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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8119

[资料] 引导大脑开始独立思想的一本书——《近距离看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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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6 15:21:0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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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篇提倡女权的文章。它谈到,女性待人处事的态度和她们的语言都与男性有很大的不同。作者例举了许多女性的习惯用语,分析了其语言特征,主要是它的柔性的一面。作者指出,这说明了女性长期以来,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使得她们逐步地习惯于谦和、柔性和没有自信心。但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女性不但有与男性有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不同的因素,显然还有其因生理不同而产生的心理不同,这个因素同样也影响了她们的态度和语言特征。最后,大家争论的结果就是:事实上,你根本已经无法完全分辨出——在女性的语言特征里,哪一些是生理和心理的因素造成的,而哪一些是由长期的男女不平等社会因素造成的。
      我想,在这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里,也永远无法分辨清楚——有几个人,在多大的程度上受了被告律师种族情绪煽动的影响。人们的猜测和指责并不能说明这个问题,陪审员从法庭出来以后对这种指责的否认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尽管法律对陪审员有严格的要求,但是我说过,他们都是大活人。这也是任何法制社会在穷根究底的时候,人们常常会遇到的困惑。因为不论是立法还是执法,都是“人”在那里进行。从前面我介绍的美国权利法案的200多年的实践历史中,你也可以看到——在每个历史阶段,由于“人”的不同,理解和实践的情况也就不同。但是从它整个的实践历史来看,是在不断趋近于它的立法本意,这是美国社会本身在进步的表现。那么,辛普森的陪审团在被告律师“种族牌”的影响之下,他们的裁决是否趋近于立法本意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这是因为,撩开被告律师“种族牌”在这个案子上所蒙罩的迷雾,审理和判定的逻辑都是清楚的。这也是在社会上作民意调查,任何一个种族都没有一个一致的定论,而这9名黑人、2名白人和一名拉丁裔组成的陪审团却会有一个一致定论的原因。陪审员的判断逻辑是与民众不同的。况且,只要这12个陪审员中间有一个不同意,陪审团也无法作出“罪名不成立”的裁决。同时,这也是民意调查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辛普森受到的是“公正审判”的原因。这个民意调查还使我们看到:在美国,就连一般的老百姓,都会清楚地把一个人“是否犯罪并且得到了判罪”,和他是否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区别开来。
      但是对于一个不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想通的道理。他们会想,如果凶手是被判罪了,那么说明审判是公正的;凶手没有被判罪,这场审判当然就是不公正的。
      这二者怎么会出现不统一呢?
      美国的司法制度当然也是希望寻找罪犯,希望伸张“正义和公道”的,但是与此同时,它承认它面临这样一个困难:就是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它做不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因此,它并不强求一定要找出罪犯。同时,在对一名被告判断困难的时候,它倾向于“错放”,而不是倾向于“错判”。这就是我前面总结的——“宁可放过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法庭上“罪名不成立”的解读,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罪”,而不是“此人清白无辜”。
      美国的司法制度,它首先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在审理的过程中,检方的“寻找罪犯”、“寻求正义”是不可以拿到台面上来的,因为不允许造成任何一方天然地在道义上强势压过另一方。只要双方在法律的规范下,通过公平抗衡而得出了判决——那么,这个制度就认为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是得到了伸张的。在辛普森这个案子里,我认为,这个制度要求检方——也就是打算把一个公民送到无期徒刑的大牢里去的一方——在提供证据的同时,取证必须科学、严谨;提供的证人必须可靠。这样的要求,应该说是合理的。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就是证据尚不充分。因此就必须把这个被告放回家了——你也不应该再有什么可说的。
      这样的司法精神是建立在权利法案的基础上的。它的出发点就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
      我已经介绍过:权利法案的制定,它的目标是针对政府的,尤其是针对联邦政府。它主要是防止美国政府和政府的执法人员侵犯公民权,甚至滥用职权,陷害平民。一个被告,当他面临审判的时候,他立即面对着一个极大的强势。这里我想谈一谈有关对于辛普森“金钱买正义”的指责。在该案结辩之前,洛杉矶政府宣布——到当时为止,属于政府的检察部门,已经用了八百零五万一千七百三十九美元。这些钱当然来自当地的税收,其中还不包括洛杉矶警察局的调查开支。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我所说的一个平民被告面临强势,实在不是一个轻松话题。警察和检察部门可以动用以千百万计的金钱来对一个平民进行调查和诉讼,他们既有可能是象达顿律师那样看上去正直的理想主义者,至少有章有法;也有可能是象佛曼那样甚至比佛曼更糟,既有某种偏见又没有职业道德的执法犯法者,陷害栽赃都有可能。即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可能在某种信念的引导下,打击一个跟他的信念不同的平民。而当一个政府或是政府的某一个部门,当他们出于某种原因,对某一个体或者某一群体的平民看不顺眼,而想要“治治”的话,他们手里可以很方便运用的,有的是巨大的财力和这种财力所可能调动的力量,尽管这些钱本身是来自人民。因此你可以看到,一个平民如果沦为被告,在政府这样的强势面前,一旦其中出现品质低劣有法不依的执法人员,而且利用这个强势“仗势欺人”的话,那么这个被告被诬告、被陷害、被夸大罪行,被非法凌辱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如果宪法和司法制度还不能明确地宣布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并且坚决执行“公平审判”的话,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正义和公道”可言呢?
      辛普森并没有公布他为应付这场官司到底用了多少钱。但是一般的判断都是——他早已经用完了他的钱。他必须用将来挣的钱来归还欠债了。不管他用了多少钱,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金钱买正义”这句意义不明确的话,到底指责的是什么?我想问的是——辛普森是到哪里去买来了正义?他是送钱给检察官、法官或是警察了吗?是从他们那里去“买”正义了吗?显然不是这样。他肯定是花了数额不菲的钱款,但是所买的是律师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服务,他付出这笔钱以使他们能够在全国各地收集证据,并且以此在法庭上公平地与对方据理抗争。——这里谁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么?相反地,社会需要做的不是抑制辛普森的“金钱买正义”,而是应该考虑如何资助其他的平民也能同样正当地“买到正义”。
      在美国,这方面的工作是必须做的,因为宪法第六修正案明确规定,被告有权利“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神探亨特”在向被抓住的嫌疑犯背诵了“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放弃这个权利,那么任何你现在讲的话都有可能在法庭上成为对你不利的证词”之后,就是背诵“你有权请一个律师……”。如果一个平民请不起律师的话,那么他会告诉你,法庭将会为你指派一名律师。宪法规定请律师是被告的权利,在美国律师又是一种收费的服务业——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一般是法庭规定律师都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小时计)的义务服务。这就是法庭指派律师的来源。我以前跟你说过的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样的民间组织,也有为平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他们经常能够委派一些非常好的律师作义务服务。对于一些民事案件,比如牵涉婚姻、住所、福利等,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个联邦法律服务公司,为请不起律师的人提供免费律师服务。这个公司去年经手了170万例诉讼。——不过,这个公司不管刑事案件。
      在美国,一个被告可以主动放弃你请律师协助的权利,但是不可以因为没有钱而被迫失去这样的权利。去年洛杉矶的大火,不知烧掉了多少人家的房屋森林,结果闯祸的是一个刚刚从墨美边境偷越过来的中国人。但他还是有权拥有一个法庭指派给他的律师,我记得最终判的刑期很短,虽然造成的损失惊人。——因为他是烧火取暖,属过失犯罪。并不会因为他是一个非法移民,就夸大罪行或加重处罚。
      法庭给予指派的律师,当然不会都象夏皮罗。但是如果你有证据说明法庭给你派的律师没有尽职的话,你可以据此上诉而推翻原判。我以后再给你讲这样的故事。不管怎么说,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高质量的法律服务,这是一项整个社会必须逐步去做的工作。在真正做到这一点以前,应该说,能够“买到正义”的人越多,越表现了一种社会进步。
      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大量的普通平民是善良的——在看到社会上出现犯罪现象的时候,总希望法律对于犯罪的惩治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有“从重,从快,从严”的想法,使得社会治安能够迅速安定下来。同时,也有一些善良的平民,他们觉得刑事案件永远是一件“打击坏人”,只有“坏人”才会卷进去的事情,而自己属于“好人”之列。严刑峻法,快速判案——即使产生误差,造成的也是坏人倒霉,和自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似乎自己永远不会需要一个保护被告的法律。
      但是事实上,一个国家法律的约束对象是它的全体人民,只有当它对所有的人是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大部分“好人”而言是“坏人”的人草率地处理,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隐含了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威胁。
      在一定的气候下——无视公民权,践踏公民权的“细菌”,就会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突然迅速滋生蔓延,从而危及每一个“个人”!——“好人”、“坏人”通通无法幸免。
对于被告的保护,即使是美国的权利法案以及司法制度,至今也还无法保证完全防止冤假错案。比如说——假设佛曼的录音带是完全真实的话,里面就提到不止一个品质恶劣的警察制造伪证陷害被告的案例。辛普森案一结束,司法部长就下令对洛杉矶警察局开始进行调查。
      权利法案和司法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现象,目的是为了使美国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杜绝发生公民受困或死于冤狱的可能。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以社会安全为借口,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牺牲任何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家庭幸福,以此作为换取社会利益的代价,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不为美国的宪法精神所承认。它不承认任何一种社会要求可以高于一个公民对于自由幸福和合法权利的要求。
      记得我很久以前读到过一个笑话:说是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谈——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那些来自英、法、美的人所谈的,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一个来自斯大林肃反时期的苏联人,他说,当你早晨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打开门发现一个警察站在门口对自己说,“伊凡•伊凡诺维奇,你被捕了”,你却能对他说,“对不起,伊凡•伊凡诺维奇住在隔壁”,——这才是“最幸福的时刻”。当政府的权利没有任何限制,以至于膨胀到了百姓都要把这样的时刻当作“幸福时刻” 的时候,也许街上盗贼奇少,犯罪率很低,社会是“安定的”,法律是绝对不保护坏人的,但是,这样的法律也同样是不保护好人的。
      当然,对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争议也非常多。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看上去它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尽管我以前就知道有这么回事,可是到了美国以后,发现他们居然是在“玩真的”——随机抽样,抽中的人五花八门,人种肤色各异,有业无业不论,有知识就有知识,没文化就没文化——也觉得够悬乎的。在美国,最强大的就是法律队伍了。法律博士有一大堆,为什么偏偏要找一帮“外行”来作“法官之上的法官”呢?更何况,这是一个出了名的“现代国家”,怎么会“落后”到依靠“乌合之众”来判案的地步呢?我曾经和朋友迈可讨论过陪审团组建的问题。他说,在这里所有理解赞同这个制度的人,都知道它的弱点——我们从来也不认为它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我们只是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罢了。这正如美国人有时候开玩笑的说法:如果你不把陪审团制度跟其它国家的制度相比的话,它真是糟透了!
      辛普森案宣判后,克林顿总统看完电视,回到办公室就写下如下声明:“陪审团已听过证据并作出了他们的判决。我们的司法制度要求尊重他们的决定。在这一刻,我们应该想到这个可怕罪行受害人的家属并为他们祈祷。”美国司法部长在辛普森宣判后,则针对陪审团制度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并未发现任何认定他们(陪审团)需要改革的立论基础。我们拥有陪审团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在考虑改变此一制度时,我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在世界上众多审判制度中,独独选中陪审团制度,而且死守着不肯放弃呢?当然你也知道——陪审团制度并不是美国人的发明,它的产生远早于美国的诞生。在中世纪的英国,司法诉讼相当黑暗,监狱形同地狱,屈打成招比比皆是。十二世纪以后,英国逐步建立了陪审制度。美国独立之后,它的建国者们即将陪审制度作为宪法的一部分肯定下来。此后的宪法修正案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佛逊就认为,这种陪审团审判制度在维护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选举权还要重要。确立这样一个制度,它的立法精神就在于防止联邦政府和政府官员滥用职权,践踏人民的基本自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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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6 15:26:4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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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然,陪审团制度是有明显的弱点。我曾经提到过,所有的“法治”都会有“人治”的困惑。最初的立法、审理的过程、最终的判定,都有“人”的参与。前人立法之后,有后人进行修正的可能。在执法的过程中,有不同的人对于法律条文的不同解释。你可以看到,一些同样的法律条文,在不同的国家可以实行和解释得风马牛不相及。在辛普森案的审理中,法官对于具体情况的处理,每天都受到大量法律专家的评判。最终的一个“生死断定”,总是由“人”来作出——由法官也罢,是法律专家也罢,是陪审团也罢。在辛普森案这个案子里,我们就看到,尽管双方律师充分出示了各自的证人证据,但是即使是法律专家,也是各作各的判断。不同的法官,不同的法律专家,照样会判出不同结果来。
      例如我前面提到过的全美首屈一指——世界著名的华裔刑事科学鉴定专家李博士,在审判结束时,他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没有断过——全美的新闻机构排队等着在电话里了解他的看法。他就认为,对判决他不感到完全意外。他说,他以纯科学的眼光来看,洛杉矶检察部门有关辛普森的证据并不能使人心服,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检方对被告作案的“时间顺序凑不拢,失去基本逻辑基础”。他认为,辛普森不太可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连杀两人,再回家更衣销毁证据。同时表示,还有其他物证也有重大嫌疑——比如命案现场的第一保存采证过程就极为重要,而以他的专业标准来看,“检方物证的可信度极为离谱”。但是我们当然相信——也肯定有其他的法律专家,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因此并不是说,法律专家断案就是绝对的。这毕竟不是计算机算题——把信息输进去一按电钮,“啪”一下结果就出来了。
      陪审团制度的设计,强调整个审理过程完全要由专业的律师按规定操作,由精通法律法规的法官控制“公平审理过程”。当该摆出来的所有合法证据,都已经摆在大家面前,双方律师该阐述的都已经说了之后,然后按照法律有关判定的条文去合议出一个一致的判断。这个制度的设计立论认为:如果一切是清楚和一目了然的,一般常人的智力已经足以作出判断;如果证据是矛盾、有疑问的,判案的法律条文已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判被告“罪名不成立”;如果一切是有争议的,法律也规定审判将宣告失败。因此这个时候,关键的问题已经不是判案者是不是专业人员的问题,而是判案者——是否公正的问题了。这个公正,是指判案者首先绝对没有陷害被告的动机,并且尽可能不受任何其他影响,而仅以所见到的证据为依据去进行判定。在陪审制度起源的英国都已经用得不多的时候,美国人之所以坚持用陪审团制度,而不用其它任何制度替代,这是因为陪审团制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陪审员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的。
      这里顺便告诉你,辛普森案的法庭里,作为被告的体育明星是一个公认的“大款”,名律师的报酬大概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检察官虽然是公职人员,年薪也应在二十万美元之上。伊藤法官的薪水我无法估计,只知道法庭配给他的那把椅子——就值六千美元。而法庭上的陪审员却只有一天几美元的补贴,他们出现在法庭上——与钱没有关系。在美国,被选上的人去法庭做陪审员,是一项必须去尽的公民义务,其重要性与服兵役一样。在大学里都有规定:凡是有陪审员任务的学生,可以不参加考试。
      陪审员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他们的判断,就是一般民众在法律对陪审团的规定约束之下都会作出的判断。国家对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法庭为他们保密,使他们没有心理负担。他们只要自己不想出头露面,可以永远不被周围的人知道自己曾充任的角色。所以,没有除了他们应该考虑的证据之外非考虑不可的其他因素。当然,这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这个社会是自由的,普通民众是不受任何控制的。老百姓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像一盘散沙的,在没有和外国打仗的时候,是不拧成一股绳的。美国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如果宪法和司法制度的出发点,是保护公民的自由,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那么,陪审团制度确实有它难以替代的优越性。
      我想起来就没法不觉得惊奇——你要知道,当初制定宪法和权利法案的那些美国开国者们,他们本身并不是“人民”,而是手中握有政府权力的当权者。二百二十年前的北美,还是一块动不动就要掏出枪来决斗的非常野蛮的土地,却有这样的“思想”在那里闪闪发光。当时美国还很不稳定——各个州松松垮垮,自行其是。那些好不容易打下江山的开国元勋,没有把不听话的州都好好收拾一番,也没有去认真严肃法纪政纪——该杀的杀该抓的抓,使社会迅速安定下来,更不好好考虑该如何巩固政权稳定江山以保江山万代红,却在那里担心手里的权会不会一不小心用过了头?!担心即使自己小心翼翼没出什么岔子,但自己的后任甚至后任的后任会不会“走了火”?!开国伊始,他们认认真真讨论的头等大事,居然是如何立法保留老百姓手里的****武器,保护他们的民间武装,让他们拥有最彻底的自由,甚至建立一个保护被告合法权利的司法制度。——有了这么一个开头,你还想指望美国人能看上去是规规矩矩整整齐齐的么?可他们两百多年来,政府和老百姓——就这么乱中有序地互相习惯了。我辈静下心来想——真是觉得不可思议!
