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泳 中国游泳网 最火的游泳社区

 找回密码
 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扫一扫,访问微社区

淘宝装备店任意3件包邮!尚善若水给你智能净水生活澳门犀利微杂志 SILLYNANOMAG暑假清仓大促!Seedo低至1折
优购新西兰-100%正品直邮在悠泳投放广告,最高性价比定制两眼不同度数的高清近视泳镜抢!意大利泳衣泳裤全部半价清货
悠泳商城天天特价DIANA世界小姐泳衣2折起清货,售完即止!优购新西兰奶粉,澳新直邮最放心结业清仓购物满¥350减¥50
楼主: 8119

[资料] 引导大脑开始独立思想的一本书——《近距离看美国》

  [复制链接]
 楼主| 发表于 2010-8-8 21:08:35 | 显示全部楼层
即兴:
      “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树,这是我的菜园,这是我的狗。这是我的院子,这是我的马,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孩子。”

      ——我喜欢,我向往。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0-8-8 21:15: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8119 于 2010-8-9 21:14 编辑

03.一个收银机的故事
-----------------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你在信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你说——如果说那么多从深思熟虑的哲学系统里产生出来的“社会理想”,在实行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在“革命”之后,看上去还处于比较自然状态的、没有一大群哲学家的美国,在必要的时候——反而能够搞出一部二百多年不变的宪法?并且平稳地选了四十几次总统,进行了几十次和平的政权交接呢?
      在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简单地给你讲一个典型的美国式的发明小故事。
      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商业活动之一,大概就是现金交易的大小零售店铺了。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世界各地的店主们却为两件事情而大伤脑筋:一是统计和计划。就是繁杂量大的库存无法经常清查盘点——结果就影响到制订一个合理的进货计划。二是现金收入的记载。稍具规模的店铺都雇有店员,他们每天都跟现金打交道。甚至每一个店铺都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钱箱里的零钱不够找付——雇员得掏出自己的钱包,先垫出一些零钱,过后再从钱箱里取回来。当一个雇员从钱箱往自己的钱包里取回钱的时候——谁也不能否认——他面对的,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这真可谓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除了在偷窃被捉拿后由法律制裁以外,在如何预防的问题上,各种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除了互相监督、突击检查、鼓励检举……等等,还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提倡从思想教育入手。跟之前哪些措施不同,这确实是另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认定:从技术上的监督,只是一种治标的方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要杜绝这种现象,还是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品质,从根子上去解决。因此,在加强法律制裁的同时,更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教育和提高。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肯定是基于对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也肯定有它的积极意义。
      我想告诉你的是——美国人通常是怎么考虑和解决这一类问题的。
      我发现,在这类问题上他们的思维习惯往往是直直地从实际走向实际,而拒绝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他们不习惯——大概也认为没有必要去进行更深的哲学思考。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放在眼前垂手可得的现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那么,常常有意志薄弱的人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只是在承认眼前看到的一个事实:人,是有弱点的——人,是不可靠的。
      有了这样的理解,很自然地就把他们引向了另一条思路——如何抑制甚至排除掉这个巨大的诱惑?他们会一心一意地从发明一个什么机制这样的角度去着手。期待以一种机制来解决“人的不可靠性”问题。他们认为——关心人的灵魂这样的重大课题——是教师和牧师的事儿,而普通人只能解决实际问题。
      美国的小店主们也毫不例外,他们也经历了久久的“小问题带来的大困扰”。终于,在一百多年前,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概是在南北战争以后不久,俄亥俄州一位杂货店老板的儿子詹姆斯在自己开咖啡馆时,因为也为上述困难所苦,在见到轮船上记录螺旋桨转动的一个机器的启发下,设计了一架能够把每一笔交易结果都显示出来的机器——伙计和顾客都能看到显示结果。这样一显示,店员原有的小偷小摸的冲动就给打消不少。所以这种机器曾被叫做“廉洁出纳员”。后来再经过一些改进,这机器功能迅速加强:不仅能够计算每笔交易的总金额、计算找头,还能把每天的每一笔账都记录下来。之后,詹姆斯卖掉了他的这个发明。
      再后来,新的专利拥有者,对收银机又作了一次关键性的改进。在收银机上设计了一个附有自动锁的放现金的抽屉,还有一个铃。——伙计把每样东西的价格和数量打进去,机器自动相加得出总数,再把顾客递上的现金打入,机器自动计算找头,整个过程都显示出来。双方无异,一按键,随着一声脆铃,现金抽屉就自动弹了出来。如果你没按规矩做,那么现金抽屉是想打也打不开的。机器把每笔交易的全过程都记录在纸带上。
      在收银机的这种售卖收付机制、顾客监督以及店主复查的三重管理下,还怎么可能有小偷小摸而不被发现的呢?
      美国的顾客也很相信机器,几乎不对收银机算出来的结果置疑,更何况收银机印出来的收据有你的购物一览表,你回家后慢慢核对也不迟。我们到美国后,从来没有看到顾客和售货员为价钱而有争执的。有收银机呢——争什么!
      虽然那个早期的收银机是机械式的,也笨重得很。现在还可以在美国的古董店里,看到那个时代的各色收银机。也亏他们想得出来:在没有电子显示器的年代,他们设计了一个个小钩子上挂着表明价格的小数字牌。下面一按,价格牌就被晃晃悠悠地钩上来了。价格牌是两面的,里面的售货员和外面的顾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早期收银机虽然显得笨拙,但是已经具备了现代收银机最重要的功能。每天店主们可以从记录上核对现金。
      从此,在收银机铛铛的铃声中,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零售店主们的烦恼。在美国式的英语中,“响了一声铃”已经成了“做了一笔买卖”的同义词。
      那时,美国生产收银机的公司宣称:他们的收银机铃声,就像美国革命的第一声枪响一样,将在几十年内就响遍全世界。尽管形容得有点夸张,但是,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确实看到,就连遥远而古老的中国也开始用上了同样的收银机。
      此后的收银机又经过了不断的改进。除了一系列的电子设备,在记录中还可以记上商品的代号,所有交易自动输入存货数据库,使得商店的销售统计与采购计划问题也得以一并解决。
      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收银机就这样被一个非专家的使用者发明出来了。正由于他是一个平常的使用者,他才会在登记专利之后,早早地就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掉了他的专利和收银机的生产权。对他来说——去开发生产收银机,还不如卖他的咖啡省事呢。在美国,有很多的发明都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实用的思想动机下诞生的。因此,这样的发明在美国可以说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必然的事情。
      还是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说美国人要是遇到一件棘手的活儿,会先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去发明一个机器,然后在剩余的时间里用这个机器把活儿干完。到了美国之后,我们发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说,这个说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相比于其他地方的人,抛开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效率的因素,美国人好象确实更信赖一种机器或者说一种机制的作用——而不太愿意轻信人。
      这——怎么个说法呢?例如:从一个非常具体细节的角度来说,美国人的工具特别发达。哪怕你是再好的工艺师,他会承认你作为一个手工艺艺术家的技术水平,但是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说,他更信任机器和工具的作用。当他需要的不是一个需要从艺术角度去欣赏的艺术品,而是一个实用产品的时候,他毫无疑义会放弃手工操作。他宁可去买一台机器或者是一套工具,以保障一个技术动作的完成,也不会去雇一个高超的手艺人。原因很简单——人总是会犯错误的。
      刚来的时候,我们很喜欢逛这里的建筑材料商店。很快发现店里的油漆部向顾客提供几百种油漆颜色的色标:你从中选了自己需要的颜色,拿上这张色标,售货员就可以马上给你调配好同样颜色的油漆,美国顾客也绝不会对那是否是同样的颜色有半点儿怀疑。看到这里,你千万不要以为美国商店里都雇的是技术高超的八级油漆工。相反,调配油漆的小姑娘对此根本一窍不通。她所要做的只是查一下实验室事先做好的比例配方,照单办理即可。所以,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这方面可以“拿一把”的“老师傅”。美国人的逻辑很简单:小姑娘手里的配方是不会错的,而再有经验的老师傅也有出错的时候。
      这样,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探讨收银机的意义。

(待续)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0-8-8 21:23:15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你可以看到:“人”的品质与素质,都不必再由雇主去操心。因为这一切都在收银机整个机制的监督控制之下。逻辑也很清楚。雇员必须作出交易记录,才能打开现金抽屉。必须按交易的实际情况作记录,才能通过以自己切身利益为原则的顾客的监督。一天下来,店主核对一遍。不论是由于人的素质问题造成的差错,还是由于人的品质问题造成的现金短少,都可以马上被发现。在发生几次之后,雇主就可以换人了。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种机制保障了雇员的工作质量。
      之所以我把收银机不仅仅称作是一个机器,而称它为一个机制,这是因为收银机的设计者已经把顾客的利益和顾客的监督,也作为设计一个部分给放进去了。实际上,就连雇主从利益出发的每日核查,也成了这个机制的一部分。少了任何一个部分,它就不可能如此成功。
      于是,在这里,人可以是不可靠的,但是,一个收银机却保障了对于不可靠的人的筛选,以及对于不可靠的行为的监督和控制。
      现在,我们再回到你所关心的问题:美国革命之后,当美国人也迫不得已需要建立一个中央政府的时候,他们是循着怎样的思路去做的呢?
      上一封信里,我已经谈到——刚独立后的美国,立刻又分散开来,返回到一种自治程度很高的松散状态。对于老百姓来说,美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还不如说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州是一个国家。事实上,当时的美国十三州,活脱脱就是十三个小国家——它们各自有自己的民兵,印刷发行自己的货币。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跟国家之间一样——互不相让。例如: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是面积都不大紧紧地靠在一起的两个州。可是美国独立后,纽约州决定对出入本州水面的外州船只收税,新泽西州就马上针尖对麦芒地决定对纽约州建在他们州地面上的一个灯塔也课税。——当时的美国人所关心的与其说是美国,还不如说是家乡、家庭和自己的生活这样更为具体的东西。
      尽管如此,美国毕竟已经是一个国家。国旗国歌这样象征性形式化的东西可以慢慢再说,但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事实上已经使美国面临危机。这样的危机既有整个美国的财政金融市场的无人协调的混乱,更有对于可能发生的外部侵略和内部冲突无以及时妥善应付的问题。
      在1787年,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十一年之后,在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四年之后,“出走”的乡下娜拉才准备结束那一段散漫随意的生活——坐下来思考“以后怎样?”这一年,除罗得岛以外的十二个州的55名代表,终于集中在费城,关在一幢普通的房子里开会,他们在里头一关就关了几个月——这就是著名的制宪会议。
      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试图建立美国第一个中央政府。他们又是循着怎样的思路去做的呢?现在,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他们只是在设计一台“收银机”。
      现在想来,说美国人没文化——在那个时候可也真没有冤枉了他们。直到这个时候,这些被今天的美国尊为建国之父的人们,仍然一点也没有考虑过要提出一张未来完美社会形态的蓝图。他们就没有想过:如果有一个美好的社会奋斗目标在前面指引——美国人民将会为之而团结一致,一改他们一贯自由散漫自行其是的“历史弊病”——那是多么令人感到有奔头而精神振奋的事情啊。
      可惜,他们错过了这个重大的历史时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人,也就和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人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至今,他们也没有一个建设共同理想社会的奋斗目标,也没有类似的好东西在什么地方指引着他们——完全一副走到哪儿算哪儿的散漫思想。
      如果大家认为——今天的美国应该有一个某某主义的社会标签的话,那也决不是当初的建国之父们给美国人民指点设计的完美目标。他们实在是自然而然地就走到这一步的。所以,他们将来还要往哪里去——他们也心中一点没数。
      所以,我们的美国朋友们真的一点也不象我们那样——从小就对社会的发展形态“清晰敞亮”,心中时时有个“科学”的谱儿——知道自己现在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已经从哪里来,正要往哪里去,而且是“必然”地要奔到那个社会去。这些对于美国人,纯属天方夜谭般的荒诞。他们知道世界上有那么一种对于社会发展的说法,但他们觉得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而且,他们知道此外还有各种其他的说法。至于种种不同的说法,对于人类社会的将来所做的各种预测,他们很少有信的。即使“信”起来,也都是各人“信”各人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建国之父们实在是够不负责任的。我一直想不通——他们怎么就能够对这么大一个国家,不作一点发展目标规划,让老百姓们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呢?
      你一定也会奇怪——身为建国之父,一般自然就应该有建立一个“理想之国”和“完美社会”的雄心——他们怎么偏偏就要例外呢?也许——首先,他们确实缺乏这样深的哲学理论思考:其次,他们的自我感觉并不是非常良好。他们甚至没有认识到——自己是高于美国一般大众的一群“领袖级人物”。他们感觉自己只是被本州老百姓推出来的人民代表。他们和普通美国人一样,对于《独立宣言》上面代表着他们朴素要求的那句话——“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居然已经十分满足,再也没有哪怕高一点儿的理想和抱负了。而我看来看去,还是觉得《独立宣言》那句话所表达的理想,只是一种低一个层次的个人理想,而远不是一个宏伟的社会理想。
      再看他们的制宪会议,其气氛跟你我所所想象的一般类似情况,也实在相去甚远!
      我曾经想象过这个场景:一群开国元老功臣坐在一起,谈笑风生,融洽友好。他们舍生忘死经过浴血奋战,如今江山在握,又重聚一堂共同筹划建立一个中央政府——怎么说也是大展宏图的欢快场面啊。
      而事实上,几个月的制宪会议,始终弥漫着窒息般的凝重气氛。一种沉沉的忧虑始终压在每一个与会者的心头。对于他们来说,如果给美国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权真要是一件“喜事”的话,他们早就忙着去操办了——也不用拖到几年以后的今天。
      照说,他们既然没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理想”,设计蓝图的任务也就轻得多了。那么,他们还忧虑什么呢?他们忧虑的竟然就是那个《独立宣言》里简单的个人理想能不能实现。他们要的东西很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所以,他们对于自己不要什么,也就比较容易搞清楚:他们不要阻碍上述的个人理想能够得以实现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就是专制、独裁与暴君。
      但是,准备建立的一个集中的中央政权如何就能保证不演变成一个专制的暴君呢?这是几年来他们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所以,他们一直在无奈地回避这个难题。如今,他们并不是已经找到了答案,怀着胸有成竹的轻松心情而来,他们是迫于无奈被现实逼到这个制宪会议上来的。所以,会议桌上始终笼罩着一团愁云。
      这团愁云并不是毫无来由的,他们眼前有一个现成的前车之鉴。这就是在发生在一百多年前,他们都很熟悉的英国革命。当时,北美还是英国殖民地,所以,这段历史就如同是发生自己“兄弟”身上,对大家都意义非凡,产生的影响也特别强烈。
      在英国革命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重要历史人物——克伦威尔。他在国会反对国王的革命中,从一个国会议员到组织一支无往不胜的军队,成为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但是在革命获胜,共和之后,他很快把持军权实行独裁统治,宣布自己是“护国公”——成为英国历史上无数暴君中的又一个暴君。当时的英国社会早已熟悉了三权分立的理论,既有国会也有宪法。但是克伦威尔照样独揽了国家的一切实权——动辄解散国会,宪法形同虚设。英国“革命”的硝烟未散,英国人就又一次失去了自由。“革命”的结果只不过是换了强权人物——只是不叫“皇帝”而已。
      如今,他们坐在一起制定美国宪法,克伦威尔的幽灵就在他们面前飘荡。他们一定预见到了“中央政权”一经形成,就会利用手中的国家资源自我扩张。政权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具有最强张力的怪物。

