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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8119

[资料] 引导大脑开始独立思想的一本书——《近距离看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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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10 09:14:13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这使得美国的司法机构第一次明确地独立于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因此也历史性地确立了最高法院的地位。从此大家清楚地意识到,给鸡毛小案断是非,并不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职责,最高法院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地方法院。最高法院的职责是解释法律和判定法律,是从司法的角度对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进行制约。这就是“司法复审”的意义所在。
      马歇尔大法官完全理性的思维和判定,不仅为原告玛勃利所接受,更重要的是——这一切也被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所接受了。也许是由于马歇尔的判词首先是从取消最高法院的违宪权力开始,也就是说——他是先从自己身上开刀,因此而令人信服。如现在有些学者的猜测——也许是缘于这个判决没有当场给国务卿开出强制令,原告玛勃利也因为法官任命书的任期已经过去多半而决定放弃起诉,使得行政分支没有给逼急,而导致了这样较容易接受的结果。
      可能这些揣测和推论都有其道理。但是我也相信:这与当时行政分支的主管以及国会大多数议员在理性之下的权力退让——是不可分割的。这种退让建立在这样一种共识之上:就是大家必须合力建立一个“分权的、制约的、平衡的政府”。有了这种共识,才可能在权力问题上出现妥协和退让。而这种妥协和退让并不是从这个时候才有的——当初的制宪会议,就是依靠这样的理性精神才得以成功的。
      这种理性的精神又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就是:这些分别居于政府权力不同分支的当权者,他们确有观点的不同。这种不同观点所产生的争执和冲突,虽然有时甚至表现得十分感性和冲动、激烈和过火——然而,这里没有充斥私欲私利的权力斗争。
      不论是联邦派还是反联邦派,不论他们主张的是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还是加强各州的自治权——他们不是为了增加涉及自己个人利益的权力。这,对于一个建国初期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在宪法建立之后,整个机制还需要在实践之中不断地修补和完善,还需要一个正反馈的几度循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如果权力的欲望淹没了理想的追求和理性的精神,那么,权力斗争的恶性循环会很快摧毁一个尚不完善的制度!剩下来的只能是一场在虚假理想旗帜之下的争权混战——一切的一切,都会随之扭曲,最终成为这场混战的陪葬品。
      从上封信讲的“水门故事”,你已经看到了——美国的建国者们对于“权力是私欲和犯罪的酵母”这样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与两百年前相比,我觉得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变化——那就是在美国,也许是由于权力本身的巨大膨胀,政府手中所掌握的各项权力——财权、军权、人才资源等等,都和建国初期的美国政府无法相比,总统本身也随之给人越来越“靠不住”的感觉,而这个国家制度和美国民众——与两百年前相比,却变得成熟起来。两百年的宪法和历史教育,使得美国民众已经不再是两百年前的那群看热闹的围观者。“平衡和制约”的运作,也更比两百年前有章法得多了。
      下面,我再继续把“水门事件”讲下去,回答你信中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说看上去已经结束了的“水门事件”——却只是一个大故事的“开篇”?
      确实,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此刻白宫和盘托出——承认共和党及白宫的一些高层人士涉入此案,这——的确会是一个够大的政治丑闻,寻求连任的尼克松总统的声望也肯定会因此受损,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他的连任。但是,鉴于我已经提到过的——尼克松本人对“管子工”所实施的类似“水门行动”这样的具体策划事先并不知情,因此尽管总统本人有道义上的责任,却没有人能够指责他负有法律责任。虽然事情很糟,但是对于尼克松,这还不是一个完全无法收拾的局面。
      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朝错误的方向再迈出一步,接下去就无法控制——只能一步步走下去——很难再刹车了。这一切,也许都源于一个仅是本能的念头:掩盖真相。
      我真的相信——这里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
      当时,最紧张的莫过于批准“水门行动”的直接责任者了,也就是李迪这次行动的直接上司——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正副主任米切尔和麦格鲁德。因为他们是浮在面上的。轻轻一扯,就会首先把他们给扯出来。
      米切尔是前任司法部长,一方面,他比谁都清楚事情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他也更了解联邦行政系统的结构——不论是案件的调查还是起诉,都与司法部有很大的关系。于是,他们立即想到给现任司法部长打招呼。考虑再三,他们派李迪火速赶去面谈。
      在尼克松的周围,确实很少有人知道这一些非法活动。因为除了那几个少数亲信之外,绝其他大多数行政官员都不会赞同或认可那样的做法——所以他们也就不会让知道。比如在中国大家都很熟悉的基辛格,他和尼克松的关系是非常近的。在尼克松考虑同中国开始秘密接触,商讨恢复中美外交关系这样的重大举措,基辛格是尼克松所能够相信和依靠的少数几个官员之一。大家可以看到,在尼克松执政期间——基辛格的重要性。但是,那些违法活动基辛格在事前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在尼克松的总统生涯里,他似乎同时进行着双重操作——指挥着两套不同的班子。“水门事件”发生时,尼克松的当任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也是这个事件的圈外人。
      克雷迪斯特原本是司法部的副部长——也就是前司法部长米切尔的副手。你前面已经知道:米切尔对于尼克松——完全是“小圈子”里的人,而克雷迪斯特则不是。他们两人虽然曾经是正副手,可是实际上所处的位置却完全不同。米切尔后来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去司任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一方面表现了尼克松对他超乎一般的信任;另一方面,他自己当然也是下了一个更大的政治前程的赌注。
      在离任时,米切尔推荐了他的副手克雷迪斯特顶任司法部长的位子,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所以,“水门事件”发生后的最初,米切尔觉得向他的前副手去打招呼,还是有可能得到某些“照应”的。尽管作为前司法部长的他,知道在美国的制度下这种“照应”其实是相当困难也极其有限。但是,这不是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了吗?至少——他觉得,他的前副手即使帮不上忙,也还不至于一听到真相就公事公办地向有关方面公开。所以,李迪就这样——找上门去了。
      “水门事件” 发生后的一开始,调查人员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政治案件——尽管他们还没有摸清真正的来龙去脉。因此,这个案子马上就上报到了司法部长那里。我想,对白宫“管子工”的违法操作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收到这样的报告——可能也没往心里去。在他的眼里,这种一看就很荒唐的作案手段——即使是政治案件,也只可能与某些不入流的“政治小蟊贼”有关,不可能和什么大人物挂上钩,更不可能跟自己发生什么关系。因此——收到报告当天早晨,他仍然心情愉快地驱车前往高尔夫球场,开始他十分正常的一天。
      可是,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的好心情很快就被李迪的来到给毁了。也许,李迪虽然由于一个历史的错误被挂上了“顾问”之类的头衔,但是在他骨子里毕竟还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市井“小混混”。也或许,是尼克松周围那帮小圈子里无法无天的“顾问”们,使李迪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总之——他还根本没想明白这对于一个司法部长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在竹筒倒豆子地谈了“水门事件”的真相以及与米切尔的关系之后,并自以为聪明地施加了一点“压力”——他要司法部长设法放人。最后还说,事情虽然难办——但要是不办,你以后也不好办。
      这个规规矩矩辛辛苦苦凭本事才做到了这么一个职位的司法部长,以前哪里会看得起李迪这样的“顾问”,今天活见鬼地听到如此一个“水门故事”,还要他接受几乎是带有威胁意味的“违法要求”——克雷迪斯特一天的好心情顿然大变。他愤怒地回答李迪的“警告”说,“我?我不好办?我要是干这样蠢事的总统才不好办!——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混蛋的事情了。”他甚至气得连脏话都一起跟了出来。他断然拒绝了李迪的要求,并且对他说:告诉派你来的人——不论是谁,告诉他们,我不能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为了总统,我会象处理其他案子一样处理这件案子。
      稍冷静后,也许是他们以前毕竟是认识的熟人,也许他想到——可能真的如李迪所说是奉他原来的老上司米切尔的派遣来的,因此最后他还是出于礼貌和李迪握手告别。就是这样一个与犯罪分子握手道别的场面,以及此后的知情不报,使这位司法部长最终被判有罪服刑一个月。不知在牢里他是否想起——他当时的副手曾经对他说过,“头儿,我们要是能够摆脱这个麻烦而不进大牢,那我们可真是撞大运了!”