      你一定记得前面的那些信里,每当我在一个方面回答了你的问题,介绍了美国人所拥有的自由和权利——我就要同时告诉你,他们为此支付了什么样的代价。——让你对这些代价有清楚的了解,是我写这些信的真正出发点。
      在不同的时代,在世界各地,我们都了解到过这样的情况:总有一些人在各种情况之下,向那些饥肠辘辘抱怀各种需求的民众,描绘不同食谱的美味午餐。于是,这些人有了众多的追随者,并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这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往往会不幸地冒出来:一种情况是,这是一份虚假的许诺,人们被土豆加牛肉的美味食谱所吸引,得到的午餐却是树皮加草根,令人大失所望;另一种更普遍的情况是,这是一份真实的午餐,可是当人们被引到餐桌前,才发现那个早该想到的简单真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们还未品尝到美味,已先被其所需支付的昂贵代价所吓倒。不知当初引众人走向餐桌的那些家伙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样的代价。——这是不公平的。
      这种代价是多方面的。不论从哪一方面去探究,都是沉重的。
      辛普森回家了,坐的仍然是那辆白色汽车。电视一路跟踪,顶上有十二架直升飞机在追随,让人不能不想起一年前的追捕场面。他跑了。永远地跑了——就是你明天发现一把凶刀,上面有辛普森清清楚楚的血手印;就是明天有人拿出一盘录像带,上面有他杀人的全过程……也统统没有用。检察官再也不可能因此而向他提起另一场起诉!因为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五条里,有这样一句话:“人民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至于危及生命或肢体之处境”。这在美国的法律术语中叫做“两次困境”,将一个公民置于“两次困境”是违宪的。权利法案的这一条,限制了政府的执法人员对一个公民无休止的纠缠。因为宪法的制定者认为,必须防止这样的情况:一个执法人员没有充分证据却要判一个人有罪,而当陪审团宣布“罪名不成立”之后,执法人员不甘心,明天弄到一点什么,重新起诉,后天有些借口,再重新起诉……反正你甭想安享太平。禁止“两次困境”,就彻底杜绝了这种可能。对于一个罪行,刑事起诉只以一次为限。要想达到目的,检察官就必须在一次起诉中成功。如果被判无罪释放了,那只有等他再一次犯罪被你抓住时,你才可能再一次对他起诉他再一次犯罪的罪行。否则,你只能看着他永远地逃离你的手掌心。
      当人们以复杂的心情,又一次在电视里看着那辆载着辛普森的白色汽车在公路上朝家里开回去的时候,宪法保障公民所拥有自由和权利的代价——是非常清楚的。如果辛普森是有罪的,他已经永远地逃脱了。“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在这里,不错判错杀一个无辜公民的代价,就是可能有一千个罪犯被放跑了。
      如果辛普森是杀人凶手,两名被害人的公道就再也无法讨还!这个正义再也无法得到伸张!老高德曼苍凉悲愤的声音将永远使有良心的美国人不得安宁!在“放掉一千”的同时,人们必须面对许许多多被害人哭泣的冤魂。人们总会时不时地怀疑:在检察官输掉一场场官司的时候,是不是会象老高德曼所指责的——他们正在输掉一个国家?
      如果辛普森是凶手的话,他回家之后大概也不会再去杀人。但是,谁能保证那些由于没有足够证据而被放掉的“一千”,甚至远不止“一千”的嫌疑犯,回家以后会干些什么呢?“放”得越多,当然危险就越大,社会就越不安宁,这几乎是最简单的一个逻辑。——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在为此支付代价。
      实际上,美国人为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除了付出精神上和安全上的巨大代价之外,他们人人还在付出金钱的代价。你已经知道:辛普森一案,仅仅审理费用就达八百多万美元,如果加上警方调查取证的费用,恐怕不会低于一千万美元。你不要以为——是因为辛普森是名人,才审这么长时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华人妻子,被控谋杀丈夫来自大陆的情人和她的孩子,已经审理很久了——被华裔称为“小辛普森案”。目前已经宣告陪审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一审失败,案子悬搁。由于检察官不肯放弃,最近即将开始重新审理,至少又是之前一倍的时间。这个时间当然就意味着金钱的支出。不管最终的判决将是什么,陪审员应该说是谨慎的——他们至少不会因为涉案的都是外国人和少数民族,就草草判掉算了。当然,他们不仅知道重新审判要花钱,也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以前已经告诉过你,美国政府不拥有任何企业,它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包括这些陪审员——交给政府的税金。
      在今天的报纸上,报道爱荷达州的一名中国留学生被控两个一级谋杀罪。他杀害了同是从中国来的一对留学生夫妇。他一直没有认罪,检方在起诉的时候要求判他死刑,在开审前的最后时刻,他终于认罪了。我曾提到过,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得到法庭给他的一个交换条件,换取一个略轻一些的刑罚——结果他有可能被判处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当记者采访死者家属的时候,他们谈到很不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对于中国人,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一种罪行有其量刑的上下限——在这个限度之内,都是合理的。罪犯认罪,可以省下国家大量的人力财力,在限度之内的减刑因而是可以接受的。我想被害者家属一定没有想到——案子拖长的话,有可能耗去美国老百姓辛苦工作挣来的成百万、成百万的美元。事实上,美国人依然要用自己的税金把他养在牢里——尽管不论是凶手还是被害者,都不是美国人。美国人为这块土地选择了这样的原则,就必须为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支付代价。有时候,这个代价是指金钱;而有时候,这个代价,甚至是生命。
      明确了代价之后,仍然选择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最高目标,这是需要勇气的。而且有时候,甚至可以说,必须是有能力支付代价才能得到的。
      这封信写得够长的了。很想念你,来信。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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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6 21:54:0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四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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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谈到由于辛普森案所反映出来美国的种族问题,希望我对这方面的情况作更多的介绍。这也是我很想多谈一些的话题,但是,要讲清楚很难。首先是题目太大,其次是因为太复杂,在这样短短的信里,恐怕也只能讲到一些皮毛。可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尽量谈一些,使你有至少有一点大致的印象。
      这些日子,美国又很热闹,趁着辛普森案所激起的美国黑人的种族情绪,一名黑人领袖出来号召——在马丁•路德•金当年领导“走向华盛顿”的百万黑人大游行 30多周年后的今天,再进行一次同样的活动,也就是,再来一次到华盛顿的“百万黑人大游行”。这立即引起了全美国社会的关注和不安。人们担心,在这种时候举行这样的活动,是否会煽起更大的种族情绪,甚至有人趁机挑起黑人对其他种族的仇恨,担心这么多黑人聚在一起,举行以“种族”为主题的集会,是否在“群体效应”的影响下,发生一些类似骚乱的事情,更担心万一发生骚乱,万一再和警察之类的发生冲突,又要引起什么社会动荡。人们对类似的情况记忆犹新——在民权运动中,人们的情绪,尤其是黑人的情绪是多么强烈,冲突是多么容易发生。马丁•路德•金的伟大,正在于他站在干柴边上,却能够不去点燃一堆可以利用的烈火,而是主张和平和非暴力的抗议。问题是,这一次活动的发起和组织者,却不是马丁•路德•金。人们的担心实在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这次“百万黑人大游行”挑头的是我前面的信中曾经提到过的一个人物——“黑人伊斯兰国”组织的领导人法拉肯。这个组织的观点历来激进,法拉肯本人也以发表大量的反犹太民族的言论而著名。在他所发表的言论里,除了反白人之外,也反美国的越南裔和朝鲜裔,还反天主教和同性恋……总之,他树敌颇多。他的演说能力,也就是鼓动大众的能力,在大家都很能言善辩的美国,也是非常出名的。他还邀请了辛普森和所有的黑人中的名人参加这个集会。
      这个集会预定的地点,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心地带——国会大厦前面的广场上。我想,最不安的应该是总统克林顿和美国政府,因为不管惹出什么乱子来,首先总是政府的麻烦。那么美国政府能不能找点什么理由,阻止这样一个活动呢?这是不可能的。国会大厦前面的广场,是理所当然的“公共论坛”,而“集会自由”又是被涵盖在“言论自由”里面的,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如果美国政府公开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被怀疑是类似阻扰的举动,那么它招惹的麻烦,就远远不止是一场集会了。因此,现在的美国政府,不管它对于一个这样的集会实际上是有多么不安,它最聪明的做法就是积极配合——提供一切方便,摆出一个落落大方的姿态。
      也许你会问,对于这样后果不可预测的“超大型集会”,美国政府不能公开阻扰,那么能不能暗中搞点小动作呢?我想,这是每一个手握大权的人,内心无法抵挡的诱惑选择。美国政府也不例外,它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历史阶段——试过为减少麻烦而搞小动作。只是,在这样一个经过认真设计的国家制度之下,这样做对于政府和具体操作者,都非常非常地危险。首先是若一旦被揭露,将成为一个爆炸性的政治丑闻,涉案的人肯定要为此搭上自己的政治前程;还有就是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这类事情很难避免被揭露。
      对于美国在历史上走过的这样的阶段,我也想在这里向你作一点介绍。
      我前面谈到过,历史上美国政府对于国内的形势感到最无从把握的,就是六十年代的动荡——这也是美国政府最易一发急就铤而走险的时候。其时正在进行的越战,是这种动荡的一个重要的起因。在1969年,有两个美国知识份子——布鲁姆和瓦斯寇,他们是热衷于民权运动的积极份子。并且属于一个叫“结束越战新动员委员会”的组织,他们曾策划了一场较大的反战游行集会。当时,他们为使集会规模尽可能地大一些,就去联络当地的黑人一起参加。但是,当时的黑人更关心的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平等权益。应该说,他们是当时美国社会上两股不同的力量,是动荡的两个不同的源头。他们分开的“折腾”——已经使当时的美国政府头痛不已。而美国政府和老百姓一样,也是第一次遇到60年代许多新思潮、新问题、新骚乱的局面——谁也不知道这种动荡是什么走向,以及到底会产生多大的“破坏力”。因此,当时的美国政府,自然希望情况不要向失控的方向发展,当然希望这种骚动不安的力量越小越分散越好。
      有些黑人组织对于这场反越战的集会是非常支持的,可他们想联络的那个“黑人联合阵线”对此却没有多大兴趣。大型的抗议集会的组织,自然会有财力费用方面的问题。于是那个“阵线”的领导人就提出,他们可以动员他们的成员去白人的反战集会“助阵”,但是白人的反战组织是否能给黑人自己的集会捐点款——比如说,他们来一个人得到一美元的捐款?为此,他们举行了一些协商会议。
      这个建议提出来后,在“新动员”组织中当然马上就引起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可以考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民权运动是自愿参加的,这么一来不是成了交“人头税”了吗?但是总的来说,两个组织之间达成协议而进行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但就在这个时候,“新动员”组织收到来自“黑人联合阵线”的一封非常不礼貌的催款信,而不久之后,“黑人联合阵线”也发现一张评论这件事情的传单:传单的文章中间印了一只黑色的猴子,文章的题目是“给他们香蕉!”后来,“黑人联合阵线”没有参加,“新动员”组织的反越战集会也如期举行,而且很成功。但这两个组织之间,从此产生隔阂而疏远了。
      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那所谓的催款信和传单,却是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实行的一个秘密“反间谍计划”的杰作。当时美国的反战者和民权运动的组织,都是他们这个“计划”干扰和瓦解的目标。联邦调查局的这个计划,是60年代末美国政府对于国内骚动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设立的,得到当时的局长胡佛的同意。但是搞出这套计划的人也都知道——弄的不好,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埋下的一个定时炸弹。这种做法的“违宪性”,人人皆知。不过可以想象,美国政府中搞出这些计划的人——当时也是给逼急了。
      在美国的宪法里,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的实行不允许有任何假设条件下的变通。
      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中止人民可以享受的宪法权利。我记得自己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是在文革刚刚结束时看的一本美国小说里。那本小说好像叫《代号R密件》。这种书在美国,是标准的所谓“畅销小说”——情节紧张引人入胜而且价格便宜,最适合在旅行中消磨时间。畅销小说的作家都是以挣钱为目的,他们自己和评论界都不会认为这些畅销小说有什么很高的文学价值。这本书也不例外,很“好看”,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小说假设了以联邦调查局局长为首的一帮美国政府官员,阴谋通过一个类似紧急状态法的法案,以期可以在宣布非常状态的时候,就使权利法案失效。经过紧张的种种情节之后,最终阴谋被揭露而没有得逞。我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这种对于我十分新鲜的东西,它的内容对于美国人则是快老掉牙的永恒主题。这就是自从建国以来,民众就天天在那里围绕着种种细节和政府斤斤计较——即美国政府如何做到无例外地保证人民享有宪法权利。
      正是因为无例外,因此在60年代美国的骚乱此起彼伏的时候,美国政府并不能因此借口什么“紧急状态”而减少人民各种表达意愿的丝毫权利,要游行的还是照样游行,要集会的也照样集会。著名电影明星简•芳达在越南战争打得炮火连天的时候,跑到越南北方,穿上北越军装,在北越的高射炮上摆个姿势拍照,还发表在美国的报纸上。就是做得如此出格,政府拿她也没办法——找不到法律依据,只好随她去。当然有很多人恨她恨得咬牙切齿,可最多也只能是不去看她的电影——这也不妨碍她的电影得奥斯卡金像奖,风光至今。
      在60年代情况越来越不明朗,民间组织多如牛毛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作为一个专门对付国内犯罪的机构,压力也确实很大。他们有一个任务是维持政府机构和首都华盛顿的安全。但是在60年代末期,每年至少有4至5次几十万或上百万人的“华盛顿游行”,还有几乎是全年不断的无数次小一些的集会,在国会大厦、白宫、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等附近的街道广场举行。其中大多数示威者是和平和有约束的,但是也不断有一些人——试图进入五角大楼,爬白宫的篱笆。这其中有少数“战斗性”特别强的,鼓吹要烧毁桥梁,扔炸弹和杀死警察。联邦调查局也确实很难分辨——那些人是否仅仅是在威胁?说不定混在其中真有几个是要真干的。结果,联邦调查局终于出此下策,搞了这个秘密计划。它主要的目的是搞清情况,同时也做些不光彩的“小动作”。
      正因为这是对美国人民特别敏感的宪法的“明知故犯”,因此这个计划成为当时联邦调查局的最高机密之一——再三强调绝对不准泄密!实际上,这个计划的寿命十分之短。1971年3月,一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文件失窃,其中有一份文件恰好是有关这个计划的。事情一发生,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官员就非常紧张,立即全面停止了这个计划。这个时候,这个计划已经有了五个分支,从这五个分支和他们的行动来看,他们的目的确实是为了减轻潜在的骚乱、暴力和动荡,减轻社会在这方面的压力。在他们的活动中,确实也没有特别的种族倾向和观点倾向。例如,他们的目标中既有黑人的种族主义激进组织,同时也有三K党和一些被称为“仇恨的白人”的各种组织。联邦调查局的这个秘密计划成员,甚至已经控制了三K党的一些基层组织,并且不断劝阻它的成员不采取暴力行动。他们当时的目标并不明确,只是寻找一些他们认为有暴力危险的组织,但是也正是因为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所以他们所违宪调查的组织和个人,范围非常广泛——也就是说,侵犯了无数“个人”的宪法权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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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6 21:59:4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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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个计划执行的时间并不长——联邦调查局害怕暴露,主动及时停止了整个计划。因此在此后的四年中,事情一直没有被外界所知。直到1975年,美国国会的参议院举行了听证会,是为参议院一个专门研究政府情报部门运作的委员会举行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丘奇参议员,所以人们都称它为“丘奇委员会”。他们发现联邦调查局大量的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为:例如瓦解示威、窃听、检查信件、检查银行收支,甚至查看私人的垃圾。
      这一切,证实了当初在美国政府要求设立这样一个全国性调查机构的时候,美国人民对于这种性质的机构最担心它会发生的问题,已经确确实实如预料地发生了。这就是美国国会当初宁可罪犯逃过一个州就抓不住,也死活不肯让政府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警察机构的原因。我曾经告诉过你,直到美国成立100多年之后,国会才勉强同意政府成立一个20人的联邦调查局。这一类的机构,一直是美国民众最不放心的地方,因为它最容易步入专权违宪的歧途。
      我前面所提到的反越战“新动员”组织的领导人布鲁姆等人,是在读了有关国会听证会的报道之后,才知道他们自己曾经是联邦调查局的目标。于是,他们决定上法庭起诉。但是,他们也只是听说有这个秘密计划。作为原告,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在联邦调查局中,到底哪些具体的人应该成为他们起诉的对象。结果,他们还是从报纸上的国会听证会的报道中,找了五个人的名字作为他们的被告。
      这个案子一开始的时候很不顺利,因为他们手里没有多少证据。他们只能查到联邦调查局的一般资料,却看不到这个秘密计划的档案,这也是联邦调查局这一类的机构容易失控的原因之一。在美国这样一个宪法至上的国家,这个秘密计划之所以会诞生并且存在几年,能够侵犯大量公民的宪法权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发明者和执行者,对这个保密系统存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事实上,它的保密系统也确实使它一度成功地逃离了民众的监督。
      但是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制度下,这种情况毕竟还是比在其它一些国家更容易纠正。首先是做的人本身都很了解这个制度以及这样做可能产生的后果,非常心虚。事实上,这也是这个计划会自行中止的原因。其次,越是这样帷幕重重,看去叫人摸不透的政府机构,越是会被国会死死盯住!这个相互制约的机制,使得这种问题的暴露在美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它最终被国会的“丘奇委员会”揭露,应该说还是必然的。“丘奇委员会”在揭开了联邦调查局的违法事实以后,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一个“信息自由法”。这个法案之下,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资料在都必须公开接受监督。于是在这个法案实行之后,“新动员”组织的这个案子也一下子柳暗花明,因为他们依法拿到了这个秘密计划中有关他们的一万三千页的文件。