(待续)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0-8-8 21:31:03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我常常会怀疑:在当时一切技术都还处于初级阶段的美国,他们是否可能预见到后来这个国家的发展?如果他们能够预见到今天美国的状况和地位,预见到今天美国政府的超级规模,他们是否还会有勇气,为这样一个“巨无霸”的诞生作助产士?
      不管他们如何忧虑,几年来的事实使得争执逐渐变成共识。他们没有退路,只能一起坐下来——不完成宪法制定,不离开这间屋子。
      说真的,我第一次读著名的美国宪法,才读了一会儿,就改“读”为“翻”了。一翻就快速地翻完扔下——再也不想去碰它了。它和我原来想象的太不一样!这个宪法文本极其枯燥,里面甚至没有一点通常的国家最高大法都应有的关于立国之根本的大道理,也没有什么褒正漂亮的说词儿。这个宪法真可谓典型的美国风格,它是用大白话写出来的,活象一张权力结构的设计蓝图。一句句话单调得如同设计图上的线条和数字。
      你知道我这个人,最怕看单调枯燥的东西。所以这一放我就放了很久。直到很久以后,我看着美国政治舞台上一幕幕活生生的演出,终于意识到这五花八门的悲喜剧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而这些规律是和这部二百年来不曾修改的宪法有关的。我才硬着头皮正襟危坐,认认真真把它读完。然后,居然又读了一遍。这一读——还真从枯燥中读出不少味道,真是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
      我的感觉——这就是一架设计精巧的“收银机”。它的设计思想,说穿了非常简单——跟我前面介绍的收银机的设计思想别无二致。那就是:坦白地承认一个事实——人是靠不住的。必须用一种机制去抑制不可靠的人,同时用这种机制去限制和规范人的不可靠的行为。
      因此,用不着对权力本身去作什么定义和辨析——这些对于美国人都成了多此一举的废话。他们只知道实实在在地想,如果这个“收银机”的设计是成功的,那么权力自然还控制在老百姓手里——那些废话不说也罢。如果整个设计失败了,那么你在宪法里再正言说这是人民的政府——也是白搭。于是,一番本来可以塞到里面蛮漂亮的话,就让他们如敝履般给舍弃了。
      他们设计的第一步就是权力(功能)的分割。立法、行政、司法这三大权力的分割,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还远远不满足于此。还对这三大分支又一层层继续切割。使得这三个个权力分支活象菜刀下的三根胡萝卜一样,被切得截截分开。联邦、州、市、县,直至鸡毛小镇,都拥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权力架构。它们之间没有条条结构的上下级关系——它们都是独立的,各自为政。
      例如,在美国的司法系统中,联邦法院对地方法院不存在领导关系。司法系统并不是一根完整的胡罗卜。各个州有他们自己的州宪法,州一级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前者并不是后者审核任命的,而是该州的老百姓根据他们的州宪法选举产生的。
      权力切割的原则是——宁可切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也不要全面统一、高度集中。
      尽管已对权力进行了分割,他们仍然担心:统一的联邦政府是否会变得大权独揽——象英国国会一样,向地方课以重税而使各州日子难过。他们还担心经过分割以后的权力,其中的某一分支仍会伺机自我膨胀。他们已经看够了英国的政治闹剧——在那里——尽管有着类似三权分立的结构,但是权力各分支时时都会膨胀——行政一膨胀就解散国会,国会一膨胀就推翻行政,搞得国无宁日。翻开英国的历史,一大堆走马灯一样的上台、下台,还没看头就晕了。他们可不想让美国也蹈其覆辙。
      在联邦政府的三个权利分支里,最让他们不放心的就是行政机构的总统了。因为尽管经过了权力的分割,要使行政分支成为政府一个有效的执行机构,仍然必须使它握有诸如军队,财政等等大权,而总统就坐在这些大权的顶端。在他们看来,这些权力——无异于钱箱里的现金,怎么才能防止总统不被诱惑,不在条件合适时也利用这些权力做一回帝王梦呢?
      对他们这样的担忧,你一定不会感到奇怪,也不大会有哪一个中国人认为他们是杞人忧天,因为这样的历史对我们都不陌生——立刻就能想到袁世凯称帝的故事。你想象一下:他看着皇帝的龙椅,知道自己只要向前走那么几步,一转身,坐下,从此,所有的人就都得给自己叩头了。对于他,这是多么挡不住的诱惑。而身边那些官员们,只需轻轻推他一把,从此,也就从一个普通官员摇身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臣了。他们又怎么不会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推呢。那帮小妾们,只要枕边多唠一唠,一回头,她们也就都成了王妃娘娘了,她们怎么会不去扶。——这是多么迷人的魔术。
      大家此后对于袁世凯“短命皇帝”的嘲讽,我常常怀疑只是一种自我安慰。我可从来不敢低估皇帝的生命力,更不敢低估中国人对于皇上的接受能力,而且,总会有一帮人孜孜不倦地告诉老百姓——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好皇上。
      还是回到美国的制宪会议吧。美国的建国之父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是短暂的,而美国这个新生儿却要生长并且长久地存续下去。子孙后代的美国人可能要经历无数个总统。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他们不能不为他们的后代,以及在未来怀着同样理想进入这个国家的人们做点什么。否则,这些人的个人理想无疑迟早会被葬送。
      我们都很熟悉聪明绝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我们小时候都是从“科学家的故事”之类的书里读到他的。他有几乎数不清的发明——避雷针、电灯就是他的发明。但是,实际上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他曾经参与《独立宣言》的起草,还成功地在独立战争中到法国为美国募款。那时他也是制宪会议的代表之一。他当时说过一句颇有代表性的话——他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选出的第一个总统是个好人,可天晓得以后将会出来些什么货色。”
      他们不愿意寄希望于对未来的总统们个人品质的信赖。在他们眼里,权力无疑就是强腐蚀剂的代名词。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于他们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他们仍然坚信:人是靠不住的。即使选上来的确信是个好人,如果没有监督机制,依然不能保证在权力的腐蚀之下不发生变化。
      在这里你可以发现:美国开国者们对于腐败的忧虑,从根本概念上来讲,和我们从小所熟悉的要“拒腐蚀”的忧虑——是不在一个着眼点上的。他们的出发点,不在于定位一群“革命者”有可能受到来自外部社会,诸如“香花毒草”或“大染缸”之类的“腐蚀污染”,而是着眼于来自权力机构本身可能发生的内部变化。
      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在威权的催化作用之下,无法不保证“总统”不逐渐演化为事实上的“皇帝”。因此,即使是被他们公认为是“好人”而推选出来的第一个总统华盛顿,也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他们所设计的整套机制的监督之下,没有过上一天随意用权的舒坦日子。
      基于上述考虑,他们又着手改进他们的“收银机”。除了分权以外,他们又在整个权力结构中设计了一套内在的,与整个权力结构同时存在,同时工作的“安全刹车装置”,以防止联邦政府演变成联邦暴君。
      这套“安全刹车装置”就是美国权力结构中的所谓“制约与平衡”,或称之为“制衡”。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争执和妥协以后,他们在宪法中特别作出一些规定,使得政府任何一个分支的法定权力都要受到另外两个分支的制约,三大分支互相制约,任何一个分支都不可能在权力的比重上大于另外两个分支,从而杜绝权力的失衡。
      上次信里我曾经讲过的克林顿提选司法部长遭遇的困境,实际上就是总统和国会互相分权与制衡的结果。行政和立法两大分支的工作密切相连,他们之间每分钟都在演出合作和反对的戏剧。宪法给他们规定了各自的地盘,他们谁也离不开谁,同时又谁也不能越界。
      相比之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看上去要清高得多了,他们不大抛头露面,也并不在电视上大出风头。但是偏偏就有这样的时候——参众两院好不容易通过了法案,好不容易让总统也签了字,眼看着可以实施了,却突然冒出最高法院宣布——此法案违宪,该法案就这样夭折作废了。
      美国最高法院对于立法的这一独特的“生杀大权”叫做“司法复审”,它没有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却是分权与制衡机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可以说这是后来的美国人在宪法的实行过程中,根据宪法的精神,对“收银机”设计的又一完善——也就是地道美国产的“收银机”上附带的又一个制动闸。
      就在这个装了大量制动闸的“收银机”设计即将完工的时候,就象我在去年的信中所谈到的,他们仍然对人民的个人理想能否得到保证不能最后放心。尽管在当时,联邦政府的规模还小得可怜,但是,他们深知它潜在的巨大能量。经过再三的讨论之后,终于在原定只讨论政府结构的宪法中,又补充确定了人民自由权利的十条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案所起的作用,我已经在去年给你的信中介绍过了。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这十条修正案从正面看,它是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权利,而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它是在政府权力结构之外,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又以民间制约的方式,加上了一套监督机制。
      在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分权和制衡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三权分立”。宪法中规定的权限划分和规则,也仅仅是美国社会分权与制衡文化的一个缩影和一个象征。二百年来,分权和制衡的理念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只不过没有像在宪法中那样明确规定罢了。这无疑就是美国这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来源复杂、文化多样、最可能不稳定的国家,却始终十分稳定的最重要原因。
      “收银机”终于设计完成了。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三个多月的会议之后,终于离开了那幢具有历史意义的小房子。在离开的时候,他们依然神情凝重。他们可能谁也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为历史做了什么,可能他们也没顾不上去多想这一类的问题。
      在几个月的会议期间,为了整个设计的条文细节,不知道他们发生了多少争执,也不知道为了争取州一级的权力和本州民意的表达,费了多少口舌。最后,又为了权利法案能早日进入宪法,又争得面红耳赤。此时,他们却只顾匆匆地赶回各自所属的州。因为只有在各州讨论表决通过之后,这部宪法才能正式成立。他们必须赶回去,向家乡的人民解释他们的设计,以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个工作——整整耗费了他们后来的三年时间。直至1789年,这部宪法才正式被宣布为美国的基本大法。
      遥想着他们匆匆远去的背影,我总觉得这里面似乎有些什么东西有悖常识……
      首先,在其他的国家虽说是一班人打下的天下,但是,总会有一个具有领袖气魄的人冒在上面。所以在最后,总是能够确定某一个人尊之为国父。但是在美国,居然一下子跑出来五十五个国父!华盛顿倒是在独立战争中自然“冒出来”的——但是战争一结束,还没等人们从战争的气氛中缓过神来,考虑什么国父不国父的问题——他却早已交出军权回家去了。于是,后来的美国人习惯把制定宪法的这五十五位人民代表尊为国父。——这总让我感觉有些不太寻常。
      其次,不论从会议的情况,还是这五十五名制宪者此后的表现,都看不出他们对于自己在独立战争或是建立政府的过程中的功绩——有什么起码的正常认识。尽管包括华盛顿在内,他们中有好几个人先后当选总统,但是都是后来象所有其他候选人一样,竞选后通过已制定的正常程序被老百姓选上去的。整个制宪会议,政府的章程就是他们定的。他们居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这可是给自己争取一个“位子”的大好时机。可他们为自己州的利益去争了,为每一个美国人的个人理想去争了,然后制宪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没有论资排辈,没有为今后的政府席位作出任何安排设想,甚至就连半点儿暗示都没有!他们竟然就这样草草返程,匆匆离去!
      也许,正是他们的离去——给这个“收银机”的正常启动,按下了第一个启动按钮。
      那么,这个“收银机”是否就可以正常运转下去呢?
      等我在下一封信中再回答这个疑问吧。

      祝 好!
                                                     林达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0-8-9 08:52:09 | 显示全部楼层
04.一个荒谬的夜晚
-----------------