      这时,所有涉案的人,都开始拼命销毁证据了。同时,两个从“水门”对面的旅馆里逃脱的现场指挥李迪和亨特,已经知道法律将找上门来——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因此,也都给自己找好了律师。
      我们从1993年解禁公开的录音带中可以了解到——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尼克松就已经从部下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那么为什么,他没有决定让那些人交代真相——听候法律的处理,而是决心掩盖,从而把自己也拖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漩涡呢?是的,尼克松并不是这个事件的策划和直接责任者,可是——不仅出事的这些人都是他的亲信,而且他更担心人们对于自己的知情程度质疑。
      如果按正常程序调查下去,那么从已经在“水门”现场被逮住的古巴人和麦克考尔德开始,马上就可以拽出在“水门”对面旅馆的现场指挥亨特和李迪,从他们两人又可以马上拽出批准“水门行动”的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正副主席。这四个人都是从尼克松这个行政分支班子里过去的。一个原司法部长加上三个原白宫顾问——那将是多么难堪的局面。
      更何况,这三名出自白宫的“顾问”,都是“管子工”的成员。如果再用力钩一把,“管子工”就可能会被拖出来。那么,从白宫秘密安全为出发点的那些违法“小动作”也就很难再瞒下去……到那时候,如果尼克松再仅仅说是自己对手下人“管教不严”——大概就很难说得过去了。
      然而,“掩盖”这个动作将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危险。“妨碍司法”对一个美国总统意味着什么——尼克松是不会不知道的。他之所以下决心去做,当然与他一向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有关,同时,肯定与他迷信手中的总统权力——也是有关系的。
      ——小小一个“水门案件”,是自己管辖的司法部和自己任命的司法部长负责调查起诉,还硬是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自己动用手中的一切权力去遮,还真怕它就遮不住?这么一想,尼克松就跨出了第一步。一念之差——尼克松就亲手把自己给毁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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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10 09:19:31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他先是下令将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任麦格鲁德调回来,主持“掩盖”。为了“掩盖”,他们一开始商量出了种种设想:例如——让那些已经被抓住的古巴人全担下来;又如——让在旅馆指挥的李迪和亨特出国避风;在一次讨论“掩盖”的会议上尼克松本人甚至提出——干脆一盆子全扣在民主党头上。因为那些被抓住的古巴难民都曾经参与过失败的“猪湾事件”,而六十年代愚蠢的侵犯古巴的“猪湾事件”正是民主党当政期的“杰作”等等。但是,这些设想都由于风险太大或是操作困难,一一都被否定了。
      最终,参加“掩盖”的人都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掩盖”的第一步,至少应该试图跟李迪断线。这一方面是由于李迪在“水门”对面旅馆留下的大量证据——他基本上已经是“死老虎”了。另一方面,李迪是通向上面几条线的一个“麻烦源”。于是,又一个“白宫顾问”出场了。他的名字叫迪恩。他原先对于以前发生的事情并不事先知情,但是在整个“掩盖”工作中,他却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了一名主角。
      迪恩先和李迪谈了一次话。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知道全部真相,包括“管子工”的种种胡作非为。说实在的——乍一听来,他自己也给吓了一跳。不过他还是稳稳神,开始谈“掩盖”的具体条件。李迪就提出对已入狱者的“照应”——包括筹一笔“堵嘴钱”。
      “掩盖”当然也是一项“行动”——没有“活动经费”是根本办不了的。比如——保释、律师、照顾家属等等,这一切都需要钱。前面已经讲过,在美国——凡是违法的钱,筹款本身就很困难。而且一般来说,筹款本身也是犯罪行为。迪恩本人此后很快就卷入“堵嘴钱”的筹集——在泥沼里越陷越深。
      在迪恩找李迪的谈话中,最戏剧性的一刻莫过于——李迪突然提出“若是有必要毙了我,只要告诉我该站在哪个街角上”——这着实把迪恩又给吓了一跳,说咱们可还没到这地步呢。李迪当时知道自己是通向上面的一个“祸根子”,但是他之所以会这样提出,一是他知道自己是混在一个违法圈子里,他也不知道这些人在自己面临暴露的时候——到底可能会走得多远。其次他也知道,他的这些上司尽管是白宫高官,却不可能动用正规受过训练的政府特工人员。多年之后,李迪在回忆中写到——他当时觉得,即使他的上司决定要干掉他,也是“合理的”。只是他觉得他们不可能动用专业枪手——他可不想让哪个“业余的”打歪了而伤及他的家里人。
      这些人正忙着为“掩盖”乱作一团。可是在白宫里——包括尼克松总统在内,却没人敢真的向负责调查的联邦调查局去“打招呼”。因为在这个制度下,联邦调查局是独立的联邦机构,在操作时并不受司法部多大的控制。相反,由于真相还没有暴露,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一方面一口否定白宫涉案“水门事件”,一方面还必须要求联邦调查局和华盛顿的警察严格按法律程序进行严肃调查。尼克松眼看着应该说是自己下面调查机构,正按图索骥步步向自己逼来,却碍于这个制度和全美国百姓的关注,不仅不能阻止——还不得不作出鼓励和欢迎调查的高姿态。
      在法律的制约下,即使是行政体系下的司法部——也不见得就对白宫言听计从。正在做着“掩盖”活儿的白宫顾问迪恩,曾经向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提出要求,把联邦调查局有关此案的文件调来看一下——却遭到拒绝。因此,调查仍然在一步步地开展和深入。在“水门事件”中那个漏网逃跑的“望风者”——在律师的劝说之下,到联邦调查局投诚归案。同时,各种报纸杂志的记者们,也开始以他们的方式,各显神通,从外围包抄过来。可是,此刻的尼克松仍然心存侥幸。“管子工”的一个负责人海尔德曼曾对尼克松说,这事妙就妙在干得如此令人恶心的糟糕——没人会相信我们会干出这种事来。尼克松居然深表同意。
      不过,哪怕是一个再“令人恶心”的球——也总是有人踢出来的。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解决这个“踢球人”的问题,这个“球”就始终处于联邦调查局和记者们的穷追猛打之下。因此不得已,尼克松亲自下令——要他的“白宫顾问”让中央情报局“认下账来”,并且由他们出面让联邦调查局中止调查。
      他们找了两个在他们认为是比较能够控制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一开始,他们拒不肯“认”这份本来就不是他们的“账”,后来迫于来自总统的压力,当面松口就应承了下来。但是回去一琢磨,就知道势头不好——他们根本承但不了之后的法律责任。于是,他们马上刹车了。
      他们开始向白宫顾问迪恩解释:他们尽管是白宫提名的副局长,但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在中央情报局里,都有特定的指挥链,不在他们职权范围的事,他们也一样无能为力。更精明的是,由于他们看出了这件事的危险前景——为了在将来出事的时候有个依据,他们开始把每一次与白宫顾问迪恩交谈的情况都写下了备忘录。
      一边是这里没人肯认领这个“球”;另一边“掩盖行动”的筹款问题又迫在眉睫,除了白宫顾问迪恩之外,筹款活动把尼克松的私人律师也给裹进去了——他由于从事为“掩盖”行动的违法筹款,后来也被判刑六个月。
      由于《联邦竞选法》于1972年4月7日的生效,堵住了尼克松动用竞选经费的最后可能。所以,总统的私人律师和顾问迪恩只能寻找一些秘密捐款者,取得的现金又象做贼一样给委托律师等送出去。结果,还是有两个为“水门”嫌疑犯工作的律师,拒收这种一看就来路不正的“律师费”。
      在联邦调查局的追索调查之下,不到一个月,李迪知道必然要发生的一刻终于来到了。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来到了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要求与李迪约谈。他在里面拖了半天,然后出来,表示拒绝回答一切问题。从我前面已经介绍的情况中,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在整个事件的涉案人员中,上上下下,包括尼克松在内,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在灵活地基于自己的利益行事。倒是这个李迪,确实表现出狂热的,甚至有时是可怕的理想主义。他自打一出事就表白自己将是“一堵石墙”。不管别人信不信,他把这个自定的原则一直奉行到了审判结束。
      在美国,政党机构一般都有这样的政策,就是他们本身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他们的雇员也必须与司法人员合作。李迪公然当众违抗这一条基本政策——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也就不可能再雇佣他了。
      李迪出事三天以后,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前司法部长米切尔也找了一个借口辞职了。李迪的暴露虽然在意料之中,但是作为李迪秘密行动的直接上司,他深受刺激,他必须摆脱委员会日常事务的羁绊,全力投入“掩盖”行动以挽救自己。再说——作为李迪公开职务的上司,李迪一被扯出来,他立即会自然成为两股强劲的调查力量的目标。
      这两股调查力量,一个是专业的联邦调查局;另一个则是“业余的”——就是新闻媒体和下面不计其数无孔不入的记者们。这两股力量看上去互不相干,但实际上却好像是在“协同作战”。米切尔如果继续坚持留在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这个惹眼的位子上,绝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更何况,此时,这个国家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按钮——已按照预先设计的程序——自动打开。在“水门事件”的案发地——美国首都华盛顿,由二十三名随机抽选的华盛顿市民组成的大陪审团,已经开始进行对“水门事件”的秘密听证。
      你也许要问:怎么是秘密听证呢?大陪审团又是怎么一回事?