      在查阅了这些文件资料后,他们才知道,在这个秘密计划实行时期,他们的电话曾被窃听,银行帐号被查阅,他们的邻居朋友被召去谈话。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当年和黑人的“阵线”组织在反战集会联合问题上的失败,原来是联邦调查局有伪造信件搞的小动作。在他们的律师查看档案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些他们这个案子以外的问题——比如:在50年代,联邦调查局就有过类似的计划,针对调查美国共产党。还有在60年代的民权运动的集会中,联邦调查局使用一些小伎俩,破坏过其它组织的集会——比如利用步话机误导游行队伍,等等。
      最终,陪审团宣布,具体参与“秘密计划”的几名联邦调查局的被告罪名成立,赔偿金额达70万美元以上。那几个人大叫冤枉,他们辩称:对于他们来说,那只是执行公务。但是从1971年起,美国的法律已经要求公务人员(个人)对执行公务中的行为负法律责任。只有在一个情况下例外,就是在公务员执行公务的时候,坚信自己是不违反宪法的,才可以免予起诉。在这个案子中,这些被告无法使陪审团相信这一点。
      在他们上诉的时候,美国上诉法院批示:政府任何企图瓦解和破坏合法组织,或者恐吓他的成员的做法,都是绝对违宪的。
      经过旷日持久的调查,那些被告在判决时基本上都已经退休了。当初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也已经死去近十年。那些退休的被告并没有多少积蓄,也根本赔不出钱来。最终直到1986年,双方达成庭外协议,减少了赔款数字,也同意由联邦调查局替它的前雇员支付赔款。对于将来,作为被告之一——曾经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国内安全部头头的查理斯•布莱南说,他相信,联邦调查局今后再也不会去试图恢复或制定这一类的计划了。
      实际上,重要的并不是联邦调查局此后还想不想或敢不敢这样做,重要的是,走过这样的历史阶段之后,美国防止联邦调查局这一类机构侵犯公民权利的法律更为健全了。把这些有过特权的机构,也无例外地置于监督之下的机制更为完善了。也就是说,关键是从制度上保证——以后哪怕胡佛又转世回来当局长,“秘密计划”也决然行不通了。
      回顾美国历史上的这样一个阶段,我总是觉得内容很丰富。仔细看看当时联邦调查局所做干扰集会的违宪情况,他们的举动还是相当的小心,动作幅度还是很有限的。他们对于当时混乱的社会局面感到紧张,因此而越轨,似乎也情有可原。——在社会动荡的时候,这样做是不是就是可以原谅的呢?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一类问题的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保护个人权利,尤其是象集会自由这样的基本权利,在平静的年代和社会安定的时期,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在社会产生危机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就显得困难得多。但是,恰恰是这个时候,更应该让人民有集会和把话说出来的权利——让他们有机会表达一种和当时正统的观点不同的意见。
      早在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写过这样一段话:“有人会煽动以暴力推翻我们的制度,我们是应该把社会从这样的煽动中安全引导出来。但是,我们越是认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越是应该坚持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样的宪法权利不受侵犯。坚持这样做,正是为了使我们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完成所要求的社会变化。几个世纪以来,共和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这也恰是一个依靠宪法建立起来的政府的真正基础。”
      那么,这位大法官是不是太天真,太理想化了呢?是不是把复杂的社会转变和社会动荡看得太简单了呢?
      再回顾60年代的美国,要求给黑人以民权,至少是美国南方各州的“非正统观点”;要求从越南战场摆脱出来,也肯定是和当时美国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相违背的“非正统观点”。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所有的人都已看到:美国人民当时的这两种“非正统观点”,无疑是代表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好在尽管有联邦调查局这样的问题,但是美国习惯于遵从宪法的总趋势,还是基本保障了这样一种民间“非正统观点”的自由表达,也使得30年代那位大法官非常理想化的预言基本实现。
美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从思想、艺术、观念、精神面貌的各个方面,无一不受到这场变革的影响。如果当时美国政府采取强制封杀的政策,将不会阻止这场社会变革,而只会使矛盾激化。所幸的是,在美国宪法精神之下,这一变化基本上以和平的手段完成了。
      所以今天的百万黑人大游行,美国政府尽管仍可能感到不安,但是与三十多年前相比,毕竟放松得多了。游行的那天,我也很感兴趣——因为30多年前,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走向华盛顿”的百万黑人大游行,我们没有赶上,很想看看今天是个什么劲头。尽管这个游行是趁着辛普森案之后,估计黑人的种族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候举行的,但是人们还是明显可以看到,美国在三十多年来,在处理种族问题上,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整个集会的气氛显得非常轻松和愉快——几乎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
      在美国,有不计其数的“少数民族”,但是最为惹眼的种族问题,还是白人和黑人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因为黑人是人口比例最高的其他人种,在美国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点八(亚裔只占百分之三点一);其次是任何种族问题,一般总是拿白人作为参照对象。一方面是白人数量大(占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七十四),在各个层次上都占优势。另一方面,白人和黑人在美国历史上有过一段奴隶主和奴隶的宿怨。——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外观上的强烈反差。
      对于美国的种族问题,我无法在这样短短的信里全部解释——我只想打破一种简单的“种族歧视”的传统故事。因为事实上,从美国通过民权法,在法律上禁止种族隔离,并且通过平权法案以保障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就学就业等等——到今天已经30多年过去了。我只想告诉你,今天的美国种族问题和黑人问题,都不是如一加一等于二这样逻辑清楚的简单问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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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6 22:06:5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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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曾经几次提到的“平权法案”。30多年前,它的设立是为了保障黑人(主要在南方)在长期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情况下,能有同样的升学和就业升迁的机会。因此它规定了在政府机构和学校等地方,在招工招生等方面必须有关于不同种族的硬性指标比例,比如:邮局有十个工作人员,其中一定要有两个是少数民族。大学招生也是如此。当时除了一些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之外,大多数的白人和同是受惠者的其他少数民族,都是赞同这个法案的。但是30多年以后,有些情况反而变得含糊不清起来。今年加州大学首先提出要取消招生时的平权法案,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反映。那是不是主张取消平权法案,就说明种族主义有所抬头了呢?——问题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平权法案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一目了然的,我就不多作解释了。我想这里还是谈谈它所带来的问题,使你可以了解问题的复杂性。
      
      平权法案的本意之一,是为了克服歧视和偏见。但是,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在一些地方却意外地出现了这样的结果: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一个标准的南方城市,该地的消防队在1968年雇用了第一个黑人消防队员。在8年之后,才雇了第二名黑人。但是在1981年以前,这个消防队一直没有一个黑人长官级的人物。1981 年,这个市的第一名黑人市长把一个双方同意的判决签署为当地的法令,开始严格执行——黑人和白人在雇用和升迁时的一对一比例。在这种平等权益的措施之下,反而在这个消防队造成了另一种连续的“不平等”。比如说,在1983年的升级考试中,为了“平权”,市政府挑了两名考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白人,然后,跳过另外76名白人,晋升了三名黑人,他们的成绩在这76名白人成绩以下,却是黑人中的最高分。由于官阶升级还牵涉到工资的晋升,几年之后,考得好的白人消防队员终于告上法庭。在今年四月,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了上诉法院有利于白人的判决,理由是这个地方法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和宪法中的“适当程序”规定。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类似的问题很多。有时甚至受到影响的也不仅仅是白人。
      少数民族在30多年之后,也有了不同的变化。例如,加州大学如果取消“平权法案”的话,那么受到损失和得益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调查表明,如果在招生时不再考虑照顾种族因素,白人学生的比例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有非常微小的上升;入学数量减少最多的将是黑人和拉丁裔的学生;唯一的明显受益者,是美国的亚裔学生。——也就是说,现在正在实施的“平权法案”,在这个学区实行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少数民族占了另一个少数民族的名额。
      最近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定:根据种族而给予优惠,基本是与宪法精神不符的。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历史包袱,最高法院也不是要求停止这一做法,而是要求执行时不要失之太宽。从这一裁定以及简单的逻辑思考中,我们都可以知道,“平权法案”这样的法案,是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历史法律文件,它的寿终正寝也终将是早晚的事情。当种族状况逐步改善之后,每一个移民,每一个少数民族,在这里都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得到收获。“平权法案”给了所有的少数民族一个调整和提升的机会,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否则机会就会过去。
      种族问题在美国非常敏感。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美国华裔作家写过一篇文章,把美国称为“自嘲国”,因为美国给一个外来的移民印象最深的就是整体气氛特别轻松——轻松到了别的国家都要指责它浅薄的地步。上到总统下到百姓,一开口总是先开玩笑,而且经常是拿自己开玩笑——即所谓自嘲。但是,这位作家也马上就发现,这种情况是有例外的。那就是美国的少数民族并不是这样:美国有很多笑星,每天滔滔不绝妙语连珠,但是一般来说,他们只敢嘲笑白人,一旦不小心走火嘲笑了一个黑人,或是拉丁裔亚裔,就很可能会搞得“吃不了兜着走”。弄不好还要惹上一场官司。
      不仅如此,实际上,在美国的白人变成了两部分。一些人依然是种族主义者,他们仍然发表他们的种族主义言论,但是——大势已去,他们并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而其它大多数的白人,尤其是自由派的白人,他们不知不觉地为一个遥远的——似乎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共同祖先的“白人奴隶主”——在那里背负一个历史负担。他们绝对不敢在公开的场合谈及美国黑人所存在的问题,唯恐自己被称作“种族主义者”。而美国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民族,也绝对不愿意在所有的种族都可以听到看到的公众论坛上,谈到自己的问题。生怕因此而更被别人“歧视”。这在美国,几乎已经成了一个“非良性循环”:越是不正视并着意去纠正这些的弱点,问题就越多;问题越多,也就更不敢去碰。
      不管怎么说,这说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还没有能够“轻松”起来。但是,一个不敢反省反思、怯于正视自己弱点的种族,是不会真正健康强健起来,也不会受到真正尊重的。因此在30多年后,当美国的黑人再一次举行“百万人大游行”的时候,这个集会表现了它特殊的意义。在美国,这是第一次,全国这么多黑人聚在一起集会,主题不是抗议白人和美国社会的不公平,而是直面正视自己的问题。它要求黑人的成年男子参加,主题是“共度赎罪,和解和承担责任的神圣一天”。在集会上,黑人儿童的代表站在全美国民众的面前,向所有参加集会的和没有参加集会的黑人成年人呼吁“停止毒品,停止虐待,停止犯罪”,给我们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尽管法拉肯长达几个小时的讲话有着不少逻辑混乱的地方,仍然有用偏激的观点去解释历史,尽管他的讲话,还是被许多人认为是在搞政治秀,试图提高自己个人的声誉——但是,他毕竟清楚地向全美国的黑人表达了这样的信息:你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你们所要做的,就是回到你们的社区,使它变得更好,更安全,把它变成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你们不要只是一味地责怪白人如何如何,你们要从自己做起,承担责任,建立起自己的经营,建立起自己的经济,戒绝各种恶习,戒绝暴力和毒品,尊重“为我制造未来”的妻子。
      这次集会,由于它的发起人法拉肯是一个出了名的反犹太民族的“种族主义者”,也是一个出了名的偏激言论者,因此大大削弱了这次集会的影响力。但我还是觉得——这是美国黑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事件。
      事实上,奴隶制是一个社会制度的罪恶,而不是种族的罪恶。只是在美国,在那个历史阶段,它恰与种族相连:当时奴隶主基本上都是白人,奴隶基本上都是黑人。但是在今天,再把这种制度的罪恶过度地跟种族相联系,就不是合理的事情。
      在有这种历史负担的美国——一些善良的美国白人年轻人中,很多人至今还有对印地安人和黑人的负罪感。和他们聊谈起来,他们更比我还不愿意提到黑人的“问题”——他们在潜意识里似乎总觉得黑人的一切“问题”,都是包括自己在内的白人造成的,我的朋友劳拉就是一个典型。当然也有一些人感到十分冤枉,比如我的朋友杰米。他就一肚子委屈地对我说过:“凭什么一说白人就说是奴隶主?!我的祖先移民来的时候也是穷人,最穷的爱尔兰人(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确实曾经是出了名的穷)——他们也是奴隶。再说,那些白人怎么买到的黑奴?——是他们的黑人奴隶主卖了他们!” 他说的确实都是事实。我听了一名黑人主持人的谈论节目才知道: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还出现过自由身份的黑人蓄奴的。由此,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制度的罪恶,而不是特定与某一种族相连的罪恶。但是,美国的历史却使得黑白双方都负担沉重。
      作为一个曾被白人奴役历史的种族,终于能够抛开历史的心理负担,重建自己的角度寻求在这个社会的平等和自由,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尽管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能够站到这个起点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曾经听过一位在这里移民几十年的华裔长者说,当初华裔美国人在这里能够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也借助于黑人的民权运动。在今天,依然有一批黑人在思考平等和自由的问题——他们走在华裔美国人的前头。我想起著名的现代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给她的学生提出的问题: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别人?人能不能够不解放别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别人?仔细想想,这些问题很有意思。在考虑种族问题的时候,所有的人——不论他是哪一个族裔,似乎都该先考虑一下安吉鲁的这些问题。
      这次黑人大集会,使得首都华盛顿整整一天几乎都工作停顿——因为交通基本中断了。当今美国最著名的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讲了话,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也在集会上朗读了她的诗作。但是辛普森并没有出席,我想他没有出席的原因之一是他自己也知道:即使在黑人中间,仍有很多人认为他是有罪的,他不想冒险出现在这个公众场合——他还吃不准公众对他的反应。
      另一个大家关心是否会出席集会的人物,是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就是五角大楼掌实权的三军指挥官——黑人鲍威尔将军。此时,他是全美国声望最高的一个政界人物。许多美国人都在期望明年他出来竞选总统。民意调查表明:比起现在的克林顿总统以及作为克林顿对手一些共和党领袖,鲍威尔在民众中的支持率都要高得多。民意调查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在黑人中,有更多的人支持克林顿;而在白人中间,却有更多的人支持这个黑人将军鲍威尔。但最终,他没有出席这个由颇受争议的法拉肯召集的黑人集会,他回避了。
      因为这不是一个主流社会的集会,而且是一个有争议的集会。除了它的召集人使人感到不放心之外,还由于它提出要黑人男子参加,这被包括一些黑人学者在内的人们,斥之为“性别歧视”。一些自由派攻击它是保守的,但是一名保守派的谈论节目主持人,又因为他在电视播放的集会中只看到一面国旗——而且是倒挂的——为此而愤怒不已。可是,不论对这个集会有怎样的争议,这些人有权利站在这个广场上,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和喜怒哀乐——这就是美国宪法的精神和原则。不仅是集会,连集会以后人头数得不对都不行——当华盛顿的公园管理局宣布他们估计集会人数为40万的时候,法拉肯还不干了。他宣称要向法院控告,说是公园管理局有意低估了集会的人数,是种族主义。结果,当局只能采用可能找到的科学手段,尽可能精确地为他重新估算。最后算下来的结果大约是80万人左右,法拉肯因此又争回一口气来。
      我又想起他站在台上,周围站着一圈的保镖。这家伙可真是能说。法拉肯当然也知道,自己在这个国家不招很多人喜欢。但是,看来他倒是满喜欢这个国家的。在集会上——他就如是说:“只有美国,会让我站在这里,说出我想说的话来。虽然,你们也许并不喜欢我。”你说——这是不是挺有意思?