卢兄:你好!
      很高兴这么快又收到你的来信。
你信中又提起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美国两百多年前的制宪会议设计了这么个“土收银机”——它怎么可能适应两百年来的巨大变化?另外,你很想知道这几乎是闭门造车搞出来的政体机制,是否真的能够迎接现实的挑战……
      确实,我在读美国宪法的时候,也常常从字里行间闪出两百年前美国的荒野和泥泞小道,以及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美国的建国者们对未来社会发展预测的局限和他们的种种无奈。
      事实上,他们只是定下了一个最基本——但却是非常聪明的设想和架构,而后来的美国人在他们建立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不断地改进和完善。
      例如,我在上封信提到的——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
      又例如,美国的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都是任期四年。因此每四年选一次。但是,对于总统连任,或是多次当选——宪法最初并没有限制。可能考虑既然是每四年选一次,连任也是再选举选出来的。只要选举公正,连任也不会有大的问题——干得好就再干下去呗。所以,美国历史上有过当选三次的总统——如罗斯福。
      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当得比较成功的总统之一。他和美国人民一起度过了非常艰难的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他每天在收音机里主持的“炉边谈话”——给困难中的民众带来极大的精神支持。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美国人民推选出来,带领大家走过战争岁月。他是在大战即将结束之前——在总统任期中去世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美国本身的发展,美国政府的行政机构迅速膨胀,总统所掌握的财力、人力、物力、甚至军力也水涨船高,无形大增。美国人又一次感到不安全了。尽管有罗斯福总统这样良性的例子,他们还是觉得应该在总统的连任上也加以限制。因此在1951年的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中,规定了一个人在总统的职位上只能任职两次(或即连任一次)——这也是美国人对于“收银机”机制的又一次改进。这一修正案事实上更强调了对于“人是不可靠的”这一基本出发点的坚持。
      美国人认为让一个凡人连续多年处于这样的权力中心——无论如何都是危险的。即使这位总统看上去干得很出色,也得请他下来。即使选上去的新总统相对没有经验,能力也不如前任,那也要换上去。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安全第一。只要能够让防止出现独裁专制和暴君独夫的整个“收银机”机制能够正常运作——其他都是次要的。
      这条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对“四年一度选择一次总统”这个选民抉择机制,也作了修正。也就是说,当多数民众连续选一个人,并使他当了八年总统之后,他们对一个固定对象的续选权就被中止了。他们被迫中止一股持续着的热情,被迫冷静一下,再重作选择。以防止民众被哪个高明的政客给灌了迷魂汤。而这种灌迷魂汤的现象在很多国家历史上并不鲜见。
      这条修正案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51年——美国人刚刚领教了德国迷魂汤的作用。在参观华盛顿的浩劫博物馆时,最使我震惊的还不是惨绝人寰的纳粹集中营——最使我震惊而沉思良久的是当年德国人民,希特勒的追随者们,排山倒海般的呐喊声。博物馆的设计者让这种激昂狂热的呐喊声时不时地伴随着参观者,犹如身临其境。“人是不可靠的”——有了新的注解。不仅处于权力巅峰上的当权者有可能是不可靠的,监督当权者的大众群体的“人”,同样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因此,需要不断地改进整个监督机制,使得一切不可靠的因素处于制约与平衡的系统之中,一种权力的恶性扩展和群体的疯狂行为,才有可能被抑制。在整个社会处于最弱势的个人的自由,才可能不被吞没。
      历史的发展脚步确实是惊人的。我们只需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制宪者们在宪法中确定美国总统为军队总司令(但宣战权在国会手里)的时候,不仅仅因为他们推举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原来就是独立战争的总司令,并且一致公认他既无政治野心,也无军事野心,更由于当时的美国事实上还没有什么军队,因此,这个权力看上去尽管可怕,但是还不能说是绝对无法控制的。但是,他们想象力再丰富,也一定没有想到:今天美国总统,作为一个宪法所规定的军队总司令,手中握有怎样的军事力量!
      短短二百年以后,美国总统手中可以控制的军队已经超过三百五十万,手里掌握的军费已经超过七百五十亿美元。当初的美国建国之父们,也更不会料到核武器的诞生!他们绝不会想到,今天的美国总统会掌握一个叫做氢弹的玩意儿——而一个氢弹的破坏力,就能超过在以前几千年来所有战争破坏力的总和。
      因此,虽然美国总统已经被宪法限制在“行政主管”的定位上,但是随着政权的行政分支本身的膨胀,即使是“行政主管”——他也是一个超级的。
      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感到怀疑:如果在当初的制宪会议上,能预测到二百年后的世界——他们还会放心地交出这部宪法,交出他们的设计图吗?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一个事实——二百多年过去之后,世界和美国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国家宪法改之又改,甚至几经推倒重来,却还是无法避免政局动荡。与此同时,美国却在这部一字不改的宪法之下,稳定地按照两百年前的设计,正常地进行政权交替,三个权力分支始终维持平衡。有了氢弹的总统也没有因此而作法作怪——一到四年任满,若是选不上,还得乖乖下台。把一切大权连同氢弹一起交给新任总统,然后搬出白宫——从哪里来,再回哪里去。
      话说回来,第一任“开国元勋”对于宪法和权力的态度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他的头上带着一个比以后任何总统都特殊的桂冠,人们往往习惯于对他“另眼相看”。那么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是如何在美国的权力和平交接过程中,走出他历史性的第一步的呢?我们曾经提到过他在独立战争之后的“解甲归田”,那么在他正式执掌了国家总统权力之后,他又是如何对待这份权力的呢?
      如果华盛顿沉溺于权力之中,他有着最优越的双重天然屏障。首先是他“开国元勋”的功绩,其次是当时的宪法对总统任期没有设限。但是,华盛顿在当选并出任了第一、第二两任总统之后,却坚决地谢绝了再一次作为总统候选提名人。他又一次回到了他静静的庄园之中,只带回去了他在总统任期内的那个坐椅。这把坐椅如今还在华盛顿简朴的故居里,两百多年过去,已经十分陈旧了。
      对于华盛顿的这一举动,美国人并没有对他作什么很特别的赞誉,在这块土地上,人们把这样一个举动似乎看得很平常。但是,我却不能不联想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开国元勋,他们往往不吝于使用人民的“崇敬资源”,对手中的权力始终依依不舍,垂垂老矣仍然盘踞高位,乃至为后世图——使人叹为观止。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二百多年来,这部美国宪法就没有遇到过具体的挑战,四十几届总统也都是恪守本分。
      在美国历史上,向宪法作出最大挑战的总统大概就是尼克松了。对于尼克松总统,我们都非常熟悉。在中国,他几乎是大家最熟悉的美国总统之一了。由于七十年代历史性的中美建交,对于中国他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但那以后不久,大洋彼岸传来消息——大家都知道他因为“水门事件”下了台。当时,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对劳苦功高的尼克松总统,为了这么一件区区小事就丢了总统宝座,感到颇不以为然。甚至——还有不少中国人在心里暗忖:这家伙该不是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喝了对手下的药吧?当时在中国,几乎很少有人去想——他的下台和美国宪法有什么关系?
      到这里以后,我们才发现——尼克松事件在美国引起的震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它的意义也远远超出了一个“水门”。如果我想向你介绍美国宪法如何遇到一个权力分支的挑战的话,尼克松的“水门”故事大概是最合适的了。
      毛泽东一直把尼克松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尼克松下台之后,他曾经在接见尼克松的女儿女婿时,向他们表示了非常中国式的对待老朋友的同情和支持,甚至抱不平。
      在艾森豪威尔做总统的时候,尼克松曾经做过他的副总统,因此他们两家也成了世交,并且儿女联姻。所以,当时在场的尼克松女婿——就是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尽管尼克松是他的岳父,但是作为一个美国年轻人——他无法理解毛泽东表示出来的“抱不平”的态度。于是他试图向毛泽东解释——尼克松的下台,是美国的政治制度运作的结果。他刚一开口,就被熟读《二十四史》的毛泽东一句挡回:“那是假的。”小艾克顿时哑口无言……
      两种文化,彼此多么难以理解和对话——由此可见一斑。
      去年,美国邮电部门按照惯例发行了尼克松总统的纪念邮票。大概总是为了防止个人崇拜之类愚蠢的把戏吧,美国有这样的规定:对于任何一个曾经任职总统的人,只有在他去世一年之后,才能够发行纪念他的邮票。所以,当我看到这张印有尼克松头像的邮票时,不由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到今天,尼克松离世都已经两年了。确实,一场轩然大波已经过去,这里的人们已经可以平静地坐在火炉旁,翻阅一本本有关“水门案件”的史料了。
      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如果你想当一个政治家,那么,你一生中消耗精力最多的是什么事情呢?是竞选。别说要想当总统了,就是想当一个小镇的地方治安警官,都必须一次次地经历竞选和选举。
      每到选举年,如果你漫步美国的城镇居民区或是乡村角落,你会发现家家户户沿路的草地上,都低矮地“生长”着一块块色彩鲜艳的牌子。上面漂亮地印着“某某,治安警官”、“某某,参议员”等等。有时上面还附有一张照片。这是他们自发地在为他们所支持的各样候选人在作宣传。如果你留意找找,会发现总统候选人的牌子也混在其中,你会可能找到一张看上去差不多的牌子,只是上面印的是“克林顿,1996”。
      相邻的两家人家,他们插的牌子完全可能是不同的。这表明了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是不同的,也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有可能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完全可以是好朋友。他们谁也不会在意。我的好朋友杰米和达尼拉,他们夫妇二人从来就是一个选民主党一个选共和党的。两百来年,美国人早就习惯这样的一种和平的政治表达方式了。同时,他们也早已习惯——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和平相处,也必须包含着不同的政治态度的和平相处。
      面对阳光下的这样一片无声的色彩斑斓的草地,任何一个美国政治家都不会也不敢忽略这牌子后面的一个个平民。——也许他是一个黑人、也许他是一个同性恋、也许她是昨天刚刚宣誓入籍的还只会说西班牙语的新移民、也许他是在这里生活了五代的虔诚的白人基督徒,但他们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一张选票。美国的政治家的竞选,确实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竞选更为困难,因为牌子后面是一群可以任意表达自己见解的、五花八门还主意特大的分散的百姓。
      因此,竞选也就特别重要。哪怕你有扭转乾坤的能力,哪怕你有天大的抱负——你所做的第一件事,还必须是说服这些百姓,使他们的草地上自然地“长”出代表着你的一块牌子来。所以美国的政治家也就必然地——个个都是演说家。“公共演讲”课也就成了美国的中学和大学都非常重要的课程。

(待续)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0-8-9 08:59:27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尼克松和所有的美国政治家一样。他一生中有大量的精力也是消耗在竞选上的。他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但在他的竞选历程中,也不乏惨败的经历。我前面说过,他曾经当过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上任的时候他只有四十岁。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是一个相当受欢迎的总统,连任一次,一直做满了八年的法定任期,尼克松也就因此“沾光”当了八年的副总统。从这个角度去看,确实是一个十分顺当的开端。可为什么说他这个副总统是“沾光”的呢?这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
      副总统在美国是一个很轻松的角色,没有什么实权。根据美国的宪法规定:副总统是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议长。但是这个规定,只是在立法和行政两个分支之间,加上一点联系的意思,决不表示行政可以干预立法。因此,宪法也规定:副总统平时在参议院中没有投票权。只有当投票持平——陷入僵局的时候,副总统才可以投上一票,以打破僵局。而且,如果他不投这一票,票数持平则法案按照规定被否决,所以他如果想投一次反对票的话,投不投都一样。只有他想投赞成票的时候,他这一票才显得有点用。曾有个副总统自我嘲笑说,让我投票的时候,我也只有半个投票权。尽管参议员按宪法规定是一州两名,永远都是双数,但是,还是很少出现僵持局面,因此,副总统也就很少有机会对某项立法行使他的那半个一票之权。
      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副总统的角色只是象征性的,参与的活动也往往只是礼仪性的。在竞选中,重头戏也全在总统那一头,而副总统只相当于一个“托儿”的作用。但是任满退下来之后,美国副总统的待遇也是非常好的。如果在政治上没有非常大的抱负的话,能够圆满地做完副总统的任期,安于一个退休副总统的良好生活——写写回忆录,或是继续参与一些活动,也已经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结局了。
      但是,作为政治家,很多副总统都不满足于这样一种荣誉性的“功成身退”。他们总是觉得,自己距离总统这个真正的权力,已经只有一步之遥。更何况,在副总统的任期里,他并不用担当什么大的责任,却有充分的机会表现自己,在全国范围内大大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如果在他任期之内,一切都“风调雨顺”的话,他在副总统的任职期满时,再顺势向前努力一步,接手竞选总统,总会在各方面有不少优势。
      所以许多副总统在他们任职期间,就像在做“见习总统”一样,暗暗较着劲为自己政治生涯的最后冲刺作准备。比如现在的克林顿的副总统戈尔,就是一个相当具有实力的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因此,野心勃勃的尼克松跟在一个极佳的“开路先锋”艾森豪威尔后面做了八年副手,接下来就开始向巅峰攀登冲击——谁也没有感到意外。
      只是——他竞选没有成功。他败在著名的肯尼迪手里。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当时的竞选辩论——那个时候,他们可真是年轻。那是1960年,尼克松只有四十七岁,肯尼迪则更年轻,他那年只有四十三岁。应该说,当时票数差距不大,他只是一次“险败”。但是,“险败”——也是失败。
      应该说,作为民主党的肯尼迪这次的“险胜”,是有他的历史必然性的。在六十年代美国大变革的前夜,肯尼迪的“开明”倾向很能顺应一个变化中的历史潮流。但是,当时美国的主导潮流还是保守的,尤其是在南方。于是,他又十分聪明地拉了一个来自南方的约翰逊来充作他的副总统竞选“托儿”。这样,左右两方都能够接受。这比起一向以极右著名的尼克松,就显得略高一筹。
      肯尼迪的当选,实际上是给美国六十年代的变革发出了一个预告的信息。
      另外我说明一下:在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常常有类似肯尼迪和约翰逊这样平衡的关系,而表现出亲密关系的搭档反而是少见的。
      这次失败给一直比较顺利的尼克松非常沉重的打击。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又开始竞选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一职。在美国实际上还有一次中期选举,时间是在两次联邦总统选举中间。在中期选举中,各州必须依照宪法,改选全部众议员和国会中三分之一的参议员。以保证权力中心不停地换人。——这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政治家们老是在奔忙竞选的原因。
      各州选举州长的时间不同,有的也在大选年,有的是在中期选举时。州长的任期也是四年。加利福尼亚的州长换届恰在中期选举时,即在总统选举后只有两年,尼克松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又投入了另一场竞选。可是1962年,他又一次竞选失败。新闻界那些对他竞选不利的报道使他颇为沮丧。两次失败,似乎也已经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结束。当时他不无灰心地对记者说——这下好了,再也没有一个尼克松可以给你们踢来踢去了。
      我想——换了别人,也许就从此打退堂鼓,去享受退休副总统的好日子算了。可是,尼克松确实是一个极有韧性的政治家。六十年代中期,他又开始在政界重振旗鼓。1968年,再一次鼓起勇气参加总统竞选。这次,他居然以微弱多数而“险胜”,终于实现了他的总统梦。
      尽管他胜利了,但是以往的竞选经历,使得“竞选”二字永远成了他的敏感点。尤其这一次,他不仅是险胜,而且他知道自己的胜利是由一连串的偶然事件造成的。
      当时,正是越南战争和反战的高潮。第一个偶然就是肯尼迪的被暗杀。以致造成了第二个偶然,就是这位南方来的十分专注的约翰逊当了五年总统。如果肯尼迪不死,他很可能提前使美国人摆脱越战,使民主党赢得人心。而从保守的南方来的约翰逊,恰恰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他似乎不懂“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总是一厢情愿地希望一个更光彩的结局,以致战争不断升级越陷越深,也使得民主党大失人心。
      于是,1968年这一个大选年,当民主党在芝加哥开大会的时候,反战抗议的游行队伍与警察在会场之外发生了严重冲突。会场内,也由于民主党内部主战与反战两派的激烈争执而陷于混乱。这些事情的发生,使得民主党“谈芝加哥色变”,近三十年不敢去芝加哥开大会。直到今年,民主党大会终于第一次重返芝加哥,为他们拾回失落了二十八年的信心——这已经是后话了。
      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仍然只是“险胜”。因此,与其说他圆了总统梦之后是更充满自信了,还不如说他对自己的“竞选”能力是更没有信心了。这正是四年以后的“水门事件”的一个最初起因。
      尼克松在当选以后的四年中,应该说,不论他作为一个美国政府处理日常事务的领导人,还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表现都是十分出色的。尤其是他极其小心地处理在越战问题上美国的“转弯子”,这是一个处处都是陷井的艰难动作,但是,他做得还是尽可能得当。无可否认,这是需要相当高的政治技巧的。
      同时在外交上,他更显得十分地老辣。对我们最熟悉的,当然就是——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于美国人来讲,还有更重要的外交交锋——就是尼克松在美苏冷战的僵持阶段,顽强地一步一步在谈判桌上向前迈进,使得一系列限制军备升级,降低双方冲突危险的条约得以签订。这使得一直对于世界大战非常恐惧的美国人民,看到了世界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和解与和平的曙光。
      就在一个多事的年代,在非常紧张而忙碌的日子里,尼克松度过了他第一个为期四年的总统任期。回顾这四年的政绩,他是有理由对自己的竞选连任充满信心的。但是,他是给过去的竞选经验弄怕了——他依然没有信心。他总觉得竞选的形势变幻莫测,无从把握。
      但是,他又十分渴望着能够得到这个连任,他已经走过了最困难的前四年,许多的事情只做了一半。更何况,一些政绩的效果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充分表现出来的。再说,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他有一个看上去有点虚荣,但确实是非常辉煌的梦想——如果他能够连任,他将有机会在1976年,作为美国总统,主持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两百周年的庆典。
      这个大选年是在1972年。但是,从一年以前,双方的竞选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场了。随着竞选的逐步展开,也随着大选日的逼近,尼克松日益感到不安,他总觉得手下人没有充分了解竞选对手民主党的动向。他希望在正常的竞选活动之外,还能想办法更多地掌握对方的一些动态,以便他能及时准备对策,增加“保险系数”。他的这种愿望无形中就成了他周围的一些人的压力。于是,也就自会有人积极地去筹划些什么——而这种从“立意”开始就“不正”的动作,自然越演到下面就越离谱了。
      于是,一个极为荒谬的夜晚就这样悄悄来临了。
      著名的“水门”,原来只是几幢普通办公大楼的名字。这样的办公楼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可谓无数。在美国,一般的机构和组织都不可能拥有自己的专用办公大楼,而只能在一个普通的综合楼里租几个办公室或者租下一层。一到下班时间,外面的大门锁就被调成只出不进的状态。也就是从里面可以打开,不论加班到多晚,都出得去;可是,想从外面进来的人就打不开门了。就这样一个大门锁,解决一幢大楼成百上千不同办公室的夜晚安全问题。有些大楼晚上有一个值班的警卫。其他的很多大楼,晚上既没有值班的人员,也没有防盗警报系统。
      我们刚来的时候,曾经就有一次在这样一幢大楼办事。由于事情做完很晚了,就成了这整幢楼里最后的出门者。望着这幢灯火通明,空无一人,只剩下自己的大楼,我们十分惊奇。大楼里有的是高级计算机之类的好东西,真奇怪——那些办公室的主人们晚上怎么还睡得安稳觉?实际上,这里一幢大楼的安全,靠的当然不仅仅是一把只出不进的门锁,主要还是依靠基本良好的社会治安。因为谁都知道:如果真的有什么人想打主意的话,这么一把门锁实在是太好对付了。
      “水门大楼”就是这样普通的综合办公楼。美国民主党总部,就在它的六楼租了办公室。我记得去年在信中已经向你提到过,美国的政党组织是非常松散的,一个人同意一个政党的观点,就可以自我宣布“我是某某党的”了——还从没听说过有要申请入党和批准入党那一说。哪一天他“改主意”了,也就“自动脱党”——同样没有任何手续。绝对可称作“聚散无常”。哪怕象共和党民主党这样的大党,也是如此。他们的总部,也就远没有我们照常所想象的那般戒备森严。他们也就在普通的办公大楼租用其中的一部分。平时,也就和楼里其他的一般的公司、律师事务所差不多。
      可是,谁会想到——这幢普通的水门大楼经民主党这一租,后来居然就变得“青史留名”了。
      这幢大楼晚上倒是有一个警卫。但是——那几个被招买来的游兵散勇,只用了一小块简单的胶带轻轻一贴,就使得那个“聪明的门锁”失效。他们悄悄溜进大楼,然后在民主党总部的两个电话机上安装了窃听器,然后顺利撤退。他们当然指望此举可以获得有关民主党竞选的大量内部情况信息,以助共和党尼克松的竞选。如果就此成功拉倒——也就没有“水门事件”了。
      问题就在于——那是一帮非专业的游兵散勇,他们的活儿看上去干得确实非常“糙”。在此后的两个多月里,两个窃听器一个失灵,另一个质量也有问题,噪声太大无法录音,勉强窃听了一大堆毫无价值的电话之后,他们只好承认失败。这时候,如果他们能够彻底认输,也同样不会再有“水门事件”。
      不幸的是——他们有一个非常急功好利,被过度拔高之后完全忘乎所以的现场指挥。此人绝对不会轻言放弃。在他的指挥下,“水门事件”终于在一大堆“偶然”之中,必然地发生了。
      那天,并不是一个月黑风高——看上去要出事儿的夜晚。公正地说,那是一个相当晴朗美好的晚上。也许,促使他们再一次行动的原因之一,正是那个太好对付的门锁——一小块胶带就足以解决。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次,恰恰是那一小块胶带把他们给毁了。
      这一次,他们更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还是原来的老一套:他们白天就到这儿溜一圈踩了点儿,并趁机用胶带在门的侧面贴住门锁——使得他们天黑以后可以从外面顺利地打开。在楼里办公的人们确实谁也没有注意,他们走出大楼,总以为身后的大门会象往常一样,“聪明”地拒绝进入者。他们都一个个放心地带上门——回家去了。