      去年,我曾经向你介绍过美国法院的陪审团制度。但是,大陪审团与一般的法庭陪审团不同——他们的任务是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在检察官起诉之前,代表人民对案情进行秘密听证。根据听证的情况,再决定是否需要继续追究调查,及是否可以对涉及该案的当事者予以起诉。如果通不过这一关,政府行政分支的检察官就无法对涉嫌者提起公诉,也就根本谈不上审判了。因为原则上:在刑事案件中,检察官是代表人民在向被告提起公诉。但是,由于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通常会产生异化,而成为人民之外的一种独立集团。因此,大陪审团和陪审团都是对这种异化的一种监督限制。
      之所以要进行秘密听证,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涉嫌者还没有被批准起诉,他还不是法庭上的一名被告。在这个阶段许多证据还不适于公开,以保护受嫌者。因为他完全有可能最后被大陪审团判定不予起诉。法律在这个阶段还必须保护他的隐私权。
      但是在大陪审团听证期间,涉嫌者必须积极配合大陪审团的听证,如实回答一切问题。这个阶段还不是刑事审判,因此,涉嫌者也不能借口引用宪法修正案的第五条——即公民“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这一条,而拒绝回答问题。一般地,在这个阶段也不能由律师陪同出席听证会。
      在这一阶段,一切证据都只引向“起诉”或“不起诉”这样两个结果。在大陪审团听证期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保密的,也不能影响今后有可能进行的审判。一经得出“起诉”或“不起诉”的结论,大陪审团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立即解散各自回家。如果该案被判定必须起诉的话,那么为此后的审判,将根据同样的随机抽选方式,另选出新的陪审团进入起诉后的审理过程。
      我们再回到“水门事件”。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里辞职的,还有一个财务出纳员。前面已经讲过——尽管说在1972年的《联邦竞选法》实施之前,未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者,他所收到的政治捐款按规定可以不受监督。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违法使用政治捐款——一旦有违法嫌疑,还是会被查账。因此,他们赶在《联邦竞选法》生效前一天交给李迪用于“水门事件”的活动经费,随着“水门行动”的败露,也必然会水落石出。因此,参与了这个违法动用政治捐款过程的出纳员也赶紧辞职——并且开始为自己寻找律师,等候法律找上门来。
      这个时候,事情虽然还只调查到李迪为止。但可以看得出来,李迪身后的人们已经非常紧张了。司法部长和刑事局都在按部就班地推动联邦调查局继续往下查。这种情况下,尼克松在与手下那几个亲信商量的时候,甚至说——我就是吃不准——是否该干脆把司法部长和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找来,让他们停止调查。
      尼克松之所以会这么想,就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可是司法部长的上司。难道一个上级就无权给下级下一个这样的命令么?再说,这部长好歹还是他提名任命的呢。话再说回来,司法部长毕竟是总统行政系统的一个雇员,他的政治前程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是总统给的。如果尼克松连任下一届总统的话,那么,他眼见的前程可以说就在尼克松手里。不仅司法部长有这个顾忌,其他的一些关键的官员应该说都有类似的考虑。这也是当这些官员,甚至一些检察官,在发现此案有可能与白宫有瓜葛的时候,多少都有过些犹豫和彷徨的原因。
      但是,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一个案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它就如同卫星进入了运行轨道——它会自动按预设的顺序往前走。想要一反常态地中止其运行,或者干扰它偏离轨道,都不是容易的事。根据分权的原则,行政分支的一个高级官员职位再高,也不能干涉司法程序——哪怕是很低级的法庭的程序。甚至哪怕是企图拖时间,延缓它的进程都并不容易。略一过火,这种拖延的行为本身就成了犯罪,更不要说制造什么口实中止调查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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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10 09:23:4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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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司法部长都是老资格的法律工作者。他们一般都是律师或法官出身,对“妨碍司法”一词意味着什么——心里很清楚。他们更明白:在美国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对外界是很难做到彻底隐瞒什么不寻常举动的。调查一拖延,他就必须回答国会的质疑,说明拖延的正当理由。因为他虽然是总统行政分支下的一个官员,但是按照宪法的精神,他的行为并不只是对总统负责,而必须是对美国人民负责。
      司法部长还知道,整个调查不可能自始至终处于“暗箱操作”的状态。也许在某一个阶段、某一小部分可以暂时隐瞒,可是在新闻界的包抄之下,一点一滴地都会登上什么报纸和杂志——总有一天,会无任何秘密可言。到那时候,登在报纸上的那些“真相报道”里,曝光出来的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必须是经得起敲打的。否则,他也得有要请律师去面对法庭的准备了。
      所以,司法部长也罢,联邦调查局长也罢——众多由总统任命的官员们,他们之中不乏有一些顾忌总统压力和顾忌个人前程的人。可是,在犹豫之中摇了几摇之后,他们几乎都在总统与制度之间——选择了服从这个制度。遵从这个制度,他们必须根据法律程序按部就班地查下去——哪怕查的就是自己的上司,他们也会公开地正常地查下去。
      在美国,妨碍司法是最明显的刑事犯罪,而且是重罪。尽管尼克松和他的手下人在掩盖“水门行动”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已经是犯了妨碍司法罪,但是,总统如果直接强令停止调查,那将是历史罕见的严重妨碍司法罪。这就是尼克松吃不准也不敢那么干的原因。更何况,这样的强制命令是否会有效果,也同样是尼克松吃不准的。
      可是,他这么一说——手下人居然心领神会,至少是把这个意图暗示了下去。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明确了总统手下人的意图之后,两个局的副局长见面坦率交换了一次意见。决定把他们接到的暗示向总统汇报。最后,是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格雷和尼克松打电话谈了这个问题。这个格雷,应该说也是尼克松的亲信之一。在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拒绝向白宫顾问交出“水门事件”的调查文件后,作为副局长的格雷却多次向白宫透露过一些调查的进展情况。
      不过,透露一点儿调查情况是一回事,接受来自总统方面的暗示或者指示——就停止调查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格雷可没有这个胆量走得那么远。他只能向尼克松摊牌。他终于明确地告诉尼克松——这案子掩盖不了,必将引向上层。总统应该脱身于那些涉案的人,干涉调查只可能导致自己毁灭。在电话里,尼克松久久不语。然后他只能说,你还是积极地进行调查吧。
      至此,尼克松阻止联邦调查局的念头——大概是彻底打消了。这么一来,尼克松就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是中止“掩盖”行动,尽量脱清与涉案违法人员的干系,听任法律程序的进行——也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向法律投降。第二条路就是继续依靠自己的小圈子进行“掩盖”行动,阻止不了调查就干扰调查。
      权衡之后,尼克松选择了第二条路。也许,正因为他是总统,在知道“掩盖”的全部困难和危险的同时,他还是相信一个总统应该有足够的权力和能力“掩盖”这样一件“小事”。从这时开始,越来越得到尼克松信任的白宫顾问迪恩,正式成为“掩盖”行动的负责人。
      “水门事件”发生已经三个月过去了,调查还停留在李迪这里。而李迪不管跟白宫的关系如何深,可从他调到共和党再任委员会开始,名义上他总是已经离开白宫了——只能算作白宫的前雇员。这时,距离大选只有一个多月了。于是,尼克松稳住神,通过新闻发布会向全国宣称——在“水门事件”中,没有任何白宫的雇员涉案。然后,尼克松咬咬牙——把“水门事件”称为“一个可怕的事件”。并且为了作出姿态——使外界不至于认为李迪与司法抗拒的根源是出在白宫,他甚至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大言不惭道:“真正恶劣的不是事件本身。因为竞选中可能有过激的人会做出错事——真正恶劣的是企图掩盖真相!”
      这么一来,暂时至少公众就把“水门事件”都当作几个“政治小蟊贼”的杰作了。于是,在大家的心目中,“水门事件”本身受关注的级别也就随之大大降低。尽管人们还是将信将疑,可是在大选之前——公众的注意力被成功地引开了。一般的民众并不再把“水门事件”当作一个什么了不起大新闻。
      就这样,不久之后,尼克松如愿连任再一次被选为美国总统。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他下面的那几个“顾问”竭尽全力四处奔波为“水门事件”灭火。刚刚担任“掩盖”行动负责人的白宫顾问迪恩,曾经向尼克松保证:在大选之前,“水门事件”肯定不会出来坏事。——看来,事情也如计划都做到了。
      尼克松又当上了总统,继续大权在握。
      可是,企图一手遮天的“掩盖”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成功了呢?总统是否真的具有超越美国制度的“法力”呢?美国毕竟只有一个总统,而且只有他是通过全民选举产生的。一旦已经选上去了,为了维护和尊重这样一个全民选择的严肃性,在四年任期之内要他从总统位子上下来,也不可能是随随便便的。因此,虽然宪法规定通过一定的程序,国会可以弹劾总统,但是,直至那个时候,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名美国总统因国会弹劾而下台。那么,是不是尼克松选上之后就可以放心了呢?