      就写到这儿吧。
      谢谢你给我们寄来了小田田的画儿,画得好极了。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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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7 09:58:1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五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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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这段日子给你写了很多信,今天写完后——大概要告一段落了。因为接下去我会很忙——不会再有那么多时间写信。希望我的这些信大致上不让你感到失望,也希望这些信基本上回答了你所提出的疑问。
      来到这里这么些年,自然地常常想起国内的朋友们,一直因为没能抽出时间好好给大家回信——介绍一下大家很想了解的美国——感到很抱歉。这次给你写信,感觉得也是在给所有的朋友们写信。写的时候,他们的身影常常在我眼前浮现。我希望——他们对我的异国故事也会有兴趣。今天写完,我会大大地松一口气——算是有个交代,总算是不愧对老朋友了。
      写信的时候,我也总以感激的心情,想起在这里现在与我们交往的一群年轻的美国新朋友。——我写的故事很多都是他们的故事。是他们教会了我们逐步适应这里的生活。当我们站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感觉自己就象是掉到了月亮上,心里充满惶惑、不解和茫然的时候,他们的友谊使我们逐渐感到平和、温暖和充实。他们使我们了解美国,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很多美国情况,而是接触的时间长了,我们发现——他们就是美国。
      希望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这里时,我能把他们介绍给你。但是到那时候,也许已经很难再找到他们——他们习惯于生活处在不断的流动和变化中,不断地谋生以及寻找更好的生活。他们搬得很勤,走得很远。不过我们知道,他们总是满怀希望地在走向未来的新天地——早晚会走出我们生活的视野。但是,我们会一直对他们心怀感激,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共同相处的那些日子。没有他们,不会有我的这些信。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Mike Caplinger。他是一个富家子弟,但是你绝对一点也看不出来。我们相识的时候他二十七岁,站在那里高高大大——体重几乎是我的两倍。他不仅非常聪明,而且学识渊博。不论我遇到什么问题,只要问到他——总是有问必答,而且总是充满了智慧。我很怀念那些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日子。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和历史。他的聪明反而使得他十分宭迫,因为他的兴趣范围太广泛——不知道自己到底选择什么才好。大学毕业以后,他先是在加油站找了个临时工作,使自己先能活下去。之后又换了别的工作,不过仍然都是体力活儿,挣得很少——常常跟我一样为钱不够而忧心忡忡。在他做得很苦的时候,我曾问过他:你父母对你现在的情况是不是感到很不安?——要知道那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他说,“当然有一点,但是他们知道,是他们从小教育我——路要靠自己走出来。”
      Laura Cloninger,二十三岁,是我的英语教师,不过她是义务教师。这种情况在美国非常普遍。在美国所有的博物馆、植物园、图书馆、医院等公共服务机构,都有大量的义务工作者。高中毕业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最好有义务社会服务的经历——这样更容易被好的大学录取。在我们原来以为是“金钱至上”的美国,来了以后发现到处普遍都有的义务工作者,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义务的英语教师专门帮助新移民的。Laura给我上课的内容就象是在进行“文化交流”,非常有意思。她的父亲很有钱,但她也是一上大学就自己独立生活。她学的专业是法语。当她打算读研究生的时候,父亲告诉她——如果你一年能念下硕士来我就付学费。她就拼命去学——结果一年还真的拿下了学位。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刚毕业就在一个小学找到了工作,专门教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孩子学英语。她很喜欢接触不同的文化。她口袋里有一百美元的时候,她就去参加潜水训练班,打算以后去海里探险;她有五百美元的时候,就跑到终年积雪的滑雪场去学滑雪——第一天就摔断了胳膊,回来照样乐呵呵的,活的满开心。
      Francis Michael是圣灵修道院的修士。他出生在大城市费城,二十多岁的时候来到这个修道院,经过考虑决定留下来在这里生活。入修道院有一套程序,分为几个阶段。一开始,一边进行宗教教育和仪规训练,一边也使新来的人了解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每一个阶段结束时,你都可以重新作决定——是继续留下还是选择离开。Francis幽默开朗而且聪明能干,我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很奇怪:他这样的人怎么会在那么多的选择面前,偏偏选择留在如此清贫孤寂的地方?但是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了。曾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给予我们非常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很喜欢在有空儿的时候去看他,也向他提出大量的问题。他也很喜欢和我们聊天,并提出许多对于中国的一些疑问,但他从来不主动向我们提及基督教。他使我们了解到了美国宗教方面的这一个部分——对于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感到很陌生。
      一想起Paul Holland,我耳边就会想起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那笑声使大家都忘记了自己的烦恼。他在纽约长大,在那里大学的微生物专业毕业。但是他太喜欢大自然而又不喜欢有拘束的生活,所以他决心离开大城市并准备做一个艺术家。一开始在美国,如果有人向我作自我介绍,说他是艺术家或是音乐家的话,我总是肃然起敬。后来马上就明白了——这个称号仅仅意味着他很穷。在纽约大家都说:如果天上掉下一个东西砸了什么人的脑袋,那么肯定砸到的是一个艺术家。Paul偏偏就选择了加入这个行列。此后的生活,他一直是卖一阵作品打一阵工。这几天又是他的低潮期,他的老破车又“死过去”了,但是他照样能发出同样的笑声。即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他照样把哪些是展销会最好卖货品的信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别人,哪怕人家卖的是和他差不多的东西。他的这些信息有一阵真是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我们之间有过许多愉快的交谈,有一次谈到种族问题,他听我们把自己称作“有色人种”,居然一脸天真的惊讶。就伸出胳膊和我比——并问我,你觉得自己是什么颜色的呢?我说当然是黄色的。他爆发出一阵大笑,一边笑一边高兴地说,没关系没关系,如果你算是黄种人,我就是绿的!
      Salina Nelson是人类学专业的毕业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她喜欢自然界里的所有东西。我们来美国以后所学到的许多有关动物和植物的知识,几乎一多半都是从她那儿学来的。她进大学的时候最初选的是与动物学有关的专业。等上了几堂课以后,发现老师讲的东西她早就知道了,就转学人类学,而且为发现“人”居然有那么多“品种”感到兴奋。大学毕业以后,她和丈夫度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生活——几乎什么累活儿都干过。她在一个苗圃认真工作了三年。在积累了实际经验之后,前年去一个风景优美而清静的地方办了一个小农场,专门种植不使用任何化学品的各种香料植物和鲜花——这也是他们小俩口一直憧憬的理想,他们是坚定的环境保护者。曾经有几年,我们一直分享他们的美丽憧憬,听他们描绘他们的蓝图。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们——他们仍然处在初创阶段,又苦又累,并且借了债。今年这个小农场开始兴旺起来,她高兴地给我们寄来了名片,在农场的名字后面认认真真地印着他们的理想:无化学品种植。
      Bill Riddle是一个生活能力非常强的年轻人。他梳一条长长的马尾巴,长得很帅气,我们相处得非常不错。在他还没记事的时候他父亲就离家出走,他母亲靠政府救济把他们兄妹四人拉扯大。他的妹妹几乎重复了她母亲的道路,成了一个单身母亲,他的弟弟则成了一个吸毒者。但他自己却是一个自制能力很强的人——一点也不放任自己。他十七岁就开始独立生活,自己养活自己。找得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挣一段学费就上一段学。美国的学校用我们的话说是“卖学分”的,不管年龄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交一份钱就可以上几个学分的课,积够了学分就可以毕业。这样断断续续上学的美国学生有很多,一般都是因为经济问题。所以Bill今年25岁了,还没有大学毕业,但是他已经接近了他的目标,正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原来一直想当森林警察,所以选的是法律专业。现在他的理想是考上联邦调查局的工作职位。今年他也是一面上学一面做工——工作很累,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两门功课考得都不错。他很喜欢听保守派的“谈论节目”,并自称是保守派——这对他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出来的人很不寻常。一般美国人都认为,保守派是为富人说话的,因为他们总是主张削减政府救济。Bill是吃救济长大的,但是他还是希望改革福利制度,尽管美国的福利大概已经是发达国家中最少的一个。每次回家,他都要劝他的妹妹进学校,开始独立生活。他觉得很难说美国的福利制度,对于象他妹妹这样的单身母亲的照顾——是救了她们还是害了她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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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7 10:03:4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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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Morrone是一个极有意思的人。他生在纽约的“意大利城”,父母是从西西里岛来的第一代移民。他父亲也许是为了使他远离与黑手党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意大利移民圈子,从小就不准他学说意大利语,结果他真的成了一个完全的美国人。他是艺术系毕业的,在美国海军里服过兵役。他在那段时间里随军舰周游世界,一下船就总是酗酒胡闹,而军队的纪律又使他痛苦不堪。但是不知从哪一天起——他突然醒了,从此滴酒不沾,而且成了一个素食者。他离开海军后,他又回到了艺术之中。他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热衷于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跟他聊天总使我感到受益非浅。
      我还想感谢我们的朋友Lydia Clements和她的丈夫Steven Glude,他们已经搬到田纳西州的山区去了——住在美丽的山里,一直是美丽的Lydia的梦想。她念硕士学位的研究课题是“不同民族的妇女巫术”。不过我下次打电话时,一定得问问这对蜜月中的小俩口——他们这一段靠什么维持生活。也或许他们又回学校去念书了吧?Mike Kling是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走南闯北,一肚子见识。还有看上去弱不禁风的Darcy Jones,她创作的金属雕塑和油画都极有艺术感染力。一个女孩子在这一行里坚持真是很不容易,生活也只能是象泥萝卜一样,洗一段吃一段。Pam费不少钱养着一大群的猫和狗,她的植物养护知识很丰富。不论你遇到此类什么问题,她随手就能用很漂亮的字给你开出“方子”来。她给我们的圣诞礼物总少不了一份特别好吃的猫食。她的工作很勤奋,不放弃所有的加班机会。我觉得她是最需要别人关心的,可她总是在关心别人。Lauren Mcleod也是从艺术系毕业的,还去意大利画过写生。她的自画像很有味道,但是实在无法以此为生,最近去加利福尼亚重新入学,这回只能改学推拿了。学应用数学的Gina Seymour是一个思路非常清楚的女孩子,办事掌握分寸,无可挑剔。她教给我们很多有关美国的基本知识。还有David,我们曾有过几次长时间有益的谈话。他们都给予我很多启发。
      还有Sander Heilig和他的妻子Karin Albert,这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家庭。Sander是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他的祖父一辈为了躲避当时在俄国很普遍的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漂洋来到了美国。他的父亲在二次大战作为美国军队的一名战士参战并负伤。退役后身体没能恢复,也就不能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中开创一番事业。因此,Sander读大学还是靠的政府资助,他是60年代以后接受新思潮的一代,曾经因为反越战的观点,跟作为荣誉军人的父亲发生激烈的争执。但父亲去世后他却常常为那些发生过的争执感到内疚。Karin则是第一代移民,至今还保留着她的德国国籍。她家三代都是律师,但是她的父亲在二次大战期间却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战争,成为德军的一名士兵,战后在这盟军的战俘营里生活了几年。当他们这两个家庭聚在美国时,正是二次大战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当我们坐在这个聚会中,一种巨大的历史沧桑感使我感慨不已。他们思辩的能力都很强,我们非常感激他们给予的帮助。
      新移民来此之后常常感叹艰辛和困难。几乎所有的人初来这儿——没有一个未曾体验过走投无路举步维艰的困境。但是,天天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发现他们个个也都得靠自己奋斗。他们都算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甚至包括其中少数富家子弟——他们的生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除了没有语言问题之外,我们在这儿经历过的困难——他们很多人也都得经历。相比之下,他们的生活态度却总表现得那么轻松。我发现,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缘故,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生活观念的不同。
      他们特别注重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因此个人奋斗也随之而天经地义,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反之,没有前者也就没有了后者的动力。同时整个美国社会,从法律到人们的习惯,都高度尊重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意志,都把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奋斗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这与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局部的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整体的社会而牺牲——有着逻辑上的根本不同。
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牺牲个人,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 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而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 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
      个人意志和社会利益——孰先孰后,我不想多谈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那么,在一个把“个人意愿”放在首位的美国,是不是人人都很自私自利呢?日常生活中是不是都很唯利是图呢?人与人之间是不是都很冷酷无情呢?对此可以有很不同的看法。有时候,这涉及到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处境和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是有机会看到较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以及是不是看到了这些现象的来龙去脉。在这儿,我只能给你举一些例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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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7 10:09:5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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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来美国不久的时候,在超级市场出口处看到了一个形容憔悴的人,身边放着要求施舍的纸牌。这些人在这儿被称作无家可归者。美国有很多这样的无家可归者,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里。无家可归者的成因非常复杂,但是他们都没有产业,没有工作,没有地方住。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设立有无家可归者庇护所——大多数是教会和慈善机构办的,提供简单的住宿和食物。我曾经每天从庇护所接送一个无家可归者上下班。他工作很努力,待人很礼貌也很聪明。他每天都带着庇护所提供的午饭。他告诉我,他吃和住是不成问题的。他的问题是——有了钱他就忍不住去买酒喝,一醉方休。兄弟姐妹都对他绝望了,只有庇护所不厌其烦地无偿地帮助他。不仅给吃给住,还帮找工作,还要帮助治疗酗酒问题。但是庇护所依法不能管他的钱,所以他还是常常喝醉,因此也不能有驾驶执照。庇护所只能在他喝醉时不让他进门,让他先在人行道上醒醒酒。
      所有的庇护所和慈善机构的钱都是私人募捐来的。作为非营利机构,慈善机构可以用各种方法向社会募捐。那么,捐钱的人多不多呢?