(待续)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0-8-9 09:07:10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唯一的一个例外,是那天值夜班的警卫弗兰克。这是一个年轻的黑人,也许是个人的职业习惯的关系——他做事总比别人更仔细一些。总之,他发现门锁被人用胶带给贴住了。他顺手撕去胶带,并尽职责给他的上司打了一个电话。他得到的指示是再检查一下其它的门。
      当时,弗兰克并不感到紧张。因为在楼里上班的人那么多,常常有人加夜班,他们都没有大门钥匙,他们也都知道——下班时间一过,出去之后就进不来了。所以,弗兰克当时还想:也许是有人临时要出去一下,怕进不来才采取了这么个临时措施。所以,他并没有马上去检查——这时已经是半夜了,他出去买了点吃的,打算吃完以后再查。
      就在这个时候——那几个家伙又出动了。他们胸有成竹地向已经贴好胶带的门走去。那是一个从地下车库进入楼梯间的门。直到他们伸手去开门,才出乎意外地发现:门居然是锁着的。
      他们并不傻,这下子——他们感到紧张了。门锁是他们亲手贴上的,可现在又锁上了——说明那张贴上去的胶带已经被人发现。大楼人多手杂,他们吃不准是下班的人发现后撕去的,还是专职的警卫人员发现了情况异常。如果是后者,他会不会已经报警?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就请示了坐在对面旅馆里的那个头儿。
      前面交代过:这位现场指挥完全是一个急功好利——急于邀功请赏的人物,到这地步,他决不会轻言放弃。他孤注一掷地下令进入大楼。门虽然已经锁上了,但他们花时间用一套特技开锁。值得庆幸的是——开锁的过程中居然没人发现。他们又有点儿傻了:也许他们开锁确实费了太大的事儿——既然好不容易打开了,就本能地想把它贴上,以免碍什么事。实际上,他们应该知道这锁是“可出不可进”——既然已经进去了,这一贴完全就成了画蛇添足之举。这真是命中劫数!
      待到警卫弗兰克吃完东西想起上司的关照,再一次检查门锁的时候,他站在又被贴住的门锁前愣住了。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刚刚被他扯掉的胶带居然又回来了!他不得不立即在出鬼和出贼之间作出一个理智的判断。此时已经超过凌晨一点半,他再也不敢找任何理由安慰自己。他马上在报告上司的同时,也向警察局报了案。
      再说这些闯进去的家伙,就像任何千篇一律的电影情节一样——他们自然也不会忘记在大门外面留了一个望风的。可那个家伙可能觉得自己得了一个最轻巧的活儿,居然悠悠地待在那里欣赏夜景——一点儿也没把渐渐驶近的一辆普通汽车放到眼里。车里下来两个嬉皮士打扮的年轻人——那个望风的居然就没想到他有必要向里面的人通报一声。
      说句讲故事的俗套话——这叫“无巧不成书”。偏偏这两个“嬉皮士”就是得了信儿赶来的便衣警察。原来警察局接到报案之后,立即通知在“水门大楼”附近当班的巡逻警车,可当时巡逻警车正好汽油不足——要去加油。警察局值班的没辙,只好通知就近的便衣警察过去先看个究竟。就这样阴差阳错,反而使得两名“嬉皮警察”逃过了望风者的眼睛,而不至于打草惊蛇。
      两名警察在跟警卫弗兰克寻问了情况之后,就先上到八楼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办公室。然后兵分两路搜索过来。这时候,楼上摸进来的那几位,正因为打不开民主党办公室的门锁——正在那儿卸门呢。当他们进入办公室的时候,便衣警察也循声摸过来了。他们刚隐约看到一个黑影,便衣举枪大叫“不许动!”听话的很,只见办公桌后举起好几双手——没有格斗,没有其他任何激烈精彩的情节——几个笨蛋就这样乖乖地给逮住了。
      外面望风的那个家伙,直到看见楼里突然灯光大亮,警车尖叫着开来,才知道大事不好。他和里面的人已经联系不上,只能仓皇逃回他们作为据点的旅馆房间。接下来,就是据点里乱作一团……
      尽管他们明明知道——根据美国的宪法,警察即使已经知道了这个据点,他们仍然必须取得法院许可的搜捕状,才能前来搜捕。而等这些手续办妥,至少还需要十二个小时。但是,那个一直觉得自己是被委以重任忘乎所以的头儿,此刻已经慌不择路。否则,他们可能至少会销毁带走一些重要证据。
      结果是,他们弃留在旅馆里的——岂止是蛛丝马迹,简直就是累累罪证!他们的出逃狼狈到什么地步,只需看看他们留下的东西就可以知道了:有联号的百元大钞,连同文件的文件箱,电话号码本(里面有白宫的电话号码),当然也少不了窃听器材……等等。
      根据这些物证,调查人员立即就确定:这个案子绝不是一般的绺窃案,这是一个与竞选有关的政治案件,甚至有可能与白宫有某种牵连。
      这就是“水门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
      我在中国的时候,一直以为是尼克松出于竞选目的,亲自指使手下的人闯入民主党总部搞窃听,责任难逃——才导致下台。但是,看了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史料——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当时的尼克松总统确实急于获取竞选对手的动向。可是,对于下面拿着鸡毛当令箭,究竟蠢事干到什么地步——他则很可能是不知情的。也就是说,迄此为止,仅限于“水门事件”本身,并不能说尼克松本人犯了哪一条规。只能说是有一些与白宫有关系的人在外面触犯了法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美国政治运作情况,这当然会给参加竞选中的总统带来麻烦,可是,决不至于就必然导致总统下台。“水门事件”是在大选几个月之前。事情出来以后,也立即成为竞选中的大丑闻而上了报纸的头条。民主党自然也不失时机地全力对竞选对手的违规作业发动攻击。但是事实上,这并没有影响尼克松在几个月后以绝对优势连任总统。
      这是为什么呢?在“水门事件”发生以后,尼克松确实曾经做过这样的表态:自己也是从报纸上才知道“水门事件”的。他当时认为报道十分荒唐——就把报纸扔到一边,没当回事。两天以后,他才知道有一些共和党竞选总部的人涉案。总之,他要人们相信:他对此并不知情,他也谴责这种做法。那么,他的优势获胜连任是不是说明——美国人民就很相信尼克松的这番话呢?甚至是不是说明他们对于尼克松本人就持绝对信任的态度呢?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如何解释尼克松的连任呢?
      我想先谈谈——究竟是什么在决定美国人的选举抉择。当然,影响美国人选总统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这使得每一次选举以前,候选人下面总有一套竞选班子在那里天天分析。其中不乏各种专家。竞选之前,在各种场合发表分析的学者也不计其数。美国是一个那么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家,一人一个主意,如果要投大家之所好,几乎是做不到的。但是我的感觉,这里面也不是完全无规律可循。
      美国人选总统——并不是在选一个完人,而是在选一个理念。也就是说,每个总统候选人对于美国和这个世界给出一种解释,给出一个方向,以及给出走向这个方向的一些具体路径。与此同时,总统候选人的个人行为必须基本符合这样的理念。否则,他也就无法说服老百姓——他确实会带领大家向这样一个方向去走。这也就是美国总统通常在竞选时,都标榜自己有一个完美家庭的缘故。这并不意味着大家在选举完人,而是意味着家庭价值——至今还是美国人所重视的理念的一部分。这也就是当年的尼克松连任的“秘密”。
他在前四年的任职期间,他的内外政策所代表的理念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认同。尤其是他对于和平所作的努力。这里包括结束越战和缓解冷战。同时,国内也在逐步从六十年代的动荡中安定下来。
      那么,当时的美国人究竟如何看待竞选中发生的“水门事件”呢?他们坚信其可靠的绝不是尼克松,他们是对美国的整个制度持有信心。在大的方向上,他们通过选举,选择了当时尼克松所提出理念。对于刚刚发生的竞选丑闻,他们并不是不在乎,而是把它交给这个制度去继续调查和处理。也许,一切真如尼克松所说——那只是共和党内的个别激进分子,在竞选中自说自话采取的犯规违法行为。如果是这样,在法律面前他们是咎由自取。如果有更高一层的人员被卷入,这个制度的运作也会逐步寻根问底,予绳之以法。
      也就是说,“水门事件”出来的时候,在美国并不是一件如何了不得的事情。大家也并不排除是个别激进分子所为的可能性。之所以大家相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些政党,从我们的眼睛里看出去都可称“乌合之众”。他们对党员既不审查又不控制,个人的行为是由自己负责的。任何一个政党出一些行为出格的激进分子,都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
      但是,人们也都在拭目以待——等待进一步的调查结果。这一类的事情一出来,整个设计好的机制就会自动进入调查程序。美国人知道总统有可能撒谎,关键是——他们并不怕他撒谎。
      不知你是否意识到,“水门案件”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这一事件与白宫的关系。因为尽管尼克松总统是共和党的人,然而,他已经是美国的总统。所谓的“白宫系统”,应该是美国的行政系统,而不是共和党的什么部门,更不是共和党的竞选机构。在今天的美国,尽管所有的总统都属于某一党派,但是,党政之间的界限是必须划得非常清楚的。竞选是属于政党范围的事情,总统是绝对没有权利用国家行政机构的财力人力来搞竞选的,哪怕是合法的竞选活动都不可以,遑论什么非法的竞选活动了。
      我在上面已经介绍了——“水门事件”本身尼克松总统可能并不知情,他也不是一个主谋策划者。但是,这一事件到底是否与白宫有关系呢?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呢?这却是牵涉到尼克松总统领导的行政系统是否违法的问题。当然,如果只是白宫的低级官员本身违法,总统虽然有责任,但是问题也并不是非常严重。
      你也许要问了,既然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责任并不大,那么,他究竟是栽在哪一个“坑”里呢?
      等我的下一封信再介绍吧。
  
      祝 好!
                                                          林达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10-8-9 11:37:37 | 显示全部楼层
好东东,值得抽时间阅读一下。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0-8-9 21:05:17 | 显示全部楼层
好东东,值得抽时间阅读一下。
客家狼 发表于 2010-8-9 11:37