      这封信实在太长了,下一封信里再继续向你介绍尼克松连任之后“水门事件”的发展吧。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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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10 20:28:19 | 显示全部楼层
07.法官西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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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说——正等着我把尼克松再任总统之后的“水门事件”再讲下去。的确——“水门事件”此后的发展,是这个“大故事”里最精彩的一部分。看了后面的这部分,对美国建国者们在两百多年前的设计,对于这个制约权力的“收银机”的操作机制,你就或许会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了。
      尼克松连任了,可是“水门事件”的阴影却挥之不去。在美国,不论是首任还是连任,每当一个总统开始他为期四年的任期,他总是要重新组阁。也就是把他这个行政系统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重新作一番安排或调整。尼克松这一次,对于新任部长们任职的各项指标里,属于“忠诚”和“强有力”两方面的素质,对他来说就格外重要。因为“水门事件”还象影子一样跟着他,一起跟进了尼克松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在说不定的什么关键时刻,他会需要自己的部下拉他一把。
      与此同时,他连任之后,在的白宫原先的“小圈子”里,他也不得不让几个与“水门事件”有关的亲信离职。这里面有他的私人秘书,也有“特别顾问”。他得抽掉那几根易燃的火柴棒,以免他们引着他白宫的后院柴堆。
      但是,尼克松毕竟只是这个政府的“行政大主管”。在美国政府的三大分支中,他仅仅管着其中的一个分支——且不论即使在行政分支中,各个部门还有他总统也控制不了的“独立性”。那么,在尼克松总统控制的范围之外,“水门事件”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先看看这个国家的立法机构——国会。大选年的美国国会,看上去有点儿“荒唐”。为什么呢?因为宪法规定美国众议员的任期只有两年,他们的选期有一次跟总统的大选年是重合的,另一次则是在中期选举——也就是两个总统大选年的中间。而参议院呢,是每两年重选三分之一,参议员的任期就是六年,但可以连选连任。也就是说,在总统候选人紧张地忙于竞选的时候,国会的两大块——众院和参院,也各自在为竞选忙作一团。
      参众两院的议员们都来自不同的州,都是每个州的百姓直选出来的。他们不能总呆在华盛顿——必须得回到家乡,向当地的选民们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观念。并且与选民沟通,与自己的竞选对手辩论,打广告战等等。除了竞选范围比总统竞选要小(在一个州或一个选区的范围内),他们的其他诸多麻烦不亚于总统候选人。
      这样在总统大选年,对全部的众议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来说,也是他们自己的“大选年”。于是到了最后的一段时间,国会就必须关门大吉——休会了。再有天大的事情,咱们也得等选完之后的下届国会再说了——这,是不是有点“荒唐”?
      也许,这也是大选之前的最后阶段,“水门事件”没有被国会摆上议事日程的原因之一。但是当尼克松再任总统之际,也是新一届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们到任之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国会议员由于是公众推选出来的“专业”监督,因此,他们较之于一般的民众更为敏锐。
      更何况,这一届的参众两院,都由尼克松的对手党——即民主党占了多数议席。这样的情况在美国并不少见。美国人非常习惯于把行政和立法两大分支,分别交给不同的政党。这样看上去更有利于政府结构平衡制约的原则,所以美国没有欧洲国家的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说法。三大分支人员的产生方式截然不同,这是分权制度的一个保证。没有一个总统会愿意面对一个由反对党占多数的国会。可是,这些议员一个一个都由各州的选民选出——对于产生这样的局面,尼克松完全无可奈何。
      民主党一直对尼克松总统与“水门事件”之间的关系疑惑重重。对于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搞的“水门把戏”, 他们自然要一查到底。新的国会刚刚开张,参院的多数派领袖就写信给参院的司法委员会,建议国会组成一个中立的调查组——调查竞选中发生的不正常情况。至于众议院的多数派领袖,则始终相信——共和党在竞选中的违法事件其根子应该在尼克松。他一上来就对他的众议院同事说,他们可以作弹劾总统的准备了。因为美国的宪法规定——只有众议院有提出弹劾的权力。
      与此同时,在司法分支方面,还有那二十三名普通华盛顿市民组成的大陪审团——为“水门事件”组织的秘密听证仍在正常进行,越来越多的有关人员被传到听证会作证。
      美国的证人在作证之前,都要一只手按在圣经上,一只手举起来宣誓——发誓自己于此作证说的都是实话。曾经有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对这个情节觉得好笑。总在想——这管什么用啊?!后来才渐渐发现:这个仪式确实也有它的道理。
      我相信,这种仪式是源于这个国家很深的基督教传统。虽然美国一直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虽然来到法庭的信仰不同宗教的各色人等都有,但是这个显示敬畏上帝的基督教仪式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各色人等的美国,也没有人提出要取消这个仪式。似乎它已经被抽去了宗教的色彩,却把神圣和敬畏抽象出来。大家都接受这样一个仪式,它已经自然地成为法律尊严的一部分了。大家也认同这样一个契约:在发了誓之后,就必须说实话。否则,就犯了伪证罪。而伪证罪在美国的法律中属于重罪。证人在法庭上如果出尔反尔,法官可以判其藐视法庭罪。
      你还记得么——在去年给你讲的辛普森案中,有一个在关键时刻被辛普森的律师揭露了证词虚假的佛曼警官。在法庭上,最后放了他的一些录音——是他在过去十年中,向一个女剧作家提供的有关洛杉矶警察的情况。他在录音中所大量谈到的,后来经司法部调查判定是在吹牛。但是,这与“伪证”无关,因为那是他在其他场合与女作家的私人谈话,而不是在法庭的“誓言之下”说的谎,因此也没人可以据此而起诉他犯有“伪证罪”。
      但是,今年佛曼仍然被以“伪证罪”起诉。其原因是他一开始在辛普森一案作证时,在法庭的“誓言之下”,宣称自己在十年内没有用过“黑鬼”一词。估计当时辛普森的律师已经掌握了他此言不实的证据,因此才在法庭上再三要求佛曼确认他的这句证词,他信誓旦旦地确认了。
      结果,就在那些当庭播放的录音中,发现他几十次使用该侮辱性字眼。此后在辛普森的那个案子里,他引用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拒绝回答一切问题,脱身而去。把他由于作伪证而给这个案子带来的全部混乱,统统留给了狼狈不堪的检察官。
      但是,当辛普森案件已经审理结束后的今年,佛曼还是由于“明明骂了人却在法庭上发誓说没骂”这样一个问题,而被迫走上被告席,成为一项重罪——即“伪证罪”的被告。最后,他的律师代表他以“不抗辩”交换较轻的判刑。他被法庭判三年监督,以及不得再担任警察职务。他之所以从一个别人案子里的证人,而变为自己案子里的罪犯,就因为他说了一次“誓言之下”的谎言。