      美国人在钱上面通常分得很清。朋友或同事相约上饭店酒吧,通常是各人付个人的账。这使得中国人很不习惯,美国人却想不通这样有什么不好。时间长了,我发现——美国人说是一起吃饭,就是指一起趁这个时间聊聊天的意思,只不过聊天的地点是选在饭馆。与中国人概念中的“请吃一顿”有很大区别。在美国,成年子女住到父母家里,有时也还得给父母交点儿房租。大部分美国人花钱很实惠,几乎看不到有人摆阔。这一方面是赚钱不容易,花钱的地方又太多。这里基本上已经没有传统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方式必须靠工作来换取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另一方面是高消费包围之下,钱的诱惑太大。钱不嫌多只嫌少,在富裕的美国更是如此。——但是有没有人捐钱,如何捐法,其实和钱的多少关系不大,更多地说明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
      我的朋友Joe是个艺术家。靠艺术很难养活自己,所以还得打工,赚来的钱养活自己所余不多,他是个一分一分算着过日子的人。第一次见到他经过无家可归者时停车掏钱,还友好地打招呼,祝那位无家可归者晚上愉快——我着实吃了一惊。后来才知道这位自名为自由派的青年还给“绿色和平组织”、“保护动物组织”、“大赦国际”等捐款。他和他的妻子平时穿得是那样的破破烂烂——好在这也是艺术家的风度,又是自由派年轻人的风气。他还常给我来一点社会主义的道理——但对于中国人当年打麻雀的历史,却难以原谅。
      在这里第一年感恩节前夜,我们在食品店碰上一位老太太。她一定要送给我十元钱——说是节日的礼物。看上去她早已退休,也不会是很富有的人,但是她说,今天是感恩节,是北美人民感谢这块新大陆给他们以衣食的日子,所以今天她出门前就打定主意,要送十块钱给一个需要钱的人。我告诉她我有工作,我不缺钱,让她把钱给更需要的人。在打心底里感谢她的时候,我忍不住十分感慨。
      美国是个消费社会,出门就要花钱,没钱寸步难行。闻名全球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基金维持的。参观券一般是六美元,但是你如果没钱或者你说你没钱,你可以用任何一个硬币——五分、一角,或二毛五分,进去参观一整天。从欧洲、亚洲、非洲到美洲印地安人,从史前到现代,难以计数的艺术珍品任你看,任你拍照。那里的守卫照样对你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因为你虽穷但热爱艺术。美国朋友告诉我,很多私人博物馆都实行这种做法,而且听起来好像理所当然应该如此似的。但是,几乎所有来这里的美国人,只要他的口袋里掏得出这六美元——他绝不会拿着一个硬币进去。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觉悟。
      也许你会说,大概去这样的大艺术馆的都是有教养的人,情况比较特殊。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情况:在美国的百货公司和大型商店,你买了东西在规定的期限内(有的是一个月,有的是三个月),不需要任何理由都可以退货,大到录音机录像机也都是如此。这些商店的顾客都是最普通的美国人,如果没有一种普遍的道德素质,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政策是根本实行不了的。
      你大概知道有名的“卡内基基金会”。它的创始人安德鲁•卡内基是上世纪中叶从苏格兰来到美国的一个穷苦工人的儿子。他成为美国钢铁大王以后,据说为了处理他的财富思考多年,最后决定建立基金会来服务于社会。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能够体现这一点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私人基金会。诸如音乐、美术、医药研究等很花钱的项目,这些基金会起了主要的作用。
      看人们怎样花钱,以及社会怎样宣扬花钱,也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风气。美国社会自然是形形色色。好莱坞的明星们富有而炫耀,但他们的职业决定了炫耀是一种策略。真正富有的人却并不炫耀,因为他们知道炫耀财富在并不光彩,他们犯不着惹人非议。大多数的人并不富有,但“衣食足,知荣辱”是普遍的。这儿不大有中国人中间常见的互相比富比穷,但能帮人一把时肯帮人一把的好心人很多。所以社会上有很多组织劝人捐钱,有为了研究某种罕见疾病的、有救济非洲饥民的、有保护环境的等等。捐钱的人既无名也无利,也没有什么压力,全看自己的“觉悟高低”。美国两大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竞选总统要花大量金钱,还有上上下下各级议员官员竞选的资金,也是靠私人捐助。写到这儿想起有这么个统计数据:论每人每年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捐款,在美国的犹太人平均是大约六十美元,而在美国的中国人平均是不到半美元。有趣的是,人们却都还认为犹太人是以小气出名的,而中国人则一向被认为是在一个置社会于个人之上的文化中长大的。
      去年我从报上读到:有一对老人,一生辛辛苦苦攒下了几百万财产。在又老又病时,这笔钱该足够他们安度一个富足体面的晚年了。他们却认为一生辛勤攒下的钱在晚年这样花掉太可惜。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他们安排好一切:向朋友邻居道了别,把所有财产捐给了慈善机构,然后一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对老人是白人。
      前不久报纸上又登了一个老妇人,一生很穷,洗衣为生,省吃俭用,没有受过教育。她攒下了十几万块钱,决定捐给学校。克林顿总统请她去白宫吃饭,她却连去白宫的盘缠都没有了。有航空公司赶紧送她免费机票。她说她不习惯乘飞机,宁可坐火车。可是火车票买不到了。最后是铁路公司的老板自己掏腰包特地为她加了一节车厢——这个老妇是个黑人。
      最近,麦当劳在搞有奖促销。有人中了最高奖一百万美元,却把奖券寄给了田纳西州的一家儿童医院。这个奖的中奖几率是二亿分之一,中奖的人没有留下姓名。顺便我还得提一下这个医院,这家医院是治疗严重幼童疾病的,它的经济支撑主要就是依靠捐款。它对于生病的孩子,不论他是否有钱付费,一视同仁地给予治疗,甚至负担陪同的家长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开支。这个医院每年收到的大部分捐款都是在五十美元以下,都来自一般的普通人。
      我想到这些事例,只是想说明: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尊重个人生命、个人生活、个人意愿、个人意志,处处强调个人奋斗的社会,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互尊重和宽容,而不是弱肉强食的冷酷争夺。当然我早就说过,在美国什么人都有,其中当然不乏有自私自利和唯利是图的人。但是,这并不是美国的基调。在美国,个人意愿和社会公德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社会公德心在这个“个人至上”的社会反而非常普遍。公共场所干净整洁,公共设施安全可靠,公共秩序井井有条。来美国几年,不仅没有看到公共场所的争吵,甚至没有看到过争先恐后的情形。刚从国内来的人,出去购物游览,在排队付钱、上车等等时候,都会让陪行的家人或朋友不断关照——“等一等”,“别抢先”。我们在国内已经习惯了抢先,不抢先就上不了车,买不到票;在这儿是要互相谦让的,争先恐后则会让人侧目——因为这不尊重别人。尊重个人生命、个人生活、个人意愿、个人意志,具体来说——要别人尊重自已,同时自己也首先要绝对尊重别人。
      尊重个人和社会公德,这种极其深厚、极其悠久、极其普遍的社会意识产生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人都要遵守公平的“游戏规则”。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犯规”是最要不得,最不可原谅的。这种共识是美国这样一个法制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社会基础。
      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系统化了的法律就是“游戏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是这些规则的最高准则。但是,就像在任何游戏里一样,犯规而不给当场捉住的可能性,或者自以为可以犯规而不给捉住,仍然诱使着一些人去犯规。美国人认为,最有可能这样做,而且最有可能犯规成功的总是有权力、有势力、有组织的力量——因此,最可能犯规的这就是美国政府。他们认为,个人的犯规,甚至如集团犯罪这样的犯规,都还是在能够控制的范围,而如果出现政府一级从根本点上犯规成功的话,就可能出现真正的失控。为了约束联邦政府的犯规冲动,美国的立国者们才写下了那短短十条修正案。它成了美国人民自由和幸福的基石。
      我要结束这些信了,给你写信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经历。将来如果有可能,也许我还会继续写一些。但是现在我要告一段落了。
      你问到我引用资料的来源。除了各类美国新闻报刊之外,历史资料主要来自两本书,这两本书很有意思。我们所用到的资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有机会你可以找来看一下,它们是:
      《The Bill of Rights and Landmark Cases》by Edmund Lindop,1989;
      以及《In Our Defense: The Bill of Rights in Action》by Ellen Alderman & Caroline Kennedy,1991。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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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7 10:17:5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8119 于 2010-8-7 10:19 编辑

“《近距离看美国》-I——历史深处的忧虑”,即全部转载。
接下来是“《近距离看美国》-II——总统是靠不住的”,稍后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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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7 20:09:27 | 显示全部楼层
近距离看美国—II
——总统是靠不住的

01.美国总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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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很长时间没有给你写信了,前一阵子做事实在太忙。这儿的人都在忙忙碌碌地为生计工作,这是美国所有普通人的生活基调,我们这样的新移民当然更不可能例外了。
      不过,虽然在谋生路途上奔忙,我也还是一直惦着你信中的那句话——去年年底你在来信中说:“明年是美国大选年,你可别忘了给我聊聊大选。”当时,我是没加思索顺口就答应了。可过后想来,又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应承得有些草率了?
      我琢磨着:如果单单是叙述美国大选的过程,那么你在大洋的那头儿看报纸也许可以清楚了。你所想要了解的——应该是透过大选所反应出来的美国政府的权力结构和运作,以及美国社会政体架构更广泛更深层次的一些内容。要这样的话,那个候选的总统在我手里就成了一个细小的线头,如果顺着这线头随意捋下去——天晓得会捋成怎样混乱的一团乱麻来。所以,我小心翼翼地捏着这根线头,迟迟不敢轻举妄动。同时,一有空儿就在脑子里慢慢地梳理这团乱麻。——这是我好几个月来没有动笔的另一个原因。
      实际上,每一个大选年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因为它会非常直接地反映美国当时的社会问题。但是,所有的大选也都有许多共同的规律可循,因为“大选”本身,是美国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个集中反映。美国整个的社会制度就是大选的一个大背景。所以,我寻思着:如果我能尽量把这个大选年的普遍背景结合它的“与众不同之处”介绍给你,就该接近于你所想知道的了——大概也就能糊弄你了。
      说起大选,我脑子里出现的总是这么一个场面:在一个小镇上,一个清寒的夜晚,在投票站外面的一片小空地上,默默地排着一长串等待投票的美国老百姓。
      那是我来到美国后第一个大选年所见到的场景。说实话,那时我对大选这么个新鲜事儿还是一脑子浆糊——稀里糊涂的。自己脑子里从小接受形成的各种概念,象花色不同的蘑菇一样,已经塞得满满的。——唯一还算清醒的是:不管它是“虚假的民主”也好,还是“受金钱的操纵”也罢,好歹我已经站在这块叫做美国的土地上了,我还是先用自己的眼睛把实际情形好好看个明白吧。
      于是,我看到了不同党派的代表大会为竞选所制造的声势,看到了总统候选人的辩论……等等。对于我来说——这都是这辈子头一次才看到的“西洋镜”。这里共和、民主两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跟我们习惯的“党代会”有着天壤之别。实在很不庄重——那简直就是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节日聚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乎没一个人是刻板而严肃的,比看马戏的热闹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些西洋镜里有许多很热闹的场面,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确实还是我在上面所提到小镇上的那一幕。因为——我对这个小镇实在太了解了。
      这个小镇,大概可以说是美国最小的行政单位之一了。除了有个小小的邮局外,几乎没有什么其它值得一提的地方。这地方早先有个破落的叫做“古董店”的小铺子(在美国,“古董”这个词具有很大的包容量——从价值连城的古物到一文不名的旧货,统统在其范围之内。这个当然属于后者),还有一个出租录象带的小店,后来全都关了门——可见这个小地方的不景气。
      那天他们投票的地方,是一所特别简易但收拾得很干净的平房。象大城市里类似性质的建筑物一样,它的上方横额书有一个辉煌的名称:某某市城市大厦〔意思和国内的市政府大楼差不多〕。不过,它同时还有一块牌子——消防队。小镇的行政机构就屈居于这幢“大厦”里,“大厦”里常放着两辆保养得极好,锃亮齐整的救火车(消防员都是义务的,经费有一大部分都是居民们捐赠的)。在这个木结构房屋居多的地区,这种安排倒是体现了小镇领导人清楚的思路。尽管这是一个衰落中的小镇,但是跟美国其他成千上万的小镇一样,它的街道依然收拾得干干净净,周围的环境象花园一样。如此小的地方,还有好几个非常入画的小教堂。
      在这种地方生活的美国人,是地道普通的平民百姓。从我去年给你写的信中你已经知道:美国平民过日子都是自己管自己的,很少受什么来自外部压力的影响。他们都是一个个分散的——只要交税和不犯法——根本就没有人去管他们,也不可能有人管得了他们。当然,也就没什么人会督促他们去参加选举。平日里他们更关心的也不是政治之类的玩意儿。他们的生活并不悠闲。
      住在这样一个萧条的小镇上,最简单的生活逻辑就是:他们必须离家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工作——以养活自己和家人。在谋计生活的这个基本点上,他们丝毫不比我们这样的新移民优越。当然他们有语言上的优势,以及对这个社会熟悉程度上的优势,但是——由于他们很多人对于科学技术了解和掌握的程度比较低,他们甚至比很多留学的新移民们还要更难找到一个高薪的工作,更难在这个崇尚高科技的社会里如鱼得水(小镇里头脑灵活的年轻人都已经远走高飞了)。
      他们之所以在黑夜里站在寒冷的秋风中等待选举投票,可以断定:他们也和我一样——是刚刚从二、三十英里,甚至更远的地方下班回来的。我不是美国公民,自然也就没有选举权。所以,我只是开着车,慢慢地从他们身边驶过。然后,回家看电视去。记得那晚——我顾不上身体的疲乏,也没顾及第二天还得早早起来赶去做工——一直在电视机前守到大选结果的出来。美国有不同的时区,我们所居住的东海岸比西海岸要早三个小时,比夏威夷要早大概六、七个小时。好在那年大选的超半数不必等夏威夷的结果出来就已经决定了,否则那晚我还真睡不成了。
      没有选举权也就没有什么责任的负担。我就作为局外人等着别人把自己天天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国家的总统给选出来。好在——正如我已经告诉你的:我当时来的时间并不长,对这个国家的一切都还不甚了了,对美国主要的两大政党——即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认识也很肤浅,他们各自所宣传的施政纲领等——对我来说都一样的“不得要领”。所以,我们既没有非想要什么人当选的紧张,也不会有太大的失离己衷的痛苦和失落。更何况,从小到大——我们以往一直生活在一个政治保障较强的社会里。细数一下,也记不得有多少重大事情是必须由我们自己操心选择而决定的。因此,当时我们也并不对自己是否有选举权利而耿耿于怀。这样一来,我大概就成了大选年头美国社会里心情最轻松的一些人之中的一个了。
      可既然如此——再回想那个晚上:我干嘛还非要在电视机前守出个大选结果来,才肯善罢甘休似地上床睡觉呢?我发现——自己居然是让选举这件事本身给迷住了。
      在计算机和通讯如此发达的年代,这里的选举结果——是马上就通过计算机联网自动统计并很快就在电视屏幕上跳出来了。一个一个州的结果——就反映于不断地在电视屏幕上增加着的双方的得票数字:时而甲的票数领先,时而又是乙的票数领先。我充满好奇惊讶地盯着电视屏幕——那两组抽象的数字就像是具有生命般的活物一样,竞争着它们的生长速度和生命力。它们之间力量的角逐,在决定着——哪一个候选人即将在这未来的四年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
      在屏幕上我也看到了那两位候选人。虽然他们为了能够当选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曾经为宣传自己的政见和施政纲领发表过无数场竞选演说,而此刻,他们却只能跟我一样——不过是静静地等在屏幕前,眼看着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无形的力量来决定他们的命运。这股力量正在接纳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的思想,同时也在明确地否定着另外的主张。不论结果如何,他们此刻都已经无能为力。他们只能等待这个强大力量对他们作出的判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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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7 20:19:2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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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我没法不一次次地想起那个刚刚路过的小镇投票站。黑暗中静默的队伍在我的脑子里定格下来——成了我眼前这些充满生命力的跳跃数字抹不去的背景。而这两个景象的重叠,使我觉得象喝醉了一样的恍惚和迷茫——我才开始觉得:自己还远没有真正了解本来以为是十分简单的美国百姓。即使他们生活在那样一个普通的小镇,即使他们每天跟自己一样——只不过是打工糊口,忙于生计。
      这就是我们刚来时——美国大选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随着这些印象,也在我们心里引出了一连串的问号。这些问号,也就成了我们想去更深入了解美国的最初动力之一。
      由美国人选总统而引出的第一个问号,居然是“美国总统是什么?”这么一个古怪的问题。你先不要感到奇怪,也不要以为我在故弄玄虚,我确实是在遇到一堆难题之后,才发现必须非得先搞清楚“美国总统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才有可能再了解美国的大选以及向你作介绍时有所作为,否则实在是寸步难行。你想想:要是连他们选出来的总统“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咱还怎么谈别的什么呢?