这本书里所介绍的,应该比CCTV《百家讲坛》里的任何内容更有看头。它绝对不仅仅让人长见识——如果秉着质疑、求证的态度来阅读——很可能会让一个人的思想得到升华,并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我觉得:倘若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认真读过这本书的话,那么社会的进步性变革将无可阻挡,社会生活将很快出现新的面貌。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0-8-9 21:11:05 | 显示全部楼层
05.从欲有所为到为所欲为
-----------------


卢兄:你好!
      从上封信中你也看到了,“水门案件”本身是非常简单的。说真的,当我看了全过程之后,一开始,我都想象不出这么一件荒唐之极的“事件”,会和白宫的高层领导有什么关系。这道理就在于整个事件反映出的荒唐愚蠢和明显的非专业化。
      还是先看看在“水门案件”中,让人给连赃一起缴获的是些什么人吧:他们之中的四位是古巴在美国的难民,就是古巴革命以后逃到美国的古巴人。他们大多住在邻近古巴的佛罗里达州,另外一人叫麦克考尔德,他是早已离开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顾问,也属于闲散人员一类。从这几个作案人员来看,他们确实与白宫没有什么关系。
      问题出在“水门事件”发生时,蹲在对面旅馆里指挥的那两个头儿!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居然是尼克松时代白宫里的雇员。这两个人,一个叫亨特,另一个叫李迪。
      这里我想谈谈——在美国,所谓“白宫里的人”是什么意思。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白宫就是总统在任职期间的家,美国总统一家在这几年期间就住在这里面。但是,在白宫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椭圆型办公室,它是总统日常办公的地方。这一来,白宫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住宅了。既然总统在里面办公,也就有一套密切围绕总统工作的班子,在白宫内设有办公室。比如说——总统的秘书、安全保卫、旅行安排等等。
      因此,除了白宫主楼,白宫的院子里还有这些人办公的行政大楼。尽管如此,在白宫里面工作的人也并不多。你一定记得,我曾经讲到过克林顿总统任命一个司法部长也要国会通过,搞得屡屡碰壁,十分吃力。相较而言,对于任命白宫雇员,总统的权力就大得多了。这一套人马相当于总统的私人班子,一般他自己说定了就可以了。但是话说回来,尽管这些人是在一个象征着权力中心的白宫工作,也在给总统出谋划策,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他们并不没有任何什么权力。
      因此,历届美国总统往往就在白宫里面安排他的一些亲信——这是众所周知的。当然他们也从国库领一份薪水。但是,一是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二是人数也不会多,国会也没有对总统这种特权多作干预。结果在白宫里,就会出现一些职务模糊的雇员。他们通常被任命为“白宫助理”或“白宫顾问”。毕竟,总统也是凡人,遇到头疼的事儿,也总要找几个信得过的人商量一下,这也无可非议。说他们是“顾问”,也没什么不恰当。
      值得注意的是,总统是在找什么样的人充当“高参”。人们从晃在总统周围的“顾问”们身上,往往可以看出一个总统的行事风格和他的作风倾向。
      亨特就是尼克松总统的一个“白宫顾问”。他的工作背景是曾经做过长期的中央情报局雇员。李迪也有做过情报工作的背景,但是,他之所以被尼克松看中——除了他的工作背景之外,就是他极端的保守派观点,以及带有幻想型的想要“为国尽忠”的劲头。讲起这个李迪,我实在是想再多说几句。
      李迪这个人,有一阵真可以算是我的“老朋友”了。你可别误会,我并不是说我认识他。那是有一段日子我一直在一个仓库打工,我一边干活,就一直听收音机里的“谈论节目”——以加强英语听力。李迪现如今是保守派“谈论节目”的第二“名嘴”,我几乎天天都可以在收音机里听到他。
      今天收音机里的李迪,可以说还是一个最极端的保守派。当年,别人把李迪推荐给尼克松总统的时候,尼克松先看了他的文章。看了之后,就连自以为已经够保守的尼克松,都笑着摇头说——这家伙可真是保守。多年之后,李迪一点不改初衷。他始终在“谈论节目”里,以最激烈的口吻攻击任何他认为是“自由派”的观点。
      比如说,有人提议要政府增加对艾滋病的研究经费,他就猛烈抨击。他说,艾滋病是由于某些人的“丑恶行径”(指同性恋)造成的,凭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为他们研究该怎么治。又如他说,所有有关地球环境被破坏的说法,都是“自由派吸血鬼”给编造出来的。他们是借此企图剥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因为在美国,有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法律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有冲突)。当然,他也激烈地反对堕胎,他愤怒地说,谋杀与堕胎之间只有(婴儿产前与产后)十公分的距离等等。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个“谈论节目”的“名嘴”,就是大名鼎鼎的“水门案件”的关键人物之一。好笑的是,他的节目里还一直有大量的法律宣传,可以说我还从他的节目里学到不少美国的法律知识,而且他始终口口声声在那里保卫宪法。终于有一天,我突然知道——他就是“水门事件”里那个没心没肺叫人哭笑不得的李迪,这才明白为什么一提起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夫妇,他就象是提到了什么不共戴天的仇人似的——一股子杀气。也明白了为什么他每次节目前,总要大叫一声自己“回来了!”闹了半天,敢情是因为“水门事件”坐了牢——现在是从牢里“杀”回来了。
      那么,尼克松总统为什么要在白宫里面雇用这两个具有情报工作背景的人呢?他们在白宫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又怎么会离开白宫——到共和党的竞选活动中插了这么要命的一手呢?这一切——跟尼克松的行事作风是分不开的。也许,正是尼克松的对待手中权力的态度,最终导致了“水门事件”的必然结果。
      应该说,尼克松在历任美国总统中,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讲究实效,但是不择手段的政客。这并不仅在于他做了些什么,更在于,他在内心深处没有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必须具备的基本起点——那就是对于宪法,对于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的敬畏。
      先从那两个闯下大祸的家伙——亨特和李迪——如何会进入白宫说起。
      那还是尼克松刚刚上台不久的1969年。他很清楚,摆脱越战是安定国内民心的重要步骤。但是一开始他撤军的计划受挫,他只能改变策略,打算先攻后撤。于是他下令轰炸柬普寨。同时他又非常害怕此举会引起美国国内的民众抗议,因此这个轰炸令成了白宫的最高机密。当时十分奇怪的是——越、柬、中、苏均保持沉默。就在眼看着即将安然过去的时候,《纽约时报》却对这次白宫的轰炸命令进行了详尽的报道。
      我去年信中说起过的——美国政府如果有什么东西想要保密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看牢点,别让新闻界给弄了去。一旦已经到了新闻界手里,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它发表。
      对此,尼克松的观点则是相反的。他一向认为:一个文件或者一个消息,应该是由政府,而不是新闻界来决定它是否可以发表。可惜——在美国说了算的是宪法而不是总统。
      在尼克松任职期间,始终与新闻界处于不断交恶的状态之中。尽管他私下对新闻界恨之入骨,表示决不能手软。但是事实上,尼克松心里十分清楚,在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绝对权威之下,他是一点奈何不了新闻界的。所以最终,他所能够做的——还是尽量设法先管住自己住着的这个白宫。
      因为,新闻界是守在白宫系统外面的。任何总统认为是高层秘密的消息,都是先在白宫各条不同的管道里走。如果白宫的工作过程中消息管道都是封闭的,“管子”是不漏的话,那么,新闻界也就无机可乘。他们也只能眼巴巴地如饿狼般空守在白宫的篱笆外。
      但是,包括我上面提到的《纽约时报》所得到的轰炸令消息,时不时还有其他的消息从白宫外漏。因此,尼克松下决心要在白宫内部抓消息管道的“防漏堵漏”这档子事儿。他想知道是哪一个节点走漏了消息。当然谁都知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白宫的工作人员办公室安装窃听器了。可是,尼克松也知道——要合法地窃听的话,必须得到美国政府另一个权力分支即司法系统,发出的窃听许可证。他也同时明白,在美国有关个人隐私的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障下,他休想以保护国家秘密之类的理由,从司法系统取得这样的许可证!那他怎么办呢?
      谁都知道,今天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装备和一批最精干的受过专业化训练的情报人员。从理论上说,它们都是政府行政这一分支的。它们的局长都是总统任命,然后由国会通过的。如果白宫想干什么勾当,难道还不是招之即来吗?
      在美国的权力结构中,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都是所谓的“独立的联邦机构”,它们和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联邦航空管理局一样,并不真正属于总统行政分支的管辖。它们的章程必须受到政府权力的立法分支国会的批准,运作也必须受到国会的监督。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责任范围完全是对付国外的,原则上它直接对总统负责。联邦调查局的职责是调查国内(跨州)的犯罪活动,理论上是在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之下。尽管它们相当独立,但是,和总统领导的政府的行政一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国会对于它们的活动有严格限定。
      例如,根据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国会严禁中央情报据局进行国内情报活动和干涉国内事务。而联邦调查局也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操作。也就是说,首先是总统不能利用中央情报局调查国内案件。其次,如果他要用联邦调查局,也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既定程序,照章办事。结果就还是必须取得合法的司法许可。这样,一个圈子又绕回来了。
      去年我在介绍美国宪法修正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由于宪法条文本身非常简洁,不同的时代又产生不同的问题和理解。因此,美国最高法院在一直不断地对这些条文作出进一步的明确界定和解释。尼克松初上台的时候,最高法院对于国家安全利益与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冲突的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判定解释。因此——尼克松一开始就想钻这个漏洞。