      也就是说——在美国,一个人在任何地方撒谎,只牵涉一个人品道德问题。但是,在法庭的“誓言之下”的谎言,不论这个谎言多么轻微,它就是一个重罪的犯罪行为。当然按照常理,证人本身并不是被告,一个证人也应该不会担心受到什么法律处罚。但是如果一个证人不想站到被告席上去,也不想进大牢的话,那么当他手按着圣经发过誓之后,最好一定还是实话实说。所以,在美国法庭上,律师在向一个证人取认关键证词的时候,常常在提出问题之前提醒证人,你的回答是在“誓言之下”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证人是不敢把这样的提醒当作耳边风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证人被传到大陪审团面前,这对于尼克松绝对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你很难指望所有这些证人,都不考虑自己面临的重罪罪名,而一味地为了保全自己的上司而当庭作伪证。事实上,也已经不断有人讲出他们所知道的真相。例如那名辞职的出纳员,已经讲出了交给李迪进行非法活动经费的准确数目。同时,也讲出了他的前上司——共和党总统再选委员会副主席如何教他作伪证。线索已经扽住了——之所以还没扯到根子上,则是因为那些已经坦白的人对底细也所知有限。
      而在尼克松这方面,“掩盖”的工作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总统弄不到那么多违法的“堵嘴钱”,国库并不是总统的私人腰包。需要的钱必须是到处“化缘”而来。这样当前急需的钱,如这一批人的律师费、生活费都不能及时到位,更不用说下一步还需要大量的钱去安顿这些人的家庭等。第一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堵嘴钱”落实得不顺利,自然马上就带来了“掩盖”工作的第二个困难——就是很难堵住这么多张嘴。
      已经在调查局掌握之中的这些人,都得到过将会受到“照顾”的许诺。这些许诺包括律师费、一年几万的生活费、两年之内得到大赦出狱等。对于许诺是否会兑现,这些人却一直疑疑惑惑的。如果连审判之前的费用都不能及时到位,对于自己入狱之后的将来他们怎么会有安全感呢?被抛弃的感觉总会产生——就像是沸锅里往上冒的气泡,捂都捂不住。
      这里面,倒只有李迪是一个例外。他还是保持着他原来理想主义的色彩。他向上面保证他的沉默,并再三宣称——他的沉默不以金钱为代价。
      除了“堵嘴钱”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掩盖”行动即将面临的难以对付的问题。这就是——涉案的人害怕坐牢。所有涉案的人,在他们得到一个“好的照顾”的承诺的时候,也许确实想过——就豁出去坐上两年牢。但是,当这种想象越来越接近现实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是不同的。这种反应不仅与每个人的个人素质有关,更与他们原来的地位和处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很自然——越是原来处境比较好,地位比较高的人,就越无法接受坐牢这个现实。至于一些曾经或正在当着高官的人,更是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去坐牢”——这样可怕的念头。对于他们来说,从白宫的座上客沦为阶下囚——无论刑期长短,哪怕只坐一天牢,也是人生一个毁灭性的质变,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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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10 20:34:4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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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执法是司法部门一个强有力的威慑。在坐牢即将变为现实的最后一刻,涉案者的心理防线是最容易一下子全面崩溃的。在一瞬间,他们会象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愿意讲出一切真相以换取能够待在监狱外头。所以,在整个“掩盖”行动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参与“掩盖”的人对于这一现象的估计远不够充分。相反,包括尼克松在内——他们总是对于越上层,越是自己身边的人,信任的程度越高。却没有预料到这些人实际上有着比常人更为薄弱的弱点。这样,他们的“掩盖”行动从一开始,几乎就是在一个火药堆上进行。他们安全的唯一希望,就是连接向这个火药堆的每一条引线都被掐断。
      可是,火药的引线已经从几个方向被点着了。
      首先——“水门案件”已经被联邦调查局盯着的那几个涉案者,已经被大陪审团批准由检察官起诉。“水门事件”要正式开庭审理了。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司法分支在这个案子上的作用,正式启动了。
      负责这个案子的法官名叫西里卡,年轻时当过职业拳击手。他很早就念完了法学院。68岁时,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成为联邦地区法庭的一名首席法官。他也是一名共和党人,出名的保守派。他本人也痛恨六十年代风潮中自由派的观点和作为,以及自由派对于美国传统生活的冲击。他个人的政治倾向看上去几乎和尼克松一模一样。因此,在他以往的法官生涯中,他的判案有不少被自由派占上风的上诉法院所推翻。这对于一个首席法官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记录。
      就在刚刚开始的“水门事件”审理过程中——在对李迪起诉时,开庭不久,他已经有两个决定被上诉法院推翻。
      一个被推翻的决定是——《洛杉矶时报》的一名记者有一份采访录音,采访对象是“水门案”的一个被告——也就是“水门事件”发生时,那个悠悠地在大楼外观赏夜景,忽略了那两个“嬉皮”打扮的便衣警察,“玩忽职守”的望风者。在被采访时他说出了一些实情,而这些实情的坦白显然是有利于对李迪的定罪。法官西里卡就要求这名记者交出采访录音带。
      谁知这名时报记者居然不干。因为在美国,记者与他的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就像律师和他的客户,心理医生和他的病人,神父和他的信徒一样——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是受法律保护的。记者的新闻来源受到“新闻自由”的宪法保护,如果他不愿意交出来,谁也奈何不了他。法官西里卡一怒之下,就以“藐视法庭罪”当场拘留了记者。因为判“藐视法庭罪”在美国是法官的权力,不必通过陪审团。但是,如果被判的人不服,当然可以上诉——由上诉法院对于法官的这一权力进行监督和审查,以防止法官的权力被滥用。结果记者上诉之后,上诉法院立即下令:限法官西里卡在两小时内把记者给放了。他当然只好乖乖地服从。
      另一个被上诉法院推翻的判决是有关证据呈堂的问题。这我在去年给你的信中也提到过的——在美国,由于宪法修正案对于搜捕状的严格规定,因此,所有在法庭上出现的证据都必须是合法得到的。凡是以非法手段得到的证据都不得在法庭上出现。判定证据是否可以呈堂,也是法官的权力,但是这一权力同样受到上诉法院的监督。
      当时,对李迪起诉的证据之一——是我前面所提到过的——联邦调查局曾经在法律限定还不很明确的情况下,应尼克松的要求在白宫装的电话窃听器的录音。这个电话并不是李迪打的,但是其涉及的内容与案情有关。
      结果,打电话的人得知录音要呈堂,立即向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请求帮助。这个联盟我在去年也向你介绍过,他们专门提供最好的律师,为公民权受到侵犯的平民打官司,甚至经常是免费的。这一次,他们又代表了那名打电话的人,在电话录音呈堂之前提出异议。最后,法官西里卡判定该窃听录音可以呈堂。但是——这一判定又被上诉法院给否决了。
      西里卡法官在他以往的判案历史中,尽管有过多次被上诉法院推翻的记录,但是,他也有他审理判案的特点。——那就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他会把这个权力用足。你知道——在美国法官是没有权力判定被告是否罪名成立的。这一权力始终在陪审团手中。但是,在判定“罪名成立”之后,同一罪名的刑期长短,是有一个有限的可调幅度的,也就是同一罪名可判的最高刑期与最低刑期之间,有一个差距。在法律规定的限度之内量刑,法官是有一定的权力的。西里卡就常常把判最重刑期,作为自己对罪犯的一个威慑武器。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有些迷惑:既然法官西里卡与尼克松以及被告李迪一样,也同是一个共和党人,也同样持有十分顽固的保守派观点,那么他对落在自己手上的这么一个案子,一个对于自己所属的政党在竞选中发生的丑闻案件,为什么非但没有庇护和“手下留情”的倾向,看上去反而好象是在着力地“追杀”呢?