      在我原来的印象中,美国总统就是美国的一国之首。或者再准确点儿地说,是美国的政府首脑。他该是个在白宫一拍桌子,全美国都得打颤的重量级人物。可是,我很快发现——我想当然的理解,距离事实很远。我不知道现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是不是巴不得有我所想象的那般威严和权力,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他的那么多抱负连连受挫之后——对于“美国总统是什么?”这个问题,他的体会一定比我深得多。
      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的呢?最初,我是从一个英语的汉译问题开始的。
      你在中国的广播电视和报纸上,一定常常听到“克林顿政府”这个词。在美国也有汉语报纸。在这些的报纸里,“克林顿政府”这个词也是一个高频率出现的词,也许——它在汉语世界中通用的吧?它的意思几乎是等同于“美国政府”,或者至少是意味着“以克林顿为首的美国政府”。我没有去考证过——这样的用词在汉语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已经使用了多少年。我想,或许自从东西方的政府们开始打交道,这个词就应运而生了。至少,对于你我这样的中国人,觉得它完全天经地义,几乎不可能异想天开地会去对它的准确性提出什么质疑。因为,在我们已经习惯的文化背景中——它完全是符合逻辑,滴水不漏的。
      在中国,通晓英语的人可谓无数——你我也算是学过点英语的。几乎所有这些人都知道:“美国政府”一词中,“政府”的英语原文是“GOVERNMENT”,而在文本中汉译的所谓的“克林顿政府”一词中,“政府”的英语原文中却是“ADMINISTRATION”。这显然是两个面目全非完全不同的英语单词。那么,怎么一翻译成中文,它们就突然都变成一模一样的“政府”了呢?
      我在学英语遇到这两个词的时候,也曾在英汉词典上探过个究竟,发现在英汉词典上往往这样解释:“美国政府”的“政府”原文“GOVERNMENT”,它的主要含义是“政府”、“政体”,但是,也有“行政管理”和“管理机构”的意思。而“克林顿政府”中“政府”原文“ADMINISTRATION”,它的主要含义是“管理”、“行政机构”。但是,英汉词典里也特地作了说明——当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时,也就是当它成为专有名词的时候,它就是指“总统制国家的政府”。
      这样——我就和你及所有通过查英汉词典学英语的中国人一样,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第一,“GOVERNMENT”是一个泛泛的“政府”大词,也就是说,在英语中,国家政府是“政府”,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也是“政府”。第二,“ADMINISTRATION”一词,在总统制的国家,比如象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它就是前面那个“政府(GOVERNMENT)的同义词。说白了,就是在美国这样的总统制国家里,也许是由于某种习惯用法的缘故,也许仅仅是愚蠢,他们居然自找麻烦地用了两个不同的单词去表达同一个简简单单的概念:“政府”。这样的结论,就自动成了我日后阅读理解和思维的一个概念。
      来到美国以后,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卫星收看发自中国的中文电视节目,也可以阅读到各种不同的中文报纸。当然,更多的是铺天盖地而来的英语信息。我们就这样身不由己晕晕乎乎地置身于两种语言信息中间。有很长时间,我们延续着多少年来在国内形成的理解和思维习惯。听着中文的“美国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十分地耳顺,每当在英语新闻中听到克林顿“ADMINISTRATION”,也总是条件反射一般,自动在脑子里把它转换成“克林顿政府”——从来不假思索。
      听多了之后,我们发现了这两个英语单词的一个使用规律:尽管英汉词典里头说这两个单词的意义相同,都代表“政府”。但是,在英语里面(至少在美国),他们却从来不随意混用这两个词。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在克林顿的名字后面,听到过“GOVERNMENT”这个“政府”。跟在他名字后头的,一直是那个绕口的“ADMINISTRATION”。即便如此,我们也以为这是使用语言的习惯问题,该属于语言学家研究和探讨的范畴。我们这样的语言学习者和使用者,只需熟记硬背这个“洋习惯”,使用时不要“出洋相”就可以了。
      但是,在看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时而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外交纠纷之后,使我们终于开始对自己掌握的这两个英语单词的既成含义产生疑问。我们以前在中国时,也常常在报纸上读到那些外交纠纷,看了也不以为然。通常,这样的纠纷都是由“美国政府”的“言行不一”引起的。现在,我们已经是生活在这个国家了,对这样的纠纷当然就开始注意起来——试图问究这种纠纷的一些产生原因。
      我们看到,在“克林顿政府”作出一个什么外交承诺,或者是作出什么温和外交表态——强调两国政策上的“求同”,并尽可能去“存异”,或者说尽量去试图忽略这个“异”之后,往往地——属于“美国政府”另一个部分的国会就会通过一项侧重迥异完全不同的决议。在这样的决议中,凸现的常常是总统在承诺表态中试图暂时忽略掩盖的“两国之异”。这样——同一个“政府”就几乎是在同时表达着截然不同甚至于相反的信息。这种公然地不顾及国家对外形象的行为,总令人十分不解。尤其让我们这样最重视“脸面”的东方人百思而不得其解。想来想去,好象除了“口是心非”之外,实在是想不出再用什么词去形容美国的这种行为了。
      至于对方国家,在短短的时间内,接收到美国所发出的这样前后完全不一致的信息,只可能产生一种被欺骗和被愚弄的感觉。于是,“我们正告美国政府……”、“我们奉劝美国国会一些人……”的抗议和外交上的僵局随之而来。不仅如此,甚至还会激起对方国家的民愤,激起他们的强烈的反美情绪——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要远比官方外交僵局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官方外交,更多是基于利益权衡的理性思考——僵局说形成自然就形成,说打破很容易也就打破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间,好象一直在乐此不疲地进行这类游戏。但是,如果对于两个本来就彼此陌生的国家的民众,他们之间感情的伤害和文化隔阂的加深,就决不是政治家们能够轻易挥抹去的了——当政治家们要重新握手言欢的时候,老百姓却还正冷着一张脸斜瞅着他们呢。对于两国,这种阴霾笼罩的影响往往更为深远。
      每当这样的情况发生,对方国家朝野一片强烈反应的时候,这时的美国总统总是一张非常尴尬的宭脸。尽管这样,他很难博得对方的同情——道理不言而喻。这是因为:你倒是说说——什么叫作美国总统?不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吗?难道这还会有错?什么是政府首脑呢?那还不是一国之首,四年执政期内由他领导着这个国家和政府吗?所以,“克林顿政府”当然就是以克林顿为首的美国政府。现在,你克林顿在我们跟前儿说的一套,才一转身儿的工夫——你领导的政府下面的国会做的就完全是另外一套!这说轻了——是出尔反尔,说重了——你当初的表态根本就是假的!
      我实在看不出这逻辑有什么问题。我也跟大家一样愤愤不平。
      直到我在这里住了好一阵子之后,我才开始怀疑——这一切的发生似乎并不那么简单。我第一次开始对“克林顿政府”这个译词疑疑惑惑——怀疑它的可靠性。
因为我终于发现:克林顿在这个国家里,远非我原来所想象的那么了不起——他根本就影响不了国会,甚至也不是什么政府首脑。于是,顺藤摸瓜——我终于拖出了英语中那两个长相完全不同的“政府”单词。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两个不同的单词——在变魔术般合二而一的过程中,好象被偷换了什么概念,出了什么岔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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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7 20:28:1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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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奇怪自己怎么没有早早就去做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查一查英语世界出的词典,看一看他们对这两个单词所作的原汁原味的解释。于是,我先查了最让我不放心的那个总是跟在克林顿后面的“政府”(ADMINISTRATION)。我看到,除了类似英汉词典的“管理”,“行政机构”之外,它在作为专有名词(第一个字母大写)时,其解释与我们通常所看到的英汉词典上的注解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明确指出:这只是指政府的“执行分支”的官员和他们的政策及原则。
      什么意思呢?这也就是说,既然这个词根本没有“政府”的含义,美国人也就从来没有所谓“克林顿政府”这一说,而只有“克林顿行政机构”、“克林顿行政分支”这样的称呼和概念。
      你也一定看到了:这么一来,“美国总统是什么?”——在我原先的理解显然就成了问题。他肯定不是美国政府的首脑,他只是美国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个分支中,“行政”这一分支的主管。换通俗化的说法——他只是美国联邦政府“大行政办公室”的主任,是一个“大管家”一类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是夹在“主人”和“外人”中间的——两面不讨好自然是经常的事儿。
      在对外打交道的时候,鉴于他——政府日常事务执行主管“总统”的角色,他当然要被推到前沿,去代表这个国家去交换各种意见。但是,他做不了主——这个国家并不是他说了算的。也正是由于他的职务性质——他在不违背整个国家利益,不违背联邦政府整体态度的前提下,会拥有一些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的权力。这是为方便他所主持的行政一摊子事务,能更方便地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继续把交道打下去。但是,他掌握的这种权力也常让“主人”感到不放心——生怕这个“办公室主任”为了自己的工作方便而丧失了原则,或者越了权。
      因此,跟总统相比——属于美国的立法分支的国会,似乎就更具有美国的主人的味道了。国会的议员们都是从各州直接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他们管立法,也就是说——国家事务的大原则是由他们定的,只不过具体执行是让总统这个“办公室主任”领着他的那套行政班子去做事。对外打交道,当然也是总统领着这班人去做。而一旦做得让国会不满意了,他们往往当下就能拉下脸来。这种情况,总是由国会通过一项什么决议,表达他们对总统某个做法的不满意。这时候,总统和国会的表态就完全南辕北辙。
      ——这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许多外交纠纷的起因。
      顺便得提到:那作为美国政府司法分支的法院,又相当于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个分支中的最高法院,给我的印象——他们好象有点象“婆婆”。他们平时很少抛头露面。但是,一旦出现什么争执不休的立法问题,会请他们出来给个“说法”。一旦他们出来宣布某项立法“违宪”,那么立马作废,别无二话。
      当然,以上是我试图作的形象化的描述。实际上,美国政府的三个分支有着更严密的相互制约的机制,以避免单纯的一层高于一层的简单构架。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讲,高高在上的权力总是危险的。正是为了避免某一个分支独踞于权力的顶端,所以美国政府的三个分支是相对独立的,互相之间始终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的制衡。也就是花了大力气,硬是把原来可以建成个宝塔的三大块给拖倒了拉开齐齐地放在平地上。这些——我想留在以后再慢慢向你介绍。
      你看,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刚刚大致搞清楚“美国总统是什么?”这样一个看上去十分简单的问题。一度我曾觉得颇为窝囊——想不通一个简单的英汉翻译问题,怎么就会把大家引向一片云山雾沼?后来我觉得,这也许也是必然的。一个小小的翻译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两大文化背景之间深深的鸿沟。
      东西方其他那些历史久远的国家,尽管走的道路各不相同,可是它们毕竟走过不少相似的历史路径。它们在最初逢遇时,虽然彼此陌生,但是某些相似的地方又使它们产生似曾相识的微微惊喜。至少:你有一个国王,我也有一个皇上;你的国王管着一大群百姓,我这儿的皇上可也管着不少人呢。它们之间——战也罢,和也罢,做买卖也罢,虽然有文化沟通上的困难,至少还不那么完全“隔路”。尽管后来各自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这种初次逢遇的所得仍然十分重要——起码使得双方今后的相互了解,有一个渐进的认识过程。
      而美国的情况却比较特殊。美国是一个历史非常短的崭新的国家。
      在建国的时候,相对来说它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历史包袱都要更轻一些。但是,它自行其是所搞的一套,也就更难被一些历史悠久而又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比如我们中国)所理解和认识。
      美国建国只有二百多年。我有时想:在二百年前,大洋彼岸一个如初生牛犊一样的新国家,行事风格、面貌、作派样样都很“摩登”,一下子撞上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帝国——这大概算得上是最滑稽的事情之一了。
      二百年前,美国刚刚从一块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皇帝皇朝一类统治文化的东西当然也见得不少。但是,东方帝国内涵截然不同的深厚文化积淀,肯定使这个本来一提传统文化就气短的新国家——久久摸不着头脑。
      再从二百年前的清朝政府那一头来说,英国、法国、德国等等的洋人也见得多了,那同样深目高鼻的美国佬还不是一回事?当时,听说那头没有皇上而只有总统的时候,这大清国上上下下,准是觉得这个叫美国的地界儿——是出了个什么洋词儿新花样,要不咋楞要把他们的皇上叫作总统。除此之外,你说还能有什么别的理解么?
      不过,毛病很快就看出来了:那头儿的总统常常说了不算,还总狡辩说——是他作不了主?!你想想,我这个当皇上的能作得了主,以前打交道的那些英国法国的国王皇帝他们也都作得了主,到你这儿——你这个叫作总统的皇上却说你作不了主???谁信呀!
      误解的种子——从一开始就自然地种下了。从英译汉的工作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字工作,而是文化的类同对应和比照。在美国总统的后面跟的那个词,如果不是“政府”,难道还可能跟出什么其他的东西来吗?尽管有说法说这个词只是意味着一个“行政分支”、“执行机构”,可是——说是他们的皇上只管一个“行政机构”?这可能吗?
      可以想象:最初的翻译者和词典编撰者——是何等痛苦地挣扎在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思维之间!