(待续)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0-8-9 21:22:23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他最初是在这个漏洞之下说服联邦调查局,以国家安全这一特殊理由,在他们没有司法许可的情况下,偷偷地在白宫的工作人员办公室安了窃听器。在当时,这的确是一个法律漏洞,但是具体执行者在做的时候,也知道这不是什么正大堂皇的行为,对于这样做了之后,将来能否真正逃避法律追究——也感到心里没底。因此当白宫再一次提出增加窃听器的时候,终于被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拒绝了。
      在不久之后的最高法院判例中——就全票通过明确规定:美国政府为国家安全案件而进行电子窃听时,也同样必须首先得到法院的许可证。一下子堵住了这个漏洞。尼克松这时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联邦调查局的人匆匆赶来——拆走了全部窃听器。
      在此期间,尼克松与新闻界进行了一场世界闻名的较量——那就是“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文件发表前一天,正是尼克松的女儿结婚,婚礼上总统高兴地与夫人翩翩起舞,大家都在电视里收看了婚礼实况。可是,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就在尼克松父女的照片旁,有一个大字标题“越南档案:五角大楼研究,追溯三个年代美国的卷入”。在此标题之下,《纽约时报》开始连载著名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
      这一文件的发表,给尼克松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尼克松感到深受伤害。最后,美国有十二家大报卷入,系列报道美国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种种作为。尼克松一方面下令白宫人员不得与报界接触:另一方面,尼克松的政府行政部门向法院起诉,要求政府的司法系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判决报纸中断发表这些秘密文件。
      经过地方法院审理和一级级的上诉之后,最终经美国的最高法院一锤定音。——新闻界赢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雨果•布莱克,针对这个案子说了一段著名的话:每一次企图用法庭判决去阻止报界,总会导致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恶名昭著以及不可原谅的违背。
      有一点你一定注意到了:就是在整个过程中,新闻界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的条款保护的。但是——那个“漏”出国家机密给新闻界的人,应该并不在这一条的保护之列。
      这里我再说明一点——在美国,保密工作确实比其他国家要困难得多。因为国家的各种机密计划乃至国防工程,都有大量的民间企业和机构的参与,也涉及大量的民营企业机构的工作人员。而且在这些人里头,还有大量的新移民甚至外国人。不要说向新闻界泄密是一个问题,向国外的间谍机构泄密的都时有所闻。美国的间谍罪是判得很重的。如果不是间谍,而仅仅是向新闻界泄漏国家机密,政府机构当然也有权向法院起诉,要求依法惩治。
      在“五角大楼案秘密文件”里,就有这样一个泄密者,他叫艾尔斯博格。他就是在民营的研究机构工作时,偷偷复印了大量政府秘密文件。他的泄密动机并不是想用这些文件卖钱——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反战者。艾尔斯博格虽然曾经也是一个主战的“鹰派”,可是他后来转变了自己的立场。秘密文件公布之后,他还自动向联邦当局投案,以表明自己的反战动机和无怨无悔。他在法庭外受到反战者们如迎接英雄般的欢呼。这也是美国一些政治机密很难保密的原因之一——在美国,各种各样自有主张的理想主义者确实特别多。
      这个艾尔斯博格就是一个为反战宁可坐牢的理想主义者。他宣称自己不仅把秘密文件给了报纸,还给了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通过这一举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路十分清楚——也很美国化。意思就是:一是要让新闻监督在越南问题上起作用;二是要让美国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通过对行政系统秘密文件的审查,履行他们对于行政分支的越南政策的监督。——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式思路。
      尼克松的恼怒——可想而知。在法庭上向新闻界挑战,不仅没有阻止”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发表,反而大长了新闻界的威风。再加上收到艾尔斯博格文件的那个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一直被尼克松视为政敌。因此,在尼克松看来,这个艾尔斯博格就等于是在把攻击尼克松的武器提供给了他的政敌。可是,身为总统的尼克松,却只能目睹这一切的发生——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个时候,尼克松还必须履行总统的职责——他正在忙于跟越南及中国方面的接触。但是同时,他一方面想狠狠整治一下艾尔斯博格——以杀鸡儆猴;另一方面则下狠心要抓“堵漏”的工作。可虽然艾尔斯博格犯的是“非法拥有有关国家防卫情报和偷窃政府财产罪”—— 该判多少是多少(这些罪名不会判得很重),依法审判却是司法分支的范围。至于尼克松负责的行政分支,根本连插嘴打声招呼的可能性都没有,更甭提什么插手干预了。
      他唯一可做的事情,是在自己管得到的领域里,让行政分支的调查机构不择手段地寻找出艾尔斯博格的其他罪名,然后让手下司法部的检察官依证据起诉。如果能找到的证据越多,能证明的罪名越大,司法部门当然判得就越重了。可是,所谓的“不择手段”,就是要运用手中的调查机构进行一些违法调查。因为象艾尔斯博格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并不是什么一般鸡鸣狗盗的罪犯——如果采取正常的调查很难查出什么来,必须想办法在鸡蛋里挑骨头。
      但是,这也非常困难。原因是那些调查机构不一定肯进行违法操作。一涉及违法——就是总统的指挥棒往往连自己下面的行政机构也指挥不动了。这是因为:在美国的制度运作中——最起码的一条就是——每个人在执行公务时,都必须以自己的行为对法律负责。一旦惹出事儿来的话,任何一个人都必须使陪审团相信——他在执行命令时是确信该项命令不违法的。否则,执行者照样得承担自己的一份法律责任——该坐牢的还是免不了。在这条规则之下,美国的高层领导就很难在实施一个违法行为时,任意推动自己的下属。
      例如,前面所提到的尼克松的“白宫顾问”亨特,就曾经“顾问”出这样的招数——让国税局去调查尼克松所讨厌的激进分子,找他们偷漏税款的的茬儿。结果被国税局断然拒绝。因为在国税局的法定运作程序里,这么做是违法的。因此尽管国税局是在尼克松的行政分支之下,但事干违法——他们照样拒绝,他们犯不上为此去冒坐牢的风险。
      因此,尼克松在试图运用他的调查机构的时候,遇到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双重不配合。
      例如,艾尔斯博格也曾为中央情报局的越南“太平”计划工作过,所以他们有他的全套档案资料。当被总统要求提供这套资料以供分析时——他们很不愿意地回答说,提供卡斯特罗的资料是一回事,涉及一个美国公民并且卷入政府案子就是另一回事了。最终,迫于压力他们只提供了一些零星资料。
      联邦调查局也表现了不配合。事实上,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在历史上是有过相当多的违法操作的。我记得去年还在信中特地给你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两个机构始终是美国人最深感疑虑的部门。所以,美国政府的立法机构对这两个机构的立法和监督是在逐年地加强。这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态度转变也可以看出来。他在尼克松上台之前就几乎停止了一切违规作业,遣散了为违规作业所训练的一批工作人员。胡佛的晚年,在“犯规”的问题上变得非常谨慎。
      因此在整个制度的限制下,尼克松发现:自己手中的权力说大也大,说小就小——他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尼克松执迷不悟,还要一意孤行的话,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就只能去找白宫里那有限的几个亲信想办法了。很不幸——尼克松真的跨出了这一步。
      几个“白宫顾问”表示——可以“自己干”,尼克松同意了。如此,以厄理其曼和海得曼为首的一个“白宫特别调查组”就这样成立起来了。他们的任务是调查艾尔斯博格以及防止白宫秘密泄漏。因此,这个小组的代号叫“管子工”——就是对“消息管道堵漏”的意思。
      成立这个“管子工”小组并不要紧,问题是——“自己干”到底是“怎么干”。他们所谓的“自己干”的事情,本来就是白宫属意手下的联邦机构去做违法调查却做不成的结果。因此也就是别人不肯干的事,“我们自己干”。这么一来,“管子工”们就开始踏上了危险的路途。当然,尼克松本人只是同意了这个小组的成立,之后的许多具体操作——他也并不一定清楚,他只是坐等“管子工”的工作成果。也许,“管子工”们将在违规的路上走多远——他也不清楚。但是,他们出发的方向,尼克松肯定是清楚的。
      那么,“管子工”是去找谁干呢?虽然它是在白宫里面拥有办公室的一个“调查小组”,但是由于它一开始就打算“违法操作”,因此——它不能象其他的行政机构一样公开招募和调动工作人员。它只能通过一些私人关系,寻觅一些可靠的人。当然,关键还在于这些人必须愿意去做那些违法的事情。结果,自然就找不到脑子怎样清楚的人了。——这也就是在“水门事件”中有那样表现的亨特和李迪,居然能进入白宫上班的一个原因吧。
      李迪这个人,他一方面是一个非常憎恨“自由派”的保守主义者——他曾经说过:如果让他同意自由派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占上风,他觉得那就像让他在二战中向日本人投降一样。他也算是一个极右的“理想主义”者吧。同时,我怀疑他是看多了“007”之类的电影,他似乎是狂热地在寻求一个“特工英雄”的感觉。凡是他出的行动方案,差不多都是胆大妄为的馊主意——充满了风险感。大概他一辈子都没想到过自己会被如此重用,也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有机会实现自己各种荒诞不经的幻想。
      不幸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李迪——成了“管子工”许多具体操作的决策指挥人。李迪在组织调查“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密者艾尔斯博格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预演了一次“水门事件”——他们曾经让艾尔斯博格的心理医生交出调查对象的资料,但遭到那位医生的断然拒绝。
      在美国,心理医生跟律师一样,必须依法为自己的客户全部保密的。当然,这也是美国的一个特点:老百姓是自己过日子的,除了法律和工作场所的规则之外,他们是不受任何其他约束和影响的。只要不犯法——谁来了他也不会买账。这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心理医生,会根本不把来自官方的要求放在眼里的缘故。
      李迪决定夜闯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偷资料。“管子工”办公室的人员肯定不能进,怕万一被发现而牵扯到白宫,于是就临时找了几个古巴难民。结果,除了把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弄得一团糟之外,他们一无所获。不过,由于没有被当场抓住,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那个案子一直被当作是一个普通的绺窃案。
      李迪事后向他的上司——“管子工”负责人厄理其曼汇报时,厄理其曼显然被李迪的胡作非为给吓坏了。他马上下令立即停止这个行动。实际上在调查艾尔斯博格的过程中,李迪曾提出过更为吓人的计划。例如,为了在布鲁克林研究所得到艾尔斯博格的资料,李迪甚至提出过——扔个燃烧弹,然后再雇人冒充消防员冲进去抢文件之类。只是这些计划都被他的上司一口否定了。
      最终,可谓事与愿违。他们的那些违法调查,在艾尔斯博格的案子里不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帮了艾尔斯博格的大忙——这也是后话了。更可笑的是,在“管子工”中有一个叫科尔森的,由于故意将他自己通过不正常途径取得的艾尔斯博格的一些材料透露给华盛顿的记者——企图影响对艾尔斯博格的审判,结果在美国的司法制度和保护被告权利的宪法下,科尔森此举——竟变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后来他自己反而为此被送进了监狱。罪名是——在艾尔斯博格的公平审理过程中,侵犯了他的公民权。

(待续)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0-8-9 21:28:17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照理说,李迪这样的人一旦进入角色,他的直接上司应该马上就对他的危险性看得很清楚了。但是,为什么他在白宫还待得下去呢?这是因为尼克松和他身边的几个亲信,还是不愿意放弃身边几个既忠心耿耿又调得动的人。的确,如果是那些专业情报人员上手的话——那点活儿还不是小菜一碟?还至于要闹出那种笑话来吗?可是,别看美国总统手下指挥着庞大的政府行政机构——有着“千军万马”,但是一旦想“越线”操作,他就完全可能一个人都指挥不动。而能够连犯法都不顾而去效忠总统的,大概也就是李迪这样的水平了——他们也是出于无奈。结果,李迪不仅待了下来,而且还越走越远。
      1971年春天,负责尼克松连任的那一届共和党总统竞选委员会成立了。在美国,总统白宫和政府的行政机构是一回事,政党推出的候选人参与竞选又是另一回事——这二者是不能混淆的。因此,当时尼克松的司法部长米切尔为了全力投入共和党内的竞选事务协助尼克松连任,就辞去了司法部长的职务,领衔出任那一届共和党的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这个米切尔是一个我至今没有想通的人物。当然我知道他是尼克松的亲信,但是他毕竟当过两年司法部长——按理,他不太可能在违法的事情上涉得那么深。
      从尼克松身边的这些亲信身上,你几乎可以嗅得出尼克松的白宫里那种可疑而危险气息。
      此时,“管子工”的负责人把自己手下一个叫麦格鲁德的官员调到总统再任委员会,在前司法部长米切尔手下负责——担任副主席。自从这个委员会成立,李迪就一直很想在这个对抗性挑战性都很强的选战中露一手。最后他如愿以偿,离开白宫调到总统再任委员会的财务部当顾问,他当然远远不满足这样的工作。他主动冲到前沿,积极地提出一个比一个离奇的以各种宝石命名的“行动计划”。他的计划里充满了电影情节——从绑架、破坏、色情引诱、直致谋杀专栏作家……应有尽有。
      当然,这些异想天开的计划立即被曾经当过司法部长的米切尔否定了。米切尔事后悔不当初地说——他当时真是应该把李迪从窗子里扔出去的。作为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任的麦格鲁德,尽管自己也是从“管子工”调过来的,但是,他对李迪这样的“特工狂” 也受不了,可是上面却叫他——“把个人好恶置于一边”。
      在美国的权力构架设计中,可供总统回旋的余地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尼克松和他的一些所谓亲信,已经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结成一个非正常的滥用权力的小圈子。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希望结成这个圈子以后,今后能够瓜分权力所带来的利益。这种小圈子正是试图将权力扩张到可以一手遮天的一个地步。李迪这样的理想主义狂热分子,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工具。这个小圈子中的一个人甚至这样说过——“李迪的确是一个希特勒,可他毕竟是我们的希特勒”。
      李迪的确是热情过火而且难以控制。但是,那些真正属于尼克松小圈子里的官员们,是不可能亲自去指挥那些“脏活儿”的。正由于这些都是危险的违规操作,其中的环节自然越少越好。因此就出现了在正常的行政领导结构所不可能产生的现象——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大跳跃式结构。你可以想象:在那些从街上招募来的临时小卒和白宫最高层小圈子之间,中间有着一个多么遥远的巨大空挡?——而中间的这个空挡居然就只填了一个李迪进去。
      这样的一个角色——既要白宫高官们至少能看得过去,又要能够带领街头小混混之类,还要又靠得住又敢犯法——能找到这么一个李迪就不错了。这也是前司法部长米切尔虽说恨不得把李迪扔出去,却最终不仅没有扔还留下他委以重任的原因之一。
      李迪在自己的种种计划被否定之后,也只能克制收敛自己的“英雄幻想”,重新制定计划设想——以求被上司通过。“水门”方案——就是这样产生的。直至研究这个方案时,仍有人坚持不值得冒这样险。但是,在尼克松周围的某些“顾问”急于获取竞选情报心态的情况下,这个方案不幸迫于来自上方的压力,而被前司法部长,现任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米切尔批准了。我不知道:那一天晚上他是否能够睡着——因为两年的司法部长照说是不应该白当的。
      “水门事件”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向着大家逼近。这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钱是从哪里来的?”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美国总统是被允许在白宫里雇佣有限的几个亲信的。也就是说,这几个名额有限的顾问、助理——是被视为政府雇员的。他们的工资,是被允许从政府的行政经费中开支的。但是,总统和白宫其他的费用,国会是说查账就要查账的。它的用途一分一厘都必须经得起国会的检查和审计——都必须是交得出账的,当然是不可能无故被拿出白宫去的。
      同样,在美国各个政党的竞选经费都来自于政治捐款。政治捐款的用途也受到国会越来越多的监督。因此,作为总统再任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李迪是有工资的。可是,他再到街上去雇人的时候——兜里就没有这份钱了。更何况搞窃听之类的,还必须有作案工具——用什么钱去买呢?
      在“管子工”非法调查“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中的泄密者艾尔斯博格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一次次地为经费问题伤脑筋。曾经有一次为了搞五千美元的钱,他们都费了很大的周折。最后动用了共和党的政治捐款,但是后来他们又想办法用政治游说的钱还了一部分。之所以要费这样的周折,其原因在于——钱总是有办法的,但是在美国的制度下,你很难让一大笔钱的往来了无痕迹。即使上面提到的区区五千美元,一旦开始查——也很快就查出来龙去脉了。
      美国的政府是富有的,因为它有巨大的税收。但是,美国的政党却是穷的,因为它的活动经费全依赖着捐款,而每一次的竞选又需要巨额的费用。在这些人试图进行一些违法活动而动用经费的时候,虽然政府是富的,可前面已经说了,就连总统也动不了那份政府的钱去进行违法操作。至于政党的钱呢?他们所接受的政治捐款,不象政府的税收那样——是全民纳税的钱,因此尽管对于政治捐款也有很多规定,但是在国会监督方面,一开始并不象管政府的钱那样管得严。
      这与美国政党的逐步发展也有关系。当美国起初搭起一个政府构架及制定宪法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党派活动。此后经过很长的时期,党派团体的活动才建立和扩大起来,并且逐步成为政治活动的主角,政治捐款的金额也随之开始剧增。因此国会对于党派政治捐款的监督,也是随着不同的时代需要,而在逐步增强。
      在1925年,美国国会有一个《腐败活动法》。该法规定,对于已经获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经费,都必须接受监督。这个法规使得在初选和提名大会之前的筹款和费用就不受监督,也不必报告了。对于各个政党来说——这笔钱得管理就可以说是有一个法律盲点。之所以会留下这个漏洞,也是因为在1925年那时候——它还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在尼克松竞选连任期间——1972年,国会又根据新的形势通过了《联邦竞选法》。该法生效以后,匿名政治捐款将成为违法行为,所有捐款者和政治捐款——不论在提名前或者提名后,都必须接受国会的监督了。
      《联邦竞选法》的生效期是1972年4月7日。所以,就在这项法律生效的前一天——1972年4月6日,李迪拿到了用于“水门行动”的活动经费,这笔钱就是来自共和党收到的政治捐款。因为哪怕是在新的“联邦竞选法”生效之前一天,也还是按照1925年的法律规定执行。也就是说,当时尼克松还没有被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新法生效前一天的账,按老规定一般还是不会被检查。这样,他们抓住了最后一个机会使用政治捐款解决了资金宭困问题。
      这里你可以延伸想象一下:之后再有什么其他的总统要让“李迪们”去搞什么违法操作,遇到资金问题——使用政治捐款的路是不好走了。违法操作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
      当然,这里也还是有问题——就是他们动用这笔政治捐款,并不是无懈可击。而是这笔钱虽然是非法使用,但是一般不会按照1972年新通过的《联邦竞选法》而被检查——也就是“希望”不会被发现。这就是说,它的“安全性”完全基于“水门行动”的顺利进行。如果一旦“水门行动”败露,批准动用这笔经费的人还是摆脱不了法律责任的。因此他们在转这笔钱的时候,还是费了一番脑筋——甚至转到美国境外,通过了一家墨西哥银行。可是,“水门事件”一爆发,联邦调查局通过现场留下的联号百元美钞,还是很快就追到墨西哥,一路顺藤摸瓜摸了过来。
      现在你一定理解了——为什么我说“水门事件”存在许多偶然因素,但是它的发生又是必然的。象尼克松这样的总统,掌握了一定权力就试图滥用权力。结果就是:第一,他在整个国家制度的限制下,滥用权力的范围极其有限。从尼克松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他始终没有超出国会监督相对较松的总统白宫私人班子的范围。第二,他很难成功地瞒天过海。
      尼克松的滥用权力,事实上是在试图钻法律漏洞,挑战这个制度,挑战整个“收银机”的运作是否真正有效。尼克松总统对于美国的权力制衡,始终处于这样一种跃跃欲试的挑战姿态,那么,他即使不跌进“水门”,也迟早会跌进其他什么“门”。但是一般来讲,人往往会存侥幸心理,尤其是掌握了很大权力的人。他们会产生一种错觉:总以为自己会有可能一手遮天。尼克松就是存有这样侥幸心理的典型的例子。
      不管怎么说,“水门事件”就这样发生了。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这只是一个“序幕”,真正的好戏全在后头。而美国制度中“制约与平衡”的作用,也由于尼克松这样一个挑战宪法的总统,在此后充分地进行了一次实战演习。
      下一封信再谈吧。
     