      这个问题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在美国,法官西里卡的反应也是很自然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前面也有过介绍:在这里除了少数政治活动家,个人对于一个政党如果产生认同的话,他基本上也只是观点认同,而几乎没有什么组织上的认同。所以,法官西里卡不会对政党组织有任何的顾忌和心理压力。他是一个终身的共和党人,只是说明他是一个具有非常固执的保守派观念的人而已。
      更何况,他还是一个保守派的法律工作者。事实上,在这一类保守派的观念中,希望保持传统生活和传统价值观——崇尚秩序,把法律作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对违法和破坏秩序的现象深痛恶绝,主张严厉惩罚等,是十分典型的,也更符合他们的信念逻辑。对于法官西里卡,他认的就是——维护秩序,其余的六亲不认。任何犯罪现象,落在他手里就要一追到底,因为他觉得这才是实现他个人理念的最佳方式。
      因此,法官西里卡不仅不会受到来自于任何与政党有关的组织压力,而且,虽然他和尼克松“同属”一个共和党——尼克松还是该党推出来的领袖,那么,堂堂尼克松总统和他周围的人,是否就可以贸贸然就以“同党”为名和法官“套个近乎”,打个招呼呢?那可不行,“妨碍司法”,那可是重罪。
      结果,法官西里卡在他自己的信念下,在预审听证中就发出连珠炮一样的“重磅”问题。他要检方注意:陪审团想知道的是——谁雇了这些人;他们去干什么;是谁付的钱;是谁“发动”了此案。法官西里卡的目标显然不仅仅是眼前已经站在被告席上的几个人,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了一追到底的作风。
      但是,法官西里卡第一个回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已经起诉的那几个家伙——当然包括李迪在内,一个个纷纷开始表示“认罪”。
      这里我解释一下:在美国的法庭上,按程序要先向被告宣布所指控的罪名。然后被告可以在咨询律师后决定——自己是否认可“罪名成立”。如果被告否认,就按照法律程序继续审下去。在审问过程中,各种证据将呈堂,各个证人也将被传来作证。律师会当庭向证人提出不同问题。因此在律师的努力下,在一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不论是发现新的情况,还是发掘出新的涉案者都是有可能的。同时,由于一个案子的审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一般检方都鼓励被告“认罪”,以免去冗长的审理。为此,一般还会以减刑作为“认罪”的交换条件。所以,一般凡是证据确凿无法抵赖的案子,被告一般会选择“认罪”以换取减刑。这种情况下,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一种选择。事实上,美国大部分的刑事案,都由于检方掌握确凿证据而以被告认罪而迅速结案。
      不过,看到这里——你千万不要脑子里就冒出我们都很熟悉的那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因为在这里,“认罪”并不完全等同于“坦白”。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只是认定自己有罪,他完全可以在“认罪”的同时,并不“坦白”与他人有关的全部案情。再说,一旦被告宣称“认罪”,继续审理也就不存在了,律师也不再有机会在法庭上步步紧逼,追出漏洞和其他的作案人。作为检查官,对于这一名特定被告的起诉,是在罪犯“认罪”的一刻就宣告成功了。但对于想揪出罪犯后台的法官,罪犯“认罪”——可能反而是意味着一个失败。
      这个案子,恰恰就是这样。审理才刚刚开始,被起诉的涉案者就全部认下罪名,审理似乎也就到头了。法官西里卡眼见着一条条幕后的“大鱼”有可能就在他的手里轻轻滑过去——悄没声儿地逃出法网,真是心有不甘。但是,检方试图进一步以减刑为交换条件,诱使几名被告作出全部实情坦白的努力也没有成功。法院这一头的戏——好象是唱不下去了。
      法官西里卡决定拿出自己的“杀手锏”。他先是把宣判的日期往后拖了一拖,然后,向几名已经认罪的被告预示了法律许可范围有点儿吓人的刑期。他说,将要宣判的结果——全看这些人与国会听证会以及大陪审团合作的情况。如果他们不合作,他将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尽量判长的刑期;反之,他将手下留情。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这些被告自己的案子尽管随着“认罪”而宣告结束了,但是,检方还在考虑起诉其他涉嫌者。所以这个案子的大陪审团并未解散,他们将继续举行新的听证会。只是——随着这些认罪者本身案子的结束,他们就将从被告而变为其他涉嫌者诉案的证人。也就是说,政府权力的司法分支对“水门事件”的干预并没有完全结束。可是,如果这些证人全部不配合,大陪审团就很难批准对高一层人物的起诉,因为他们并没有被当场活捉,所暴露的罪证没有下面这些人那么多。因此说,这些已经认罪者的证词将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法院能否在这个案子上进一步有所作为的关键。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权力的另一个分支——立法机构国会,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也已经正式启动——参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已经成立,听证会迫在眉睫。这些涉案的被告无疑也将成为国会听证会的证人。
      西里卡法官的“杀手锏”,就是针对这些“认罪者”在以上两个即将展开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态度,所发出的警告。
      法庭的第一个回合并不算成功,下一个回合也前途未卜。然而,西里卡法官明白:即使司法分支最终没有成功地掌握“水门事件”幕后人的证据,也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民就已经认输。他知道国会调查将是一股很强的力量。他说,“大家都知道,国会将就此案展开调查。我不仅作为一个法官,也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公民,并且是作为成千上万盼望得知真相的人们之一。我坦率地希望——参院在宪法所赋予国会的权力之下,把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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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10 20:40:5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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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国会对于行政部门的调查,历来就是极难对付的。因此这个“开关”一启动,尼克松以及他周围那些正在从事“掩盖”行动的人,立即就如临大敌。尼克松本人在二十多年前,也担任过国会的调查委员。当时,他也曾成功地抓住过别人的伪证。如今,他却在指使自己的部下去作伪证,这不可能不使他感到心里发慌脚底儿发虚。
      凡是国会的这类听证会,证人也都必须在作证前宣誓。一般地说,整个作证过程都是通过电视——向全美国民众播放的。这就是说:证人将在全美国人面前,一手按着圣经,并举起另一只手宣誓,誓言自己说的将句句都是实话。对于那些可能被国会传去作证的高层官员们,如果当着全国的人民的面在“誓言之下”作伪证——那将冒多大的政治风险乃至刑事风险?!
      国会参院的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后,有一个准备阶段。因此,正式的听证还有三个月时间。尼克松和他的几个亲信顾问再三分析形势商量对策。例如:那已经“认罪”的七个被告,肯定都会被国会传去作证——他们会松口讲出真相吗?可他们连最起码要送到的“堵嘴钱”都没有把握筹齐……他们还考虑:迫不得已时,是否就再让前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正副主席米切尔和麦格鲁德——顶上去做替罪羊等等。
      谁会料到——在国会“水门事件”听证会之前的三个月里,尼克松不仅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对策,反倒错下了一着棋。前面曾经提到过:尼克松的司法部长始终没有向白宫透露“水门事件”的调查进展。但是,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格雷却是尼克松的一个亲信,他曾经透露过一些“水门事件”的调查情况给白宫,不过也没有涉入太深。不管怎么说,从法律的角度说,他也已经是一个“有罪的知情者”了。前面也介绍过:尼克松趁着连任总统职位的时机,想要调整下面的班子。也许首先是考虑格雷的忠诚,其次格雷已是一个知情者——尼克松想安抚他吧。总之,尼克松在联邦调查局的原局长去世缺任的情况下,决定提升副局长格雷为新一任的正局长。不知为什么——这一次,老谋深算的尼克松居然忽略了“国会审查新提名行政官员听证会”的严重性。
      格雷的提名一到国会,国会对格雷的审查居然很快集中到他在“水门案件”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这样,审查提名格雷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听证会,就迅速演变为国会“水门事件”听证会的一场“预演”。
      这个国会听证会毕竟是格雷升官的资格审查,因此前往国会参加听证的格雷——只有兴致勃勃地准备提升局长的思想准备,却没有在这个时候接受“水门事件”严肃调查的预感。所以,他对有关自己在“水门事件”中应承担什么责任的各种问题,根本没有充分的应对准备。
      在格雷听证会的第二天,尼克松和他的法律顾问迪恩就发现情况大大不妙。尽管尼克松很想撤回他对格雷的提名——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已经无法去关掉这个程序的开关了——格雷这个“提名局长”是想当不想当都得去应聘了。
      可能是格雷在参院突如其来的有关“水门事件”的发问下慌了神,本能地就试图推卸责任——也可能是他在国会听证会上也不敢撒谎。不管怎么说,在国会审查格雷的新任命的听证会上,他把总统顾问迪恩对联邦调查局“水门调查”中的插手和干扰,几乎全给讲出来了。
      在此之前,在调查“水门事件”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过迪恩这个人。你也看到了:直至事件发生,迪恩确实一直也是“圈外人”。事实上他没有参加“水门事件”,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有关这一事件的证据和证词是指向他。他是在“掩盖”行动开始之后,才扎进去的。因此准确地说,他确实不是一个“水门事件”的罪犯。但是,他现在却在以一个涉嫌者的形象慢慢浮出水面——他是一个“干扰司法罪”的嫌疑者。