      挣扎的结果,恐怕是他们彻底地放弃了工作自信,放弃了他们所收集的大堆现成的资料。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个根深叶茂郁郁苍苍的文化大树上结的一个果子。——难道说还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这棵大树上摘下来不成?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翻译问题呢?最后只得作一个变通的技术处理,就是把这个“政府的行政机构”改为“政府”。由于那些老先生和我一样——也早早就发现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政府”一词,从来就只是死死地跟在“总统”一词的后面。所以他们又加了一个诠释。结果——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词的注解:“(总统制国家的)政府”——就这么顺应逻辑地出来了。这一下,在自己的逻辑系统里,终于达到圆满了。大家的心里也就都踏实了。
      这个小小的翻译就这样以讹传讹地代代相传。类如“克林顿政府”的词儿就堂而皇之地出现了,而且还出现在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中文报纸上——看报纸的人也都习惯了。也许在深层次里,与这种文字所相连系的古老的文化逻辑——还在悄悄地起着作用。
      然而今天,如果你想进而理解美国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运作的话,请你谨记:我们所读到的所有“克林顿政府”的地方都应该解读作“克林顿行政分支”。在读到“美国政府”的地方——你必须确证:那是指包括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的联邦政府,还是总统领导下的行政分支。我的经验是——大部分的场合,那还只是指行政分支。把“克林顿政府”读成“克林顿行政分支”,而且知道什么时候要把“美国政府”也读成“美国政府行政分支”,这是理解美国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入门之课。
      对于美国,自二百年前始——就令它摸不着头脑的那宗华丽而厚重的大洋彼岸文化,至今依然令它困惑不解。比如说,在克林顿之前,就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位美国总统,有幸被冠在“政府”二字之前,被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误以为他们在美国有着无边的权力而堪称“政府首脑”。但是,我敢跟你打个赌:你信不信——不仅以前的美国总统,就是今天的克林顿,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他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清清楚楚地理解——他不过是这个国家的一个“行政主管”。
      对于美国人,要了解东方文化的最难之处,也同样是如何了解对方的逻辑。双方恐怕只有把自己已经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暂且放一放——顺着对方的思维轨迹先走走看。这样,才能更容易找到比较合适的对话起点。
      两个大国之间文化的对话是无法避免的,躲得过初一,躲不了十五。
      我有时想:何苦自寻烦恼——非要早早地在那里讨论“是要东方西化,还是要西方东化”。从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平民的经验来说,我们首先看到的只是彼此间文化的陌生,以及由此产生的几乎一触即发的误解和隔阂。一旦产生争执,双方都已经先就气急败坏了,可谈的还不一定是不是一回事,彼此对对方只可能产生荒诞感。还不如先想办法多去掉一点“陌生”和“荒诞”,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化”的问题。
      所以对于我们来自大洋彼岸平民来说,一踏上这块新大陆,自然感觉新鲜事就特别多。你就想想吧,就连“美国总统是什么?”都会成为一个问题,需要去了解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在开始介绍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先向你讲清楚——他们选的到底“是什么?”相信你会觉得这是必要的。
      这封信先到此打住。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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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8 20:50:47 | 显示全部楼层
02.“美国娜拉”的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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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在上一封信里我已经告诉了你——“美国总统是什么”。那个,我也是在这儿住了不少日子之后才搞清楚的。但是,有很长时间我还是有些纳闷——不明白那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在我们的概念中,那个拥有无上权威的这个世界强国的“首脑”,如何就落到了一个“行政大主管”的地步呢?但是,不论我多么迷惑不解,我却只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这是真真看来的,而不是来自于什么理论的推演。
      对“三权分立”这个词,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就不陌生。这个词所代表的理论,在中国上百年嚼下来,早已经被大家嚼烂了。不然——你我非专家学者的普通人,怎么能把这么一个相当专业化的词,当作一个普通常用词看待呢?不过,要是以为熟悉了这个词和它的理论,就真的能够推算出“美国总统是什么”的话——那我到了这里就该不会感到惊讶的啊?
      可是为什么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心里,理论就是推演不出一个按说是必然的结果呢?究竟是有什么障碍——使我们似乎是在本能而固执地不愿意顺着一个理论的指点,去相信一个现实世界呢?
      话题还是先回到美国——我们先谈谈这个美国正在竞选的“总统”。
      记得刚来时,有一次看到我们的一个美国朋友——他一边看着电视上的总统,一边却一脸悲天悯人的表情——他摇着头说,“可怜的家伙”。这一幕的确让我们莫名其妙。可是后来再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有时候我们自己都看着会电视里的克林顿,也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可怜的家伙”来。这是因为——且不说美国总统只有一个“行政主管”的权限,即使是在自己管得一摊子——行政机构的职权范围内,他依然处处受到监督和限制,常常也会四处碰壁。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还是三年以前——克林顿总统刚刚上台,正值摩拳擦掌要打算大干一番的时候。好歹选上了——他至少可以在他的行政机构里,表现出自己的领导才干和工作效率。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搭建一个可靠而行之有效的班子。而任命行政机构各个部门的领导人,又恰恰是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在一般人看来,这虽然还不至于给以往自己手下的“兄弟”都封个“师长旅长的干干”,不过——这也实在是一个用权很痛快的时候。
      谁想到,事情却没那么简单。
      当克林顿提出每一个行政分支部门的候选领导人的时候,他都必须依法送交国会批准。国会在批准之前,会由专门机构,对每一位总统所提名的候选人进行严格审查——以防总统以权谋私、任人唯亲。
      我知道,看到这儿——你准在那儿暗自好笑。我几乎都可以听到你遥远的笑声。如果我们现在是坐在你那间又小又挤的屋子里,你肯定是一脸狡黠地对我说:美国人的这点把戏你都当真?总统的提名——他们还怎么审……也就走走过场吧?呵……呵呵。
      说实话,我写上面这段话的时候,自个儿都觉得太一本正经——严肃得不象是真的。因为,咱都有过差不多的经验。好象举凡太冠冕堂皇的话,就显得不实在——就象是一副为了混淆视听而制作的完美面具。不过,如果你也和我一样——看到过向全美国作电视实况转播的国会听证会,你就会把一脸假笑收起来了。我头一次看到的时候,当然是出乎意外。谁能想到——美国人偏偏真就在那儿玩真的呢?
      一般地,对于总统提出的某一行政职务候选人的审查,国会有专门的机构去进行。如果出现什么比较大的有争执的问题,国会就会要求举行听证会。这个时候的听证会——那格局跟法庭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对提名人产生不同意见的双方,都会提供证人到听证会作证。同时,被审查的提名人也必须出席作证——回答各种询问——不论这些问题是多么令他难堪。说实在的,我第一次看这样的听证会,心里也不由自主地嘀咕——怎么在美国审查行政部门候选人就跟审贼似的?
      国会听证会跟国会的大多数活动一样,都是向全国作电视转播的。整个听证会的审理过程都在美国老百姓的注视之下,而且就象法庭一样井然有序,一丝不苟。所不同的是,最后不是由陪审团来作出判定,而是由国会审查委员会的成员投票决定。当然,不论判定的问题有多么严重,这个判定只影响到提名被否定,与司法性质方面的判决无关。一旦国会的审查委员会确定或否定这名行政机构领导人的提名,这一个程序也就算结束了。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引发法律诉讼,转到与司法有关的部门,进入性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程序。
      我第一次看的那个听证会,听证过程特别长。美国人天天象是看电视连续剧一样守着看进展的全部过程。最后委员会宣布结果,否定了候选人所受到的指控。当时那个候选人的反应,跟法庭上的嫌疑犯被宣判无罪时的反应,一点儿都没两样。他的亲友也在电视机前拥抱雀跃。我想这时候,或许“当不当官”对他们大概都是次要的。能洗清对自己的指责已经成了头等要事。——当时我来美国大概才个把月,也不太明白怎么会这样。但是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深刻。
      回过头来,还是继续给你讲克林顿任命行政官员的事情吧。
      我前面说过:“立法、司法和行政”是美国政府整个权力构架的三大分支。但是,在属于行政分支的机构之下——也有一个司法部。这个司法部跟美国政府的“司法分支”是毫不相干的。政府权力结构的“司法分支”,指的是法院系统。而总统所执掌的“行政分支”下的司法部,是一个行政机构,它处理与司法有关的日常事务。(需要顺便说明的是——这也是语言翻译的问题:美国人自己所说的司法部、司法部长和政府的司法分支,三个“司法”用了三个截然不同的词,汉语翻译则没有区别讲究,我就只能罗嗦一点了。)
      美国司法部长手下的骨干是一群检察官。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代表政府的行政部门,对各种刑事犯罪行为提出调查的要求,并在得到法院核准之后着手展开调查。之后,如果他们调查掌握到证据的时候,再向法院——也就是向美国政府真正握有“司法大权”的一个分支,提出起诉。
      对于总统,这个部门是极为重要的。司法部长负责社会治安,社会治安有无改善是总统政绩的一大标志。更何况——我前面提到——“总统”不是“皇上”,他只是美国政府的“行政主管”。也就是说,总统本人和所有的其他部门领导人,跟这块土地上所有的平民一样,也有可能成为司法部提出的法律调查的对象。同时,当然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场官司的起诉对象而坐到被告席上。总统做为政府权力的一大分支的领导,一向是众矢之的。他时时都在用权,但是,他的权力处处也都受到约束。他的一举一动被置于诸多种类的监督之下,以防他违法越权。因此可以说,美国总统是一个布满地雷的草地上的舞者——他惹上一场官司的可能性,要比一个一般的美国平民大得多。
      就算司法部长是总统安排的亲信,但在国会以及各方监督之下,他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对总统就网开一面。但是,总免不了有一些可上可下、可进可出的边缘情况。在这时候,司法部是推还是拉——对于总统还是至关重要的。老是觉得自己象是踩钢丝一样悬乎的克林顿总统,与夫人希拉里都是律师出身,当然深知其中的要害,自然对司法部长这个人选不敢掉以轻心了。
      再把话说回来,总统要在如此重要的职位上安排一个亲信——却并不容易。因为一个国家的司法部长,至少要在法律知识方面具有完备的资格。这种专业性的资格,会受到国会的严格质疑。这样就从技术上降低了任人唯亲的可能性。说实在的,象这样——又得是亲信又能符合法律技术要求的人,找到一个已属不易,哪儿可能有那么多备用候选的呢?
      克林顿几番考虑之后,选了一位女士作为司法部长的提名人选,送交国会审查。总统本来以为她的专业技术资格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国会对于此类候选人的调查和审查之严——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
      最后审查的结果,可以说这位女士是“在小河沟里翻了船”。
      在法律专业方面的技术资格,她完全没有问题。至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方面——相信克林顿在把她推出来之前,白宫方面也已经对她作了严格的审查。因为如果报出去的提名人被否定的话,不单单是浪费时间,对总统本人和他整套班子的声誉,也会有损害。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国会审查提出的问题是:
第一,这位女士曾经违法雇佣没有合法工作许可的非法移民为自己工作。
第二,在雇佣期间,她作为雇佣那名非法移民的雇主,没有依法缴纳雇主所应该缴纳的那一份税。
      顺便解释一下:在美国,雇主雇佣工作人员——在发工资的时候,须预先替他的雇员扣下雇员应交的所得税代为上缴。同时,雇主自己还必须缴纳一份由于雇工而必须交的税金。
      这样一来,这位总统提出的司法部长提名人居然“双重违法”?!顿时舆论哗然——各种追踪报道纷纷登上报端,成为国内的一大新闻。在美国,这样的部长任职过程,是绝对不可能搞成“暗箱操作”的。由无孔不入的记者的经手,一切都是公开的。
      还有什么比司法部长违法更叫人可笑的事呢?尽管克林顿感到颜面扫地,他也没有任何可能阻止国会公开调查结果——私下里再换一个提名人。他只能责怪自己的一套班子事先的审查工作还不够细,以致出这么大的破绽。
      也许你也挺好奇的:那位女士到底是雇了什么样的工作人员呢?告诉你吧——她就是曾经雇用过一个没有合法工作身份的墨西哥小保姆。——这算不算“小河沟里翻了船”?你可能会说——这算什么呀?!可是在美国,这事情给查出来,就绝对算是原则性的大事了。在去年我给你写的那些信里,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只有两个概念——“合法”,“违法”。
      这位司法部长提名人,可以说是够“洁身自好”的了。因为她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早就让人给查出来了。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保姆”的问题,她不仅官没当上不说,惹得税务局也马上就找上门来——除了补交税金之外,还交了一笔罚款。
      克林顿挺不容易挑选的第一个司法部长提名人——就这么给否定了。
      心里叫屈也没用,克林顿只能重整旗鼓,推出第二个司法部长提名人,再次送交国会审查。这次,也是一名女士。
      可是,真可谓时运不济!谁知道,国会还在审查的当间儿,这位差一点就当上未来司法部长的女士——自己就举手投降了。原来,她家里也有过一个墨西哥小保姆!
      我想,在克林顿把第二个提名送交国会之前,白宫的审查机构肯定会吸取上一个提名的教训——就是那倒霉的“保姆问题”——而调查过这名女士。那么,到底是她的“官瘾”太大而隐瞒了真相?还是白宫的审查机构认为那保姆反正早就不知去向——因此而心存侥幸?这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不管是他们哪一方做的“硬闯关”的决定——总之,事实证明:国会审查这一关并不好闯。
      在这里,我再顺便提一下:在今天美国社会的家庭,最普遍的是雇用照看一下孩子的临时保姆。这原因是那一条“十二岁以下儿童不得孤处”的法律规定。只要家有十二岁以下的孩子,父母需要临时外出,都会找一个人临时给照看一下,而且通常得遵照联邦最低工资法付工资——那时是每小时四块二毛五。付高点当然可以,付低了又是违法的。所以,在家里雇佣一个全日制的保姆,并不是很常见的。至于说仆佣成群的家族,实在是屈指可数的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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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8 20:58:0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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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美国一般的工薪家庭,如果想要雇一个具有合法身份的全天候保姆,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原因是合法居民在美国毕竟有许多更好的工作机会。在众多的机会里,做保姆在收入和个人前途上,肯定都不算是上策。即使是同样的低工资,合法居民会去选择一个能够学些技术的工作。即使有人当了保姆,一般也是权宜之计——遇到好的工作机会,马上会跳槽而去。如果要付出对合法保姆也具有吸引力的工资,对一般的工薪家庭是不可能承受的负担。
      即使是象克林顿提名的那两名部长候选人,以及这样一些薪水收入较高的家庭,相对来讲——他们的住房、汽车等分期付款费,也就是每个月的固定开支会大增,其他消费也会水涨船高——仍然未必能够轻松地雇一个长期保姆。所以在美国提供家政服务的家务公司就应运而生:他们定期来两三个人——如一周一次。他们带着各种不同用途的洗洁剂和工具,突击进行吸尘清洗打扫。而平时的一些零星家务活,就都是自己干了。由于美国人的“家”连房子带花园的特别大——所以家务活也比较多。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如潮水般涌进美国的非法移民,以及有合法身份却没有工作许可的外国人,就自然成为一个保姆源。他们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也不轻易跳槽。为保住这份对他们来说的好工作,也就相对会更尽力地去做。这对想有个稳定的好保姆的家庭来说,不仅是最好的选择,而且几乎别无选择。
      唯一的障碍就是法律问题了。而且,在美国,这可以说是一个大障碍。在去年的信中我就提到过:在这里,几乎只有中国餐馆会接受中国留学生非法打工,美国人开的餐馆一般是不会接受的。——其中的障碍当然是法律。雇用保姆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一方面是几乎找不到其他的稳定来源。另一方面,总觉得自己的家不算一个工作单位,找保姆和非法招工总是性质不同。
      还有非常重要的另一条:餐馆之类的工作场所,是有可能遭到移民局的突击检查的,而移民局想要进入平民的私宅可就很麻烦了——他们决不会为了一个非法保姆而去惹这个麻烦。所以还没有听说过移民局上哪个家庭去查非法移民的事情。于是,这种雇非法工作的保姆的情况,就开始多了起来。而且基本上是发生在一些收入较高的工薪家庭,也就是克林顿那两个“提名人”这一类的家庭。——这也是克林顿就连续撞上两个“保姆问题”的原因。
  不管怎么说,堂堂美国总统任命司法部长的精心策划,就这样栽在两个墨西哥小保姆手里。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林顿行政分支下的美国司法部长雷诺,实际上已经是他被迫推出的第三名人选了。
      这一类的事情,确实天天都在美国这个大舞台上上演。在其他国家的老百姓,也许在他们一生的时间里,都不可能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国家一级在任的领导人遇到什么尴尬的事情。当他们在报纸上频频读到美国总统的种种“丑闻”时,一定会奇怪——美国人怎么会容忍这样素质的一个总统?!甚至会因此而得出——“美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这样理所当然的结论。你想,连他们的总统都频频出问题,遑论其他……
      然而,在报纸上读到总统的种种负面消息——在美国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相反,要找到一篇赞扬领导人的文章来,反倒十分困难。你也知道,克林顿自从上台以来,官司就一直不断。一开始,我们对周围美国人的态度也感到很奇怪。他们却并不象我们——读到总统的反面消息就特别敏感。后来发现——这是因为他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消息,知道总统整天被国会、司法部门、反对党和新闻记者等一大帮的“专业人员”在那里盯着——“寡人事儿多”是理所当然的。再者,美国人也知道:这帮盯着总统的人,自会对这些问题从各个方向去发掘,直至掘个水落石出为止,否则决不会罢休。美国人只需等着结果出来,决定下次是不是还投他的票即可。
      我们也逐渐习惯了在这样一种文化的国家里生活。以前我们常听到人们把权力结构比作一张网。在美国这个国家里,从整个权力结构来说,也好象是结成了一张结实的网。但是,我们渐渐觉得:这似乎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网。因为这张网上的各个环节,不仅不是按我们的想象——相互地勾结起来,即所谓“官官相护”——如渔网般去网罗共同利益,反而不仅互相牵扯,而且都是向着不同的方向牵扯。最后,如一张蛛网一样,均势力敌而达到平衡,各个环节无一漏网地全被扯住,很难有什么特殊举动。谁也不可能就此挣脱出一只手来,居高临下地一手遮天大捞一把。总统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自然会提出前面一开始的那个问题——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
      既然美国总统在这里不是一个君居顶端的人物,而只是这个政府结构的一部分,那么脱离这个整体结构孤立地去单谈美国大选——意义就不大了。所以我们还是费点力气,看能不能探个究竟出来。
      如果去探究这一切的源头的话,我脑子里顿时冒出了一句话。这是今年一个朋友送给我的“顾准文集”里,顾准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了?”