      祝 好!
                                                   林达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0-8-10 08:52:48 | 显示全部楼层
06.马歇尔大法官的远见
-----------------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了。你说,对我在以前的信里不止一次地提到的——美国政府的司法分支有一个“司法复审权”,你很想了解得更多一些。在信里你还说,你确实很想知道:一个已经结束了的“水门事件”,怎么会仅仅成为一个大故事的“开篇”的……
      先撂着上封信里“水门事件”揭开的“序幕”,我先谈谈你所问到的“司法复审权”吧。
      你的这个问题,使我不由地想起了我第一次去美国最高法院的经历。
      那天不仅冷,而且还刮着大风。我刚从旁边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出来。国会图书馆的主楼,是一幢富丽堂皇的建筑,尤其是它的中厅,可谓美仑美奂。当走到与其相邻的最高法院,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觉。
      那天,最高法院的建筑物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特别,这不仅是因为这是一幢非常简洁的仿希腊神庙的建筑,还因为那天奇冷的大风刮走了所有的闲杂人等。于是,我的眼前呈现出了这样一幅画面:清冷碧蓝的天空下,稳稳地坐落着一幢巨大的神庙般的白色大理石建筑,在正中的台阶下,站立着一个微叉开双腿,穿着深色制服的黑人警卫。与建筑物的体量相比,这名警卫的尺度自然显得微不足道——但是你却仍然可以感觉得到他的存在的力度。就在那一瞬间——那空间的冰净宁洁,尺度力度及黑白的反衬——这个特定场景就深刻地在我的脑海里定格下来。
      还是犹豫了一下,我开始走进这个画面。我一边向那名黑人警卫走近,一边又暗忖——他会不会马上过来请我走开?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最高法院跟我刚刚出来的国会图书馆——性质上实在不可等而论之。所以,越走近,我的脚步就越显得迟疑缺乏自信。直到最后,我终于站到了那名黑人警卫面前,这才发现——他实际上十分魁梧。
      这时,我眼前的画面里:蓝天已然退出,魁梧警卫的身后,就是那洁白的水平伸展的无数台阶,以及垂直高耸有着典型的科林斯柱头的大柱廊。说实话,那时我几乎已经打消了要进去看一眼的念头——好象觉得这实在是不太可能。但是,已经站在那儿了——决定还是去问问。
      所以,当警卫客气地问我想看什么的时候,我反而楞了一下。他微笑着又补充说:你是想参观展厅呢?还是要进法庭?我……终于说,我能进法庭法庭看一看吗?他的回答——“当然,请进。”……没有问我姓名,也没有要求看身份证,也没有要介绍信什么的……什么也不需要,我就可以进去了。这时我才看到柱廊上端,刻着那句著名的话“法律之下,人人平等”。
      我直直地就向着台阶的最高处走去,一边走我一边想——这次可以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庭什么样了。越过那扇重达六吨半的青铜大门,我进入大厅,两边是历任大法官的大理石半身像。穿过整个空无一人的大厅,只听得到自己的脚步在空荡荡的大厅里的回声。到了大厅的另一端,我已经站在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之外。一位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拦下我,压低声音轻轻地问,你是公众参观吗?我点头。他轻轻拉开一扇大门,把我让了进去。
      一进法庭,我居然顾不上按照先前的打算——去好好看一看建筑内部的装潢设计,我只觉得万分地惊讶!那不是一个我所预料的寂静无声,陈列着一排排空旷坐椅的法庭。那里——居然坐着黑压压满满一大厅的旁听者!这是正在进行紧张法庭听证的正式工作场所。我抬眼看到的竟然是鼎鼎大名的美利坚合众国九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这是一个四周有一圈大理石柱廊的大厅,天花板很高,足有十几公尺。在紫红色的帷幕前,大法官们身着黑色法袍,一字排开高高地端坐在法官席上。首席大法官理奎斯特坐在正中,在电视听证会上我所熟悉的第一名黑人大法官托玛斯也坐在右边一侧,还有新任不久的女性大法官金斯堡。我在那儿细细辨认这九名掌有美国联邦政府司法分支最高权威的大法官的时候,其他的旁听者显然更关心的是正在进行法庭辩论的案子。除了大法官和律师的问答,法庭一片肃静。
      这时我才悟过来,以前看到过的——根据美国的《案例法》,规定法院为“公共场所”、“必须对外开放”——原来具有它真实的意义。后来我才知道,在天气好的时候,要求进入最高法院法庭的人是很多的,甚至包括来此接受法制教育的许多青少年——先来先进。通常大门广场上民众排成两个队伍,一队是打算从头到尾细细旁听的,另一队是只打算听三分钟见识见识的,法庭最后面的两排旁听席就规定安排给三分钟的旁听民众。按照法律的规定:只有在法官和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拒绝公众和新闻记者的进入法庭旁听。最高法院的听证平时就是这样——在各色人等川流不息的大厅里进行的。任何一个人——你要想听,都可以听。
      那么,最高法院一般都是审理些什么案子呢?事实上,美国的最高法院每年要接到近七千件的请愿申请,大法官们是不可能处理完的。他们每年处理的案子一般只能有一百到一百二十件左右。因此,这些案子是事先经过挑选的。挑选的原则是,这些案子一般都是牵涉到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产生争议的。案子并不论其大小,也不在于涉案的人地位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案子是否有代表性。
      实际上,美国的最高法院虽然处理的案子有限,但是由于这些案子在解释法律的意义上具有代表性,而且它的判例又可以被各级法院所援引作为判决依据。因此这些有限的判案,往往起到了示范疏导的作用。就是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被最高法院判决之后,在全美国范围内,诸多郁积在同一个法律疑难点上的案子,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也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作用所在。也就是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工作,与其说是在“判案子”,还不如说是在利用典型“案子”对法律本身引发的诘问,不断对现存法律作出他们理性的解释和判断。
      以上谈到的情况是最高法院对现存法律所作的工作。同时,还有政府的立法分支——即国会,在建立新的法律引起争执时,也是由最高法院来判定这些新的法律能否成立。对各项法律的判定解释,在美国通常是以宪法来衡量的。因为美国宪法的本质,就是美国人民维持这个国家存在的最根本的一个契约。
      因此在美国,当任何现存法律或是新建法律发生疑问的时候,就是由最高法院用宪法这把“尺”上来衡量一下——顺宪法者存,逆宪法者废。这也就是司法复审。
      在这里,你也看得出来,既然宪法成为唯一的准绳,最终自然也要引发对于宪法本身如何来解释的争执。而这个宪法解释权,就在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的手中。这下,你一定理解:为什么当我看到九名大法官会那么惊讶了——他们实在是这个国家最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美国——从某种角度讲——他们比一个总统更举足轻重。
      这样,一个政府权力的三角构架,就在根本上变得如金字塔一般沉稳了。国会是拥有立法的权力,但是,它的立法受到另外两个分支的限制,尤其是司法复审这一关键的制约。同时国会立法之后,它却无权执法。至于以总统为首的行政分支,尽管拥有执法的“实”权,但是,它既不能任意建立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在法律的实行中又无权任意诠释和歪曲法律。至于九名大法官,他们给所有的法律下判定,为宪法作出解释,但是,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其它权力,他们与立法以及政府的行政操作都毫无关系。
      这个三角构架基本上是均势力敌的。但是在历史上,司法这一支有一度曾经是比较弱的。谁都可以意识到——某一个分支比较弱,也就意味着另外的两个分支相对过强。因此,整个结构的问题也就不会单单是一个分支的问题,而是整个构架是否能够维持平衡,一个稳定的整体是否会遭到破坏的问题。千里之堤也有毁于蚁穴的忧虑。
      在1789年3月,美国宪法才被各州通过正式生效,政府也渐渐正常起来。你可不要把当时的美国想象成现在的模样。那时,美国新生的政府刚刚开始试着运作,许多运作中才产生的现实问题,都是在它产生之后才逐步提到如何解决的议事日程。
      在那个“初级阶段”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务就是在那里“判案子”。一方面,他们在宪法的规定之下,成为独立的一个权力分支——行使司法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宪法制定的时候,仅仅考虑了国会是人民的代表,由他们制定法律是合理的,却没有进一步为法律本身产生问题怎么办。例如——几项法律之间有可能相互矛盾;又例如——一项具体的法律可能与宪法的精神相违背。
      也就是说,在当时国会的力量显得过强。当它的立法有问题的时候,缺少了一个限制力量。
      也许,正是因为那是一个刚刚建国的混乱局面,各地有许多案件有待处理,而地方法院的法裁水平还很不整齐,最高法院给予的协助就成了大法官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国会在立法中规定:大法官们必须化很长的时间在全国进行“巡回审理”。现在回想起来,大家可能怀疑国会的这项立法是否存有强化自己权力的私心——他们是不是存心想把大法官们逐出京城去。因为行政分支是执行机构,碍不了立法的大事,而最高法院那帮专职管“法”的家伙,弄不好可真的会出来对国会的立法“管头管脚”。
      于是在最初的岁月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年里几乎有多半时间奔波在路途中。那时,哪里有什么高速公路和汽车。他们白天颠簸在马车的车厢里,夜晚就落脚在乡村的简陋小客栈。因此在那个年头,美国竟然有人以身体状况不堪长途的劳顿,而辞谢首席大法官职位的。在今天听来,这简直象是神话故事般不可置信——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在今天这是一个令多少人羡慕不已的职位啊。可见当时美国的整个状态,包括政府在内,都还处在一个草创的初建阶段。

(待续)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0-8-10 09:01:15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之间最初的不平衡关系,也许跟国家的历史有一定关系。在美国独立之前,许多地方的政府建制是仿照英国的。那时,与国会功能类似的“议院”也担责一部分司法的功能——尽管有法院,可是司法并不是完全独立的。现在,虽然美国的建国者们强烈地意识到,必须在这个新的国家使司法完全地独立出来而成为一个与其它两个权力分支旗鼓相当的力量,宪法也有了这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没有历史先例,一开始在具体如何实现这个设计的问题上,他们也还在摸索之中。
      但是,当时美国国会的强盛与最高法院的相对弱势,已经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不安。在19世纪初,美国政府的运作才开始十来年,当初的那批建国者们,多数还身强力壮,还在各个不同的位置上工作。但是,依据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他们之中没有哪一个人具有一言九鼎,超越宪法的威力。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只是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或是议员,参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在整个的体制讨论中,基本上跟当初制宪时一样,分成所谓的联邦派和反联邦派两种意见。
      这两个派别从建国最初一直就有。联邦派主张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力,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主张增强联邦最高法院的实力;而反联邦派,则希望各州能拥有真正的权力,联邦政府不宜多加干扰。因此他们对加强联邦最高法院没有什么兴趣。例如当时已经退休的前总统华盛顿,是持有联邦派的观点,而即将成为19世纪新上任的第一名美国总统的托玛斯.杰弗逊,则是反联邦派的。尽管美国建国初期历时多年的两派争论一直非常激烈——有时也很伤感情,但华盛顿和杰弗逊却始终维持了良好的友谊。
      1800年——也是一个大选年,联邦派的亚当斯总统在竞选中失败了。继任者是反联邦派的托玛斯•杰弗逊。就在政权交替的时节,出了一个美国司法史上著名的案例——这个案例居然是由于政权交替而引起的。
      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些政治家较少有个人的私欲野心,所以并没有什么安排亲信,结党营私的权力斗争故事。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却是十分认真。事实也是如此,一旦卸任——他们就真正地回归田园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各自的政治理想的实现与否却是有关美国前途的大事,在任内,他们会不遗余力去竭力推行。——这个故事就是这么发生的。
      联邦派的亚当斯总统和他的国务卿马歇尔,都对联邦政府的司法分支显弱的现状忧心忡忡。他们几年来一直在为加强这个分支而努力,但是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在亚当斯总统即将离任之前,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出现了一个空缺。亚当斯总统在提名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离任前提名了他的国务卿马歇尔出任此职。
      亚当斯总统本人是具有哈佛大学学位的学者型律师。可马歇尔在出任他的国务卿之前,虽然担任过国会议员和美国驻法大使,却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但是,他不仅获得提名,而且得到了国会审查的通过——这在今天可能是不可想象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北美大陆的现实——在很长时间里,专业的法律人才一直还很缺乏;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建国初期一切都还留有战争时期的遗风——人们注重真实才干甚于学历。可以说,那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时代。可是,没有受过正规法律教育的马歇尔真的能够胜任吗?
      马歇尔和总统亚当斯一样,对于反联邦派将要接管这个国家的行政机构,他们最不放心的一点,就是他们不会重视司法分支的增强。本来,随着亚当斯的落选,国务卿马歇尔也只能壮志未酬,准备打点回家了。现在,这个突然而来的任命使他激动不已,他一直耿耿于怀没有人能够担当的强化司法的重任,终于可以由他自己亲自担当起来了。他在给亚当斯总统的一封信中写到,“我迫不及待地想搬入我的办公室就任新职——使你没有机会后悔作出这个提名。”
      马歇尔要急于迁入的那个办公室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时候,美国最高法院还不是我所看到的那个庄严的法院大厦。严格地说,那时候大法官们甚至没有什么办公的地方。在马歇尔的再三奔走之下,华盛顿的规划委员会才跟国会协商——能否暂时先借一个地方给最高法院容身。国会答应了,却挑了一个长宽各约二十二英尺那么点大的房间——而且还是地下室。对此,马歇尔已经十分满意了。
      亚当斯总统离任前,他已经在马歇尔的建议下,向国会提出要进行司法改革。这项被称之为《1801年司法法案》的改革,如果国会通过的话,美国就将产生十六名新的巡回法官,担当起在全国巡回审理的任务。这样,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可以从疲于奔命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马歇尔认为,这是最高法院可能有所作为的先决条件。
      由此你可以看到:在19世纪出的时候,美国距离真正的司法独立司法监督的理想还很远。有了宪法,还必须有后人在宪法精神之下的不断努力。
      可是,亚当斯总统并没有答应马歇尔的要求,让他立即搬到那个小小的地下室去上班。这倒不是总统后悔自己的提名,而是他还有两个星期就要离任了,他需要马歇尔在自己国务卿的岗位上再坚持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协助总统完成对42位首都地区低一级法官的任命,这些人将有五年的任期。这也是他们对于加强司法的一个努力,因为亚当斯总统想尽量提名一些能力强的的法官。
      于是,为了赶在亚当斯离任之前办完这42名法官的任命手续,他们几乎天天忙到深夜。以致于后来人们把这些法官戏称为“夜半法官”。到了最后一夜,马歇尔总算干完了这些事情。他已经精疲力尽,在办公桌上留下一大堆文件就离开了他的国务卿办公室。这堆文件里,包括了最后十二名法官的任命书,它们都已经经过总统签字,封在信封里了。对于马歇尔来说,他觉得这些任命都已经完成了。
      孰料,正是留在国务卿办公室的的那最后十二名法官的任命书,引发了这个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案子。
      第二天,联邦派在行政分支的官员,都随着亚当斯总统离开了首都华盛顿,只留下了新任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对于他,则不仅仅是换个办公室的问题,他是从行政分支转到了司法分支,面临的完全是一场新挑战。可是他也一定没有想到:他面对的第一个大的挑战,就是由他作为国务卿的最后一夜留下的法官任命书引起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接任的杰弗逊总统的国务卿麦迪逊,见到桌子上前任留放的那些任命书后,却并不认为这些任命已经完成了。现在是他们当权了——他不把任命书发送出去,就等于还没有任命——这些法官不就应该由新总统来任命了吗?这里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有去想过的问题——那些任命是总统签完了就生效呢?还是必须送到被任命者手中才算数呢?
      本来,这个问题是不会产生的。既然总统签了字,任命书当然就会被送出去,一直送到被任命者手里。可是偏偏这些任命书还没送出——就“改朝换代”了!于是,问题就这么出来了。
      一开始的大半年里,问题并没有公开。因为那些失去了当官机会的法官们,既没有拿到任命书,也就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煮熟了的鸭子不知不觉中飞走了。所以,他们依然照常过日子——没什么心里不平衡,更不会想到要去“讨个公道”。可是到了年底,终于有一个名叫玛勃利的人,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个消息——得知曾经有过关于他的一份法官任命书没有被送到。他可不认为总统已经签了字的任命还可以作废,就决定找个律师为自己伸张正义。
      这名律师直直地就奔到了最高法院。为什么他一告就要告到最高法院呢?这是什么司法程序呢?他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在美国国会通过的《1789年的司法法案》中有一个第十三条。该条规定:授予最高法院一个额外的权力,就是最高法院可以直接向行政官员发出强制执行令。也许,这是1789年国会对于实行“司法制约行政”所作的一个尝试吧。
      既然这条法律明文规定,最高法院有权直接强制新的国务卿送出那张任命书。所以,玛勃利的律师当然就直接奔最高法院而来了。但是,不知你是否也看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第十三条”只规定了最高法院有发出强制执行令的权力,却没有说明具体怎么解决“强制执行”的问题。
      美国最高法院只有那几个大法官,既无行政分支所拥有的兵权,又没有立法分支所拥有的财权。也就是说,如果大法官真的发出强制令的话,万一行政分支不服从,那时——大法官既派不出兵去强迫它执行,也不能以切断行政分支的开支相威胁,他有什么办法去保证强制令的执行呢?
      在看这件往事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那是发生在两百年之前的事情。在美国,那还是一个颇为“蛮荒”的时代。你只要想想那些美国西部电影应该就可以有个大致的印象了。更何况,当时连大规模的西部开发还没有开始呢。所以刚刚找到一个临时小办公室的最高法院,还显得弱不禁风。它还没有多少如现代美国的法律文化资源可资利用。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远没有建立起如今这样的权威。因此,在它的权威建立之前的那个时候,一下子就与政府权力的另外两个分支僵持在十字路口上。其局面就像是一个还没成熟的少年与两个壮汉的鼎足对峙,形势不容乐观。
      当时的美国——电视不用说了,甚至连收音机也都还没有,所以老百姓还不可能很关心这些事情。可是,至少在政治中心的华盛顿,大家的注意力还是被这个案子吸引过来。更何况这个案子又是如此具有戏剧性:告的是新国务卿压下了老国务卿留下的任命,而老国务卿偏偏又担任了审这个案子的大法官。——还有比这个更有好戏可看的吗?我却常常想,这事正巧是发生在建国初期,才给了人们一个看好戏的机会——若是发生在今天,没准儿法院一接这案子,马歇尔这样的“当事人”就该回避了。
      可这是在两百年前——还没那么进步的地道规矩。案子就是落在马歇尔手里了。那么,他该怎么处理为好呢?
      马歇尔如果对这个不予审理,那么最高法院就活像是在十字路口主动畏缩退让的少年——今后出门也休想再抬起头来了。如果他发出强制令,行政分支不予理睬——这就象那个少年对着壮汉大喝一声“让开”之后,壮汉纹丝不动,他仅仅是自张声势地白吆喝了一声——除了会引起围观者的一阵哄笑,什么结果都不会有。不论发生的是这两种结局中的哪一种,都会与马歇尔强化司法的理想背道而驰。
      ——这是考验一个人的政治智慧的时候。