      从这一刻开始,尼克松和他周围的人,大概是有点醒了。在此之前,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对“水门事件”本身进行“掩盖”上。而到了这个时候,当他们的“掩盖”行动本身开始曝光,他们必须意识到——既然由“水门事件”的犯罪行为而导致的“掩盖”行动的种种作为就是“干扰司法”罪——而且,这是一项更为严重的犯罪——那么,“掩盖”行动本身就更需要“掩盖”。可问题是,那“新的掩盖”又是什么呢?是否还需要“更新的掩盖”呢?而每一次“掩盖”都无疑会留下或多或少的蛛丝马迹,不进一步“掩盖”又怎么行?这无穷尽加速恶性循环的前景——已经吓坏了所有的“圈内人”。
      事至如今,面对已经无法抹去的“过去”,不继续“掩盖”似乎也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可是,我已经说过,“掩盖”行动已经成为一个不断会长出新的脑袋来的多头怪物——怎么砍也砍不及……
      这时是1973年的三月初,是尼克松第二个总统任期刚刚开始的两个月之后。除了政府权力的司法分支和立法分支这两个方向之外,在第三个方向——又一根导火索被点燃了。三月八号,就在格雷听证会开始的第八天,《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详尽的报道,记述有关尼克松的私人律师卡姆巴赫在“非法使用款项”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向民众介绍了卡姆巴赫与“水门事件”的“堵嘴钱”的关系。这是又一个由于涉及“掩盖”行动而被曝光的白宫官员。同时,参院的调查员也迅即开始调查这位尼克松的私人律师。参院也已经提出——将会要求包括迪恩和卡姆巴赫在内的几名白宫顾问到听证会作证。
      在第一个回合中看上去并不成功的司法分支这一头,法官西里卡的“杀手锏”其实也在无形地起作用。他对于已经起诉的七个人的刑期宣布,定在三月二十三日。这里面,四个是古巴难民,他们基本上只是受雇干活,知道的内情十分有限;而另外三个人,就是与上一层官员的连接点。他们手里都有相当可观的“内情”——可以作为用来交换“宽大”的筹码。
      李迪是个理想主义的狂热极右派,从头到尾坚持了“沉默石墙”的角色。但是,对于另外两个人——在现场与古巴人一起被抓住的窃听专家麦克考尔德,以及和李迪一起指挥“水门事件”的前白宫顾问亨特,法官西里卡所威胁判处的漫长刑期,一直在他们耳边嗡嗡作响。
      终于,前白宫顾问亨特——在审判之前沉不住气了,他向白宫发出了威胁。他的要求就是钱。他为自己保持沉默开出了新的价码,并且给出了最后的限期。他提出——如果白宫不能满足他,他就全部交代。要知道:仅仅不久以前,亨特还是尼克松的一个亲信顾问——谁会想到,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可能发出这样的威胁。这已经是一个信号,它说明——从此,由于面临的处境不同,这一圈人的分化及关系的恶化——已经势不可挡。
      前白宫顾问亨特尽管已经和尼克松撕下了脸皮,尽管他提出的钱的要求也非常难办,但是——毕竟还是有可能解决的。如果说,他的要求还可以用钱去摆平的话,那么接下来另一个被警察当场抓住的“认罪被告”麦克考尔德,对他所不顾一切要达到的目标——白宫就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这位窃听专家他要什么呢?虽然他自己是被当场抓住了,但他要求自己在法庭上承认了全部罪行之后,仍然能舒舒服服地留在家里,而不去坐牢。——他思来想去——一天牢也不肯坐,他一心就是要能待在家里。
      当然,作为一个多年的政府官员,麦克考尔德不至于愚蠢到连总统的权限都不知道。判刑是美国政府司法分支的事,总统只是行政分支的头儿,井水犯不了河水——想管也管不到的事儿。他倒是表现得比亨特平静得多,没有频频向白宫提这提那要求。可是,他一天也没有停止琢磨,他不停地想出一些自救的花招,当这些花招都不起作用,而判刑的一天又逐步逼近的时候,他只有最后一招了。
      麦克考尔德给法官西里卡写了一封信。这一天是三月十九日,正是法官西里卡六十九岁的生日。他看完信,又把它重新封了起来。法官西里卡只悠悠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我一生得到的最好一件生日礼物——它将把这个案子兜底翻开。”
      这一切的发生,尼克松和他的“掩盖”行动的主要人物,还都被蒙在鼓里。不过,即使没有麦克考尔德,他们的面前已经是一张千疮百孔的遮羞布:面临即将开始的国会听证会,面对新闻界的追踪,面对几名白宫顾问的曝光,面对亨特向法院坦白的威胁和筹集“堵嘴钱”的重重困难……导火索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座位下刺刺作响——在尼克松行政系统下的司法部,又查出了前白宫顾问亨特和李迪,在“管子工”时期闯入艾尔斯博格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的旧账。
      在三月二十一日,审判七名被告的前两天,尼克松召集那几个“掩盖”行动的主要人物开会商量对策。第二天,同样性质的会又开了一次。
      在这次会上,尼克松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前顾问亨特的威胁。尼克松在会上十三次提到要付亨特的钱。尼克松关照“一定要做好证人的工作”。尼克松还谈到如何在今后两年里搞现金。尼克松关照有关他们自己“妨碍司法”的情况,要一刀切去等等。那天晚上,他们把亨特所要求的现金的一半,派人偷偷扔进了亨特律师的信箱里。
      在这两天的会议之后,尽管他们还在商量和进行新的“掩盖”活动,但是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象一条恶狗般紧紧撵着他们。因此除了尼克松之外,其余的几个人——都纷纷开始为自己寻找律师。
      五个月后,当尼克松被迫交出他的录音带时,那次会议的录音是当时的特别检察官听的第一盘带子。听完之后,检察官们就郑重地向尼克松建议:自己去雇一名刑事律师。
      三月二十三日,对七名“水门案件” 已认罪的被告宣判的日期。开庭之后,法官西里卡宣布:被告麦克考尔德有一封信给法庭。随后,书记官打开信之后交给法官——西里卡当庭开念。主要内容是:被告曾受到政治压力而保持沉默;此案凡涉及政府部门,涉及他们的作用及作案理由——都有人作了伪证;此案尚有其他罪犯。
      之后,人们形容这封信就活像一颗炸弹一样,在法庭上当庭炸开。记者们就像被炸飞了的弹片一样,一休庭就直扑每一个电话机。不出多久,这已经是全美国民众嘴里的一条新闻了。
      你是不是以为:这一来,“掩盖”行动彻底破产,尼克松的“水门”故事就可以结束了呢?那——你可就小看了权力的魅力和威力了。权力的魅力,使得尼克松无论如何不会轻易就交出白宫。而权力的威力,则使得掌握权力的人,会有比一般人具备强得多的能力去对付自己的危机。
      因此,这个本来根本不起眼的“水门事件”,随着尼克松的顽强抵抗也越演越烈,直至最后部分的高潮迭起……
      今天已经很晚了,等我下封信再向你介绍吧。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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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11 09:30:27 | 显示全部楼层
您发表的的东西有什么意图吗
sunxiaojun 发表于 2010-8-10 22:50


楼上,好象我前面有提到:知己知彼。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先人的这个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另请参看——[转贴]人民大学教授刘利华发布:普世价值立场宣言
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380810

谢谢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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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11 09:40:21 | 显示全部楼层
08.国会网住了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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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上封信我谈到“水门事件”在司法审理过程中,终于炸开了一个缺口。
      但是,聪明的法官西里卡虽然还不知道他到底将拖出多大的一条鱼来,可他至少知道,鱼越大就越难网住。因此,他丝毫没有因为手里捏着麦克考尔德的信,就以为万事大吉了。他不仅知道自己还有不少沟沟坎坎要跨,而且还想到,如果在这条线索后面是一条真正的大鱼,那么单靠司法分支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问题很明白是出在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这一部分。所以,他首先考虑的就是在促使立法分支对行政监督的这个方向——他得再上去猛推一把。
      法官西里卡的顾虑,不是多余的。法庭上的爆炸性消息传到白宫的时候,尼克松在震惊之余,一方面安抚部下——说麦克考尔德知道的东西并没有多少,坦白也不会造成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他立刻开始召集圈内属下商量新的对策。其中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既然如此——干脆用司法之“盾”,挡国会之“矛”。先截断立法分支的进攻,争取把问题控制在司法程序的初级阶段,然后把线索掐断在这一道门槛。
      这具体是怎么个的一个计策呢?——就是在参院听证会之前,抢先要求进入司法程序。可是,尼克松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是等于自投法网吗?这里面当然大有讲究。
      国会的听证会,是宪法设计的权力制约与平衡的机制之一,即国家权力的立法分支对于行政分支进行监督审查。如果是一个平民,你没有一定的证据,是不可以对他提出刑事起诉的。事实上,没有绝对充分的证据,也很难给一个平民定罪。——这从我去年介绍的辛普森案中,你一定已经深有体会了。但是,对于政府行政机构和它的官员的作为,就要受到远为严格的监督和限制了。
      在发现政府行政机构及其官员行为的诸多疑点的时候,即使还没有够得上提出法律控诉的证据——国会就已经可以根据这些疑点而要求召开听证会了。国会听证会虽然不是法庭,但是,它的严肃性以及对行政违法穷根追底的劲头绝不比法庭差。更具威慑力的一招就是——一般它都向全国作电视转播,一切都是公开的。这样,国会听证会往往会起到“准法庭”的作用。所以,行政官员与平民百姓相比,受到的监督就更多一层——受到的保护也就少了一层。
      但是,不论国会听证会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听证会是不会给你判刑的。如果在听证会上,确实追查出了刑事犯罪的证人证据,那么听证会一结束,下一步是移交司法系统——进入司法程序了。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就是按照司法的一套规矩去走。法庭的被告都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没有充足证据都无法定罪。但是一旦定了罪,就得坐牢了。
      那么,尼克松他们为什么要跳过国会听证会这一层,反而愿意进入司法程序呢?我们先预想一下:如果举行国会听证——将可能发生什么?