      一个原来象是洋娃娃一样被丈夫养在家里的一百年前的女子,没有外援,仅仅为了个人的理想,就断然出走——这一事件怎么看都具有一种“革命”的意味。也难怪一百多年来,同一个娜拉,已经被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从她的出走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甚至是并不相同的“革命意义”。
      娜拉被“带到”中国之后,不知有多少几十年前的新女性,从这个洋榜样身上汲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也一一冲出各自不同的家庭,造就了无数“中国娜拉”。娜拉不仅在出走的举动上具有革命性,更在广义的精神上具有革命性。于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挪威女子娜拉——她的“出走”也成了充满刚阳之气的“革命”的代名词。
      在娜拉的这场“革命”中,其他的一切皆可视为“革命的代价”而被忽略,可是,把一腔热情满腹关怀都倾注在娜拉身上的人们,怎么可以忽略“出走以后的娜拉”本人呢!于是,又引出了不少话题。在中国,我们以前非常熟悉的,就是鲁迅对于娜拉出走以后的感慨。看上去,他是为为数众多的“出走后的娜拉”而忧心忡忡。他觉得——“出走”还不是最迫切的,最迫切的是改造社会。若是社会环境险恶,那么孤身一个弱女子娜拉,到最后不是哭哭啼啼重新回家,就是流落风尘——未见得就是好结果。这么一来,却破坏了大家为娜拉喝彩的好心情。
      实际上,鲁迅只是提醒大家:不要仅仅关心只是作为“娜拉”的“娜拉”是否“出走”,而更应该关心作为社会象征的“娜拉”——是不是发生变革。这才是亨利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可以发掘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在诸如鲁迅这样的提醒下,大家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场社会革命上,相信这才是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
      在实现一场社会革命时,由于它的过程十分漫长而且跌宕起伏,自然充满艰险和牺牲。一场革命往往需要数代人的前仆后继。人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几乎已经近于绝望,每一次的几近绝望又强化了新一次突破的渴求。因此,在许多革命中,在这样的轮番刺激之后,革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悄悄地从一种实现目标的方式手段,在人们心中却转变成了目标本身。人们就象痴迷地坐在剧场里看《玩偶之家》一样,别无他求——只求“出走”。
      于是,革命胜利最终成了大家梦寐以求的一个日子,一个突破点。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大家在狂欢之中醉眼惺忪,看出去的一切都笼罩在五彩的光环之下,大家再一次弹冠相庆举杯欢呼——互道:“这下好了。”
      这样的欢庆场面,曾经出现在这个世界不同国家的广场上,庆祝各种不同年代所发生的性质不同的“革命成功”。我有时候会感到一种深深的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在有些地方,这样一杯欢庆的美酒会如此长久地起作用。因为,毕竟陶醉其中的各色人等都有,其中有不少人似乎是不应该那么久地迷醉在这样虚幻的光环里的。
      这种庆典的气氛持续得越久,当疑问升起的时候迷惑就越沉重。“这下,真的就好了么?”在中国,终于又一次有人提起“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但是这一次的提问,比起当年鲁迅的沉重发问,更增添了何止百倍的沉重!娜拉已经被升华为一个象征,天翻地覆般社会巨变的“出走”已经完成——既已如此,我们为什么还是摆脱不了相同一个问题?
      我突然联想到——两百多年前,美国不是也经历了一番如同“娜拉出走”般的独立革命吗?那么,这位美国娜拉“出走”以后又是怎样的呢?当初这位“美国娜拉”的一举一动——不就是我今天看到的美国的种种现象的根源吗?!这种联想使我的好奇心陡然而生。
      我发现:美国娜拉在经历“出走”之前,对自己“以后将会怎样”这个后果问题,也是没有深思熟虑的。她也是后来迫于现实才静静地坐下来,非常理性也非常现实地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
      美国在“革命”以前,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它没有值得夸耀自豪的年头长达四位数的深厚文化传统。不错,这个文明国家早期的移民来自英国。但是,它确实并不因此就拉大旗做虎皮,把自己的文化与英国文化或是欧洲文化之间划上等号。在独立之前,他们是断断续续地从英国带过来一些“文化”,但是即使是带过来的这点东西,也早已被新大陆强劲的风迅速地吹散开来,也吹得变了味儿——总令人想到南橘北枳这样的故事。
      独立以前的美州殖民地,如果说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从表面看上去有什么相同之处的话——那就是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依然“流动散沙”的状态。这种无规律的流动,既是新大陆的内部流动,也包含了蜂拥而来的外国移民对于流动的推波助澜。
      在被殖民时期,虽然也有英国派来的总督政府及其一套班子。但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始终也没有受到过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死盯一层的严密控制。其根本原因倒不是英皇不想对他的子民严加管束,而是在当时的新大陆,这种管束在技术上是做不到的。“天高皇帝远”这句老话,在这里有着最真实的反映。不仅皇帝远,皇帝所拥有的庞大管理体制也远,甚至连产生皇权的文化——都非常遥远。人们的分散与流动,又使得殖民地仅有的统治,其强度从中心向外迅速递减。
      即使是从殖民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也远不象在英国本土那样治理的有章法。照说,他们有着悠久的统治文化传统,只需开来一批人马,移植一个模式,照搬一套制度即可。而且,他们是在统治殖民地,背后已经有洋洋万卷现成的各式英国法律法规在支撑。他们只需执行就可以了。但是,也许是情况太不相同,也许是人手不够,也许是交通不便。——总之,就是管不住。所以,对许多在执行中被因地制宜篡改了的规矩,他们也只好眼开眼闭,听之任之。
      更何况,北美的殖民政府对于到底如何去开发治理这样一块新天地——也是心里没数。因此,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都有过一些实验性的治理方法。比如说——甚至有过在佐治亚州完全失败的如军垦农场一样的“开发实验”。
      由是,殖民时期的北美洲是一个自治程度很高的地方——那种严格的自上而下的条块高度集中管理,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在这里,作为个体的人是分散流动的,作为群体的人是分散的——甚至有时也是流动的。那么,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阶层和宗教理想的人们,也在一块块有着高度自治权的“小国土”上,进行过各种不同理想的实验。因为权力是分散的——在独立之前,这里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十三个政治中心。
      我想,如果真要把一片国土比作“一张白纸”,作“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之类的比喻,那么按说几百年前的这块地方大概是最象一张符合要求的白纸,最适合按构想的蓝图去实践了。但是,在从一开始移民进入北美起,大凡仅仅是严格地按照一个完美的宗教理想、道德理想、政治理想,甚至是经济建设理论去实行的,最终都往往碰壁了。反而是一些世俗的、随遇而安的做法,倒更容易延续下来。于是,回顾殖民时期的北美历史,几乎是一部充满了各种理想实验,又同时充满了妥协、退让、舍弃和变通的历史。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大概是因为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得服从新大陆上无情的生存规律。在这里刚刚开发、严酷的生存条件下,移民最重视的是生存。生存是首要的,理想必须退居其次。这一点,别说是几百年前站在蛮荒大地上的移民了,就是今天踏上这块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富国土的新移民,也逃不脱这个规律。他们被迫变得比原来的自己,也比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更为实际。
      有意思的是,导致这样历史结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今天如我们这样的新移民们同样必须面对的——就是每一个进入这块土地的人,都必须学会如何与不曾熟悉的其他文化打交道,如何与完全不同思维的人打交道。在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文化群相遇的时候,妥协和变通是和平相处的前提。这也是我们和几百年来的北美移民们的共同课题。
      这种北美新大陆特有的妥协、变通和实际,看上去确实显得“俗气”,所以也一直为欧洲的理想主义者们所不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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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8 21:06:0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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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里,你也许要问:在这样一块殖民地上,老百姓事实上对英国并没有什么大的依赖性。北美的老百姓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松散的,那么他们是靠什么维系了那么久远的关系呢?我觉得形象点说,这种关系几乎就象是娜拉对丈夫和家庭的感情维系。这是从哪儿说起的呢?
      实际上曾在不短的时期里,除了欧洲人看不起美国人之外,美国人自己也陷在很深的自卑感里而难以抬头。他们并不是“一生下来脑后就有反骨”。他们自己没有辉煌的文化,当然就希望至少不要断裂开与古老的欧洲文化那点似乎是天然的血脉关系。说实在的,至今为止——在我们看到的美国——有相当一部分的建筑庭园设计、家具及手工艺饰品,“殖民时期风格”居然还是足以炫耀的广告用语。
      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广告宣传,自己颇不理解。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对这样“殖民时期风格”的自豪广告,在感情上总是疙疙瘩瘩。按说我们是外国人,这块土地在两百多年前是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与我们根本毫不相干。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和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在我们既成的思维逻辑里,被“殖民”——必然是意味着一段屈辱的历史。如此的广告宣传就意味着“没有民族自尊心”和“把耻辱当光荣”等一系列“殖民地奴隶心态”。“半殖民”尚且不堪回首——何况是“全殖民”?!凡是“殖民时期”外国人留下来的东西,只能被当作用来激扬“爱国主义”的反面历史教材。这种惯性的逻辑和概念,已经随同我们的文化背景溶化在血液里。因此,我们是本能地如条件反射一般,从心里抵制这样一种“辱国求荣”的文化现象。
      但是,我终于发现——美国人对此却从来没有产生这样强荣辱刺激的联想。对于他们来说,殖民时期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客观存在。殖民者有好有坏。大大小小的殖民总督和殖民者,他们的名字至今还是美国许多城市和街道的命名,他们的铜像也依然在美国各地熠熠闪光。因为他们与这块土地的开发建设历史紧紧相连。至于文化艺术领域里的玩意儿,更与殖民不殖民没有关系,他们从不认为这是“文化侵略”,或是“殖民外衣”之类可怕的东西——他们还巴不得像得便宜般能多弄一点这样的文化艺术过来呢!对于美国人,历史就是历史,它总是有某种原因才那样存在。这一来,他们反倒一个个都是轻轻松松的。时间一长,我也跟着放松下来。本来嘛,跟我无关的事——我紧张什么?
      所以,如果当初英国干脆松松地牵着这根跨越大洋的线,放这只“美洲风筝”,没准儿——这里到现在还是英国殖民地呢。可是,大概正是北美殖民地人民所表现出来对欧洲文化的一往情深,使得当时的英国皇朝产生了错觉——它象娜拉的丈夫一样以为她软弱可欺,并且在她面前暴露了冷酷自私和无情的一面。英皇在北美殖民地不合理的税收政策,以及对其人民自由的粗暴践踏等,使得一场原本不会发生的“出走”——就这样发生了。
      在我们看来,这样发生的一场“美国革命”,比起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许多其他“某某革命”,似乎总还有不少欠缺,还很不够“正统革命”的味道。
      这个“革命”,好象缺少一个系统的哲学上的理论和思考。这个“革命”的领导人没有一个被后世尊为划时代的哲学家和导师,这个“革命”也没有从历史上或者同时代的哲学体系里,去寻找过自己革命的“坚实理论依据”。说句不好听的话——它看上去显得十分“浅薄”而不够档次。因为它从没说要实现什么什么主义。它也没有说要依托任何一个从理论上经过严密推演而创建必然的理想制度或道德王国。
      这一切,和这块土地原先给其他国家留下的印象十分相符:没有哲学,没有理论,没有思想,甚至没有文化。
      所以在大家的心里,这不过也就是一场揭竿而起的平民起义罢了——它对于人类的进步、世界的文明、以及对于理想社会探求,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意义。美国娜拉在大家眼里,只是一个乡下姑娘的形象,大家对她“出走”以后的结果也并不怎么看好。
      至于大家眼里的这个乡下娜拉到底要的是什么呢?最明确的答案只有一个——《独立宣言》。在《独立宣言》里,这个短短的朴素的要求,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美国学生都背得滚瓜烂熟的一句话: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就是新大陆上“揭竿而起”时,那“竿”上的唯一旗帜。只是——与所有习惯皇帝文化的平民起义不同,他们的起义兵和头领却没有在胜利逐步接近的时候,在脑子里开始形成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皇帝江山梦——甚至都没有一个强烈的统一国家要求!让人感叹——真不成气候。
      就象我去年给你的信里已经谈到过的:美国的这场“革命”一结束,整个军队就解散了。总指挥华盛顿又回到了自个儿庄园里马儿的身边,恢复了“农民”的身份。军官们也各自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其中一名校级军官因为欠了不少债,于是他装了一船西洋参,辛辛苦苦运到中国兜售——算是给自己卸甲之后的生活,找到了一条出路。
      不仅没有了军队,在赶走了英国总督政府之后,他们也没有了一个中央政府,没有一个新的国家权利象征。他们也不在乎什么国旗、国徽、国歌之类的东西——在很长的时间里,美国人似乎搞不清楚国旗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拖至南北战争之后,才正式地确定了美国的国徽和国旗的式样。但是民间依然按照自己的想象,在节日里悬挂各色的“美国国旗”,到一九一二年,才算真正统一了国旗。而美国的国歌更是到一九三一年才得以确定。
      在这里我们看到:“出走”以前的美国娜拉远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女子,倒确实象一个感情冲动的乡姑。她的要求非常本质、简单,对于追求自己朴素的理想没有什么宏伟的构想,但是对于自己“不要什么”却明确而坚定,反应非常强烈。——她不要皇帝,不要暴君。所以,有了“美国革命”;所以,她也不打算捧出一个新皇帝。
      好不容易拧在一起,打了这么一场胜仗的美国,迅速又恢复到一盘散沙的状态。并没有因为有了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称号,大家就从此认为有必要该齐心协力怎么怎么样。每一个人在这里,他首先是一个人,有着自己“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于美国人,好像这就够了。
      美国人这种简单朴素的情感,至今依旧。
      记得来美国以后,一开始美国年轻人常问我——你喜欢什么音乐?那时我在中国已经听过一些美国乡村歌曲,挺喜欢的。就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喜欢乡村歌曲。当我反问他们,他们则几乎都是喜欢摇滚乐。没想到——时间长了,“摇滚”也变成了我最喜欢的音乐之一。也开始明白了为什么我的朋友们喜欢“摇滚”远胜于“乡村音乐”。此后,我每逢开长途,总是在几个播放摇滚乐、爵士乐、古典音乐的电台之间调来倒去,却很少再听乡村音乐。
      今年夏天,我刚好一个人开车穿过大烟山国家公园。穿行在山谷里小道里,好多电台都收不到。对付愁肠百转的这盘山道我十分紧张,也无心多去拨弄收音机。刚好收音机里正在放我已经很久不听的乡村音乐,我也就顺其自然。忽然,一个男声缓缓地唱出了我十分熟悉的一首歌:“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树,这是我的菜园,这是我的狗。这是我的院子,这是我的马,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孩子。”
      歌声伴着我飘扬在大烟山美丽的崇山峻岭间——我突然理解了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人,他们为什么会发生那样一场“独立战争”!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而“战”,也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而“散”。
      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
      在下次的信里,我再试着给你写写——当美国人迫不得已非得有个中央政府不可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个珊珊来迟的美国总统是如何被锁定在今天的地位上的。

      祝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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