(待续)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0-8-10 09:08:09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马歇尔的第一个动作,只是给现任国务卿麦迪逊发了一份通知——代表最高法院要求现任国务卿陈述理由:为什么不应该给你发个强制令——迫使你送出玛勃利的任命书。这份通知,就象是这个少年主动站到了十字路口,华盛顿的“观众们”立即象过了电一样感到十分刺激,纷纷“围了上来”。
      也许,马歇尔的这一举动是想在不示弱的前提下,先拖一段时间。也许,他还希望就这个问题,引起人们对于政府权力的一场讨论——让人们有机会对其司法分支和其它两个分支之间关系作一个反思。结果,这一举动首先是引来了一批人对他的围攻和谩骂——指责马歇尔是恶意攻击国务卿。同时,果然也引起了国会里的一次次争论。争论的内容正是——司法分支的独立和权力到底应该到什么程度。
      我想,这正是一个国家面临的最困难和关键的时刻——定下一个大原则之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如果丧失了对于一个原则的分寸和尺度的把握——很可能同时就丧失了这个原则本身。
      照说,这个案子是发生在政府的行政分支——与国会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司法分支的权限和独立性问题,这时却一直是国会关注的议题。这个的案子又一次引起了国会对于老问题的讨论,而且国会的讨论非常地激烈。不少议员认为马歇尔主持的最高法院管过了头,主张推翻有关司法改革的《1801年司法法案》——“把大法官们送回他们的巡回职责中去,使他们没有机会出来误导。”
      但是,也有反对意见。当时的纽约州州长莫利斯——一个在独立战争中受伤致残的老兵,吃力地撑着他的木腿,神情激动地告诫大家——必须给予司法分支足够的独立性,使之有能力制约立法和行政分支。尤其他更指出了对于立法分支监督的重要性,“以防止一些违宪的法律损害宪法。”最后他几乎是嚷着向在场的议员宣称“你们如果撕去了这份宪法,你们将永无机会再得到另外一份!”
      在美国,有一个传统做法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凡是这一类的国会辩论,每个议员的态度不仅在当时是公开的,而且——他的发言将会记录在案,随时备查。任何一个老百姓任何时候都可以查得到。这样——想滥竽充数那实在太难了,也不会以“集体智慧”淹没个人的珠玑。即使一个活跃思想的观点在当时没有能够一锤定音,美国人把一切都交给时间——让历史对一切去作出再判定。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随着岁月的奔流而逐渐脱出历史局限的外壳,显露出它的真实面貌和真实意义。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一遍一遍地去写书,去引用这些人物的发言,去重新给予它一个新的认识和定位。这时,他们会去美国国会图书馆——免费的——不需要任何介绍信,查出那些当年历史人物的发言和论断的原件。孰是孰非——自然会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后代的面前。
      在美国,没有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能够逃得脱这样一种历史的检验。其关键不仅在于政府论坛历史记录的准确和保存,更在于——这些记录都是公开的。没有一个历史人物,可以因为他是总统,或者因为他是一个大家公认的英雄,就在历史档案中,删除隐去或者修改雌黄不利于他的形象的某个部分或某些发言,甚至连封存某个部分。——想贴上“不得查阅”的标签,都是做不到的。
      同样,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除了投票结果之外,也必须由所有当值的大法官——不论对判决持肯定意见,还是对判决持否定意见——分别写下一段他的观点,陈述自己表决的理由。然后,存档备查。现在,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通过计算机联网,查到美国历史上所有重要案例中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词。因此,当岁月拂去历史尘埃之后——他们是历史英雄还是客观上的千古罪人——一切会突然变得一目了然。与其说那是一份历史的荣耀,毋宁说它更无可挣脱地拷问当事人的良知。
      例如,在我们参观最高法院陈列室的时候,那里可以播放一部介绍最高法院历史的录像片。该片里特别提到:在南北战争之前三年的1857年,在一个案子里,当时以塔尼首席大法官主持的美国最高法院,就曾经作出了支持奴隶制的恶名昭著的判决。宣称“黑人不是公民”,即使当黑人已经住在非蓄奴的自由州,他们也无法享有任何宪法权利。这个判决成为美国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起因之一——也成为今天人们回顾美国司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一个或一群历史人物,可以风云一时,权倾一时。但是,他们却不能不感觉到历史老人正耐心地坐在一边,默默地观看和等候着他们。等着一切浮华和喧嚣的色彩褪去,等着真实渐渐地裸露——在阳光下烁烁闪亮。
      这样一种对待历史的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历史本身。因为,公众人物有没有历史责任感——这对于他的行为是有影响的。当他感觉到历史目光的逼视,他的言论和行为就会更审慎和负责任。因为他的一言一行不是被记在纸上,而是被铭刻在朗朗天日下无形的永不磨损的是非碑上。
      但是与此同时,在美国还有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承认世界上确有“历史局限性”这么一回事。因此,也就能够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以平静的心情对待历史事件——不给古人扣现代大帽子。以后,我们还会不断遇到“历史局限”这一个字眼。
      我们回到1803年的美国国会。首先看到的——大概就是它的历史局限性。最终,在反联邦派观点占上风的国会,还是推翻了《1801年的司法法案》。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又必须踏上巡回审理的路途。国会甚至还取消了最高法院1802年的几次会议,并且规定最高法院的下一次开庭——将在1803年的2月中旬。
      当时大法官马歇尔看上去并没有作出抗争,他默默地等到了1803年的2月。这时,他宣布开始审理这个称之为“玛勃利告麦迪逊”的案子。
      案子一开始,原告先化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以证明——亚当斯总统确实曾经签过这样一份法官任命书。对此能够提供最确切证词的当然应该是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先生。但是,首席大法官本人自然不能自己从法官席上跳下来,跑到证人席上同时兼做一个证人。所以,还是费了一番周折。最终提出决定性证词的居然是马歇尔法官的弟弟。马歇尔当时还是国务卿——他的弟弟当时正巧就在国务卿办公室,亲眼看着这份总统签过字的任命书被封起来,但是没有送出。
      案情确定之后,法官允许原告律师进行法庭结辩。律师说——事实证明,他的委托人已经被任命为法官。因此,他要求最高法院根据《1789年司法法案》,发出一份强制令,强制现任的国务卿完成他应该完成的“行政动作”——把这份法官任命书送出去。
      法官希望被告方也出来作个答辩。可是,政府的行政分支却没有一个作为麦迪逊的代理人出来应对。也许,行政分支正等着马歇尔的那张“强制令”?
      我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在一个二百年前的新国家发生的打官司的故事。当时的美国人也觉得这事儿挺新鲜。“平衡和制约”的原则还只是刚刚实行不久的宪法里的一个思想理念,是那些建国之父们的一个理性设计。它还远不是今天在美国已理所当然深入人心的一个基本共识。因此,当时一般的美国人,既没有面临“宪法危机”的紧张,也没有建国之父们高屋建瓴的忧患意识。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对于这场普通人状告国务卿这样的“民主官司”,只是怀着看热闹的好奇心。——可能他们巴不得看到马歇尔大法官发出这么一张强制令,同时,也巴不得看到国务卿麦迪逊就不予理睬。本来么,只有当他们死僵到十字路口上,才有好戏看呢。
      1803年的2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国会那间借来充作法庭的地下室里,宣读了他代表美国最高法院亲自撰写的历史性的判决。今天,我们在现在的美国最高法院大厦的展厅里,可以看到马歇尔的全身塑像。——在整个最高法院里,这是唯一的一座全身塑像,凸现了他是公认的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首席大法官。在他的黑色塑像后面,还有一块白色大理石的墙面,上面用金字镌刻着马歇尔大法官在各个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案子里写下的最重要判词——一共只选了短短的五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摘自在这一天——1803年2月24日——他在“玛勃利告麦迪逊”案子中宣读的判词。
      马歇尔大法官把这个案子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被告是否有权得到这张任命书?他的给出判定是肯定的。因为他的任命是在新的总统上任之前,所以老总统签过字的任命就是合法任命。
      于是,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原告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这个国家是否应该予以补救?对此,马歇尔大法官说,“由法律保护每个个人的权利,就是公民自由的根本所在。不论他受到的是什么样的伤害,政府的首要职责之一,就是提供这样的保护。”即使官位高至国务卿,也不能侵犯他人权利。如果他试图这样做,他就必须准备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马歇尔大法官宣布:因此,法庭有权接受此案,他同意强制令是妥当的。
      但是,这里还有第三个问题——最高法院就应该发出这个强制令吗?马歇尔大法官指出——宪法规定:只有在涉及外国使节和州为当事方的案子,最高法院才有最初审理权,其余的案子最高法院只有受理上诉权。所以原告虽然在理,可是他是走错法庭了——他应该先到低级法院去告。
      那么,不是有那个国会通过的“1789年司法法案第十三条”吗?根据这条最高法院就有了直接发强制令的权力,原告不是就奔着这条来的吗?马歇尔大法官解释说:这个“第十三条”,给了最高法院超越宪法规定权限的额外权力。因此,他不能同意。
      马歇尔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就是:美国政府各个分支的权力都是有限的。这个限度以宪法为准。任何违背宪法原则的法令都必须取消。据此,他宣布,“1789年司法法案第十三条”因违宪而取消。接着,他说了那句历史性的判词——就是今天的最高法院用金字刻在大理石上的那句话:
      “必须强调,认定什么是合法——这是司法分支的职责范围。”
      这就是说,马歇尔大法官通过对这个案子的判词,清楚地表达了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也就是向美国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分别传达了两个明确的概念。
      首先,他向政府的行政分支宣告:司法机构有权监督和判定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合法。如果司法机构认定他们是在“执法犯法”,有权按照法律予以制裁。
      其次,他向政府的立法分支宣告:不仅宪法高于其它所有的法律法令,而且,“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这样一个“法律鉴定权”——与立法机构无关。立法机构不得随意立法。
      从此,美国“收银机”增加了至关重要的一个“制动开关”。最高法院有了“司法复审权”。

(待续)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意大利品牌泳衣4折封顶清货,点此再领取100元现金券

QQ|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ChinaSwim.com ( 粤ICP备05007436号

GMT+8, 2018-11-17 02:01 , Processed in 0.099231 second(s), 20 queries , Gzip On.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