是没有结果,甚至于现在连嫌疑犯都没有了。所有的人中,最感到不堪重负的就是法律工作者了。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美国司法制度的机制,更清楚维持这个制度的理由以及为此支付的代价。他们比别人经历更大的精神矛盾和冲击。这是因为,那些沉痛的代价通常是经过他们的双手,亲手支付出去的。在法庭宣判后不久,一向给人以冷静镇定印象的伊藤法官,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他当警官的妻子忍不住失声痛哭互相安慰,过了很久才平静下来,回到法庭与辩方律师握手。这时,检察官已经早就离开了。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通过“法庭频道”收看审判情况,“法庭频道”的几个年轻人,非常出色地为这个案子作过大量转播、采访、评价等工作,宣判后——显然他们也心情沉重。问到他们的感想, 其中一个年轻人说,我在这个法庭守了9个月了,我不知道我以后是否还会做这个工作——但是我知道,经过这次审判以后,我不会再和以前完全一样,美国也不会再和以前完全一样了。
      社会上大量认为辛普森有罪的人们,都希望找出这场对他们看来不可思议的谬误的罪责承担者。因此,各种批评接踵而至。有的指责陪审员的情绪被辩方律师的“种族煽动” 所左右,忘却了自己神圣的职责——因为陪审团中有9名是黑人。也有的估计他们是在这个案子中被隔离得太久了——急着回家,因而根本没有认真研议就草草作出了判决。在这里以“技术型”著称的华裔则嫌陪审员的文化水平太低——在陪审团中间,只有3名大学以上学历的。他们说,要是那12名陪审员都是博士或硕士学位的“老中”,辛普森还会有救吗?……在种种说法中,“种族主义情绪导致误判”和“辛普森金钱买正义”是最多的两项指责,甚至欧洲和其他国家,都纷纷传来类似的批评。
      写到这里,我想先告诉你几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你最近的信里曾经问我——你觉得辛普森有罪吗?在这一年里,美国所有的人都在问别人或被别人问这同样一个问题。在该案审判的不同阶段,在时而检方占上风,时而又是辩方占上风的时候,这个问题曾被一遍遍地提出来。后来,尤其在辛普森案判决之后——我突然发现:另一个问题或许更有意义。于是,我开始问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我先问他们,你觉得辛普森有罪吗?他们中的大多数回答说,他们认为辛普森有罪;然后我再问他们——如果你是陪审员,你会判他罪名成立吗?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答得有点犹豫,有些人则非常坚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回答说:不会!
      在辛普森判决之后,报纸上一直大量报道,大部分的黑人认为他是无罪的,大部分的白人认为他是有罪的。接着新闻媒体又做了这样的民意测验,他们问:——你觉得辛普森是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吗?绝大多数的人,不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不论他觉得辛普森是罪有还是没罪——都回答说:是的,我认为他受到了公正的审判。
      还有在整个审理过程中,辛普森的“梦幻律师团”意见不和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最初呼声最高的夏皮罗律师明显从领队的地位退了下来,而且到后来,他跟另外两名律师,看上去几乎很少交谈。在判决之后,夏皮罗发表谈话——“过去我的立场始终是相同的,那就是——种族意识将不是,而且不应该是此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不仅打出了种族牌,而且把它当作王牌来打。”谈到卡可伦把佛曼比作希特勒,夏皮罗说,“我非常生气。我认为,纳粹大屠杀是现代文明中最残暴的人类事件。而纳粹大屠杀是希特勒干的事。在我看来,把佛曼与那样一个凶恶的罪魁相比——是错误的。”他谈到,卡可伦这个提法事先并没有和他商量,他今后也不会再和卡可伦进行这样的合作。
      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是,这支“梦幻球队”是踢赢了,但是它赢得并不够光彩。在宣判第二天的报纸上有美联社的两张照片。一张的标题是——“梦幻队,赢了!”,照片上是宣判后记者招待会上的辛普森律师团阵容;另一张的标题是——“空忙一场,失望!”,拍的是检察官克拉克和达顿在宣判时的表情。如果没有标题,如果让你仅仅根据这两张照片里人物的脸色表情去判断输赢,你肯定莫名其妙。因为胜利了的“梦幻队伍”和输了的检察官一样,一脸沉重。我相信,他们作为名律师,作为这一行业里专家中的专家,他们自己清楚,而且知道同行们也清楚——他们赢得并不光彩。他们唬得住老百姓,却骗不过明眼的内行。
      正如夏皮罗所说的,他们不应该“打种族牌”。就和在球场上一样,有的队 “球风好”,有的队“球风不好”,球风不好的队也能够赢,他们的一些小动作也许还不能算作犯规,但是这样的球队虽然赢了,却不能得到球迷和同行的尊敬。看来,夏皮罗确实是这个律师团中水平最高的一个,也是最顾及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心的一位。可以想象——在决定辩护策略的时候,这个律师团有过多么激烈的争辩!但是很不幸,夏皮罗的意见没有占上风。你也许会说,如果不打“种族牌”,会不会输呢?夏皮罗之所以会在最后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就说明他和所有的明白人一样清楚——不那样做,他们一样会赢。
      不打种族牌,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不揭发佛曼在初审阶段撒谎的事实,以及佛曼这个人有种族主义倾向并且没有警察的职业道德这样的事实。正是这些事实,使得陪审团有充足的理由,对佛曼这个证人和与他相关的证据提出疑问。同时冯警官在取证操作和保管物证中的失误,以及我以前介绍过的各种疑点都依然存在。再加上美国的司法制度对于陪审团判决的法律要求,使得检方在结辩之前就大势已去了。
      这些法律规定,使得陪审员必须把个人的臆断猜测,尽可能地与陪审员职责所要求的法律判定区别开来。因此事实上在美国,你可以理解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陪审员作为一个个人,他相信被告是有罪的。但是作为一个陪审员,他认为检方的证据尚且不足,他会投票选择判定被告“罪名不成立”。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的,我的美国朋友们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你认为辛普森是否有罪?”和“你如果是陪审员,是否会判他罪名成立?”他们会给出不同答案的原因。
      在辩护策略上,辛普森的律师团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面对检方的强有力证据,有人基于陪审团组成的种族比例,提出打“种族牌”,以期增加更大的保险系数,也是正常的和意料得到的。但这不是正直和光彩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对证人的一种不负责任,也是对一个多民族的社会的一种不负责任。
      你也许会问我——那么到底这张牌是否起了作用?以及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呢?这使我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以及关于这篇文章而与周围的人发生的讨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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