      对于尼克松们来说,在法庭证人已经宣布要坦白的时候,举行面向全国公开的国会听证会,无疑立马就是一场灭顶之灾。你想——如果让证人在国人的众目睽睽之下一下子把全部事实都摊开,而把白宫后台一下子推到前台。可以想象——全国民众的愤怒会立即如狂潮般将尼克松的白宫毁掉,连缓冲筑堤抢救的时间都不会给他们留下。——这当然不是尼克松们想看到的后果。
      可如今已经处在最后的紧急关头,若要阻挡这样的事情发生,除了以毒攻毒——主动要求直接进入司法程序,已经没有别的阻挡办法了。因为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政府官员的问题,已经严重到足以进入司法程序的阶段,那么国会听证这个“准法庭”的阶段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了。虽然国会也可以坚持照样开听证会,但一般来说,国会会接受这个建议——取消预定的听证会,让国会将问题直接转到司法系统的可能性很大。尼克松们当然也不想和司法分支打交道,只是——两害取其轻,也只能这样以退为进了。
      你可能要问: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司法方向造成的伤害可能更轻一些呢?如果他们成功地阻止了国会听证会,他们又怎么对付司法分支呢?他们又怎么可能把线索掐断在司法程序的初级阶段呢?
      这是因为,如果进入司法程序,首先就是召集大陪审团举行听证会。而关键的是——由于这是起诉之前的听证,所有这样的听证按规定是秘密举行的。
      同时,美国司法部门为了尽快搞清案情真相,为了打消证人的顾虑,一向有与证人进行有限度的交易。这种交易的效果最突出的——就表现在给贩毒集团首犯定罪的案子里。例如,以既往不究不起诉为条件——交换贩毒集团内的知情者出来作证,并且作证后甚至帮助他们改头换面,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否则,对于很多组织严密的贩毒集团——即使警察千辛万苦破了案,也因为缺乏关键证据而无法说服陪审团将罪犯定罪。
      也就是说,证人以提供“案情真相”交换对证人的“不起诉”——这在起诉前的大陪审团听证阶段,是常有的情况。当然,这种交易是有限度的。但是在整个司法程序中,这确实是十分罕见的,有商量回旋余地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猜对了——尼克松们打的就是这个阶段的主意。
      由于这种交易是有限度的,所以,他们可以在这个阶段有限地抛出几个“死老虎”——例如前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正副主席米切尔和麦格鲁德。他们本来就是“水门事件”的直接指挥,窃听专家麦克考尔德一坦白——他们本来就已经在劫难逃了。可是,白宫里面的人却可以在事先与司法部门作交易。以“出来作证”来交换“不起诉”。
      这样的一种交易是否有希望呢?他们至少认为还是有一些把握的。
首先,在司法程序的这个初级阶段——严格地说——是政府权力的两个分支的接合部,就是政府行政部门的司法部和政府司法分支的法庭的交接点。因为,只有在大陪审团批准起诉之后,才算是将案子真的交到法官西里卡手中了。在此之前,尼克松所领导的司法部之下的检察官,在这个“证人交易”里还是有相当大的发言权的。
      其次,毕竟这个刑事案件牵连到白宫,牵连到可能要总统出来作证。这些——都是没有先例的。谁也不知道这样的交易幅度到底应该怎样。既然没有先例,可争取的空间也就更大一些。
      如果——尼克松们的这一招能够如愿以偿的话,就切断了政府权力三个分支以及新闻媒体在制衡关系中的互动作用。在美国的建国者们设计了“收银机”之后的近两百年来——它的机制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大的挑战。
      就在这最后冲刺的紧要关头,法官西里卡似乎也早在担心白宫走出这步棋。于是,为了推动国会召开听证会的决心,他已经动作敏捷地抢先跨了一步。在宣判的前两天,也就是在麦克考尔德的信公布的前两天,他邀请参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的顾问——一个名叫戴希的法学教授,前来旁听他敦促被告与参院合作的谈话。并且,因此而促成了决心坦白的麦克考尔德与戴希教授的单独谈话。
      法官西里卡的这一推动异常有力。因为麦克考尔德对戴希教授透露的情况,使戴希教授十足地大吃一惊!这等于在参院的听证调查决定上,又锤下了一颗铁定的钉子。
      推完参院这一头,法官西里卡决定在证人一方继续加大压力。他又一次使用了他的杀手锏:在那次宣判会上,他除了对要求坦白的麦克考尔德延缓判决之外,对其他几名被告只宣布了“临时判决”。“临时判决”的刑期都很长。接着他宣布:“正式判决”将在三个月后,届时——他将根据被告与参院及大陪审团的合作程度,重新判定他们的正式刑期。
      法官西里卡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对被告们说,“我建议你们与大陪审团和参院调查委员会充分合作。你们应该明白,我并没承诺什么,也不抱任何希望。但是你们如果决定和盘托出,我会重新评估刑期,其他因素也会得到考虑。所以我在此特作说明——因为这是你们自己可以作主的。”
      这个关键的较量,尼克松这一方又十分被动地落后了。当他们还在准备他们的计划时,国会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决定借助公众舆论的支持了。戴希教授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他只宣布麦克考尔德向他提供了其他涉案者,而拒绝透露包括具体姓名在内的进一步的任何情况。
      新闻界立即被连锁地推动了——记者们如黄蜂般四处见缝插针地去搜寻追查相关的消息。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不仅在整个“水门事件”过程中探出大量内幕作了许多报道。此后他们也几乎成了“水门事件”的专家——他们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写出了好几本有关“水门事件”的书。直到最近还写出新书,书名挺有意思——叫做《都是总统的人》。
      而《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则终于探到了前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席麦格鲁德和总统法律顾问迪恩的名字。在名字见报之前,这名记者在总统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迪恩涉案一事向白宫的新闻秘书追问。这位新闻秘书却以诬陷控告相威胁。记者根本不把这样的威胁放在眼里——迪恩的故事当然就开始上报。
      反过来,倒是迪恩自己沉不住气了。尽管他自己就是尼克松总统的法律顾问,他还是在外面给自己请了一名律师。
      尼克松们想跳过国会听证会这一关,看上去——已经越来越困难。
      然而对于尼克松们来讲,越是这样的局面,越是不能举手投降——这对于他们已经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他们又准备用一个含糊不清的“行政特权”来抵挡。
      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三权分立的一个部分。在正常情况之下,政府权力的三个分支是独立的,相互之间无权干扰干涉。例如行政部门就有“行政特权”,一般情况下作为立法部门的国会无权过问他们的正常行政工作。
      可是,仅以此条显然很难档住。因为国会现在手里掌握的证据,足以说明白宫的操作“不在正常情况之下”——国会的调查是站得住脚的。所以,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这一个挡箭牌。
      剩下来的挡箭牌就只有“行政程序”这一条路了。这一条还是原来的老花样——就是强调进入司法程序,使参院调查成为“不必要”。可是在眼前的局势下,这样的抵挡能否成功——他们却毫无把握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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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11 09:45:35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形势的发展非常快。到三月底,尼克松已经被迫放弃对听证会的抵挡,宣布——白宫人员可以“非正式地”参加听证会,在“总统的指导下”出席大陪审团的听证。
      尼克松总统在作出这个“退让”宣布的时候,如果他看到了自己的法律顾问迪恩当时正在家里做什么的话,这个“退让”——也就算不上是什么打击了。
      迪恩那天在家里做什么呢?——他在约见自己的律师。
      在尼克松的那些白宫顾问中,只有一个人是比别人还多一块挡箭牌的。他就是在“掩盖”行动中涉案最深的迪恩。他为什么就可以多一层保护呢?因为他的顾问头衔与其他人不同——他是“法律顾问”。正因为在“顾问”前多了法律二字——他就可以援引“律师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受法律保护”这一条,声称他不必向调查委员会作证。但是也许正由于他是一个法律顾问,一旦出现“兵败如山倒”的迹象,他最清楚自己将会面临什么后果。就算他可以在出席听证会的问题上能够比别人多抵挡一阵,可是他很清楚,这只能延缓自己吞咽这个后果——而不能真正逃出这个危局。
      因此,迪恩这个尼克松总统在“掩盖”行动中最信任的人,也是在“掩盖”的阶段给尼克松出谋划策最多的一个人,已经开始考虑自己“丢车保卒”的方案了。他想来想去,自己的双脚已经深深地陷在这片泥沼里,除了把尼克松作为一块坚实的木板铺下来,踩上去——他再也没有别的逃生之路了。
      所以,作为尼克松法律顾问的迪恩,这时开始约见他为自己请的律师了。
      迪恩的律师先当然请他陈述事实。律师的职责就是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在法律的范围内,以最好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客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说,迪恩的律师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因为在他听到一半的时候,就明白他的当事人的麻烦有多大了。因此,坚持当场就要给检察官打电话——让他的当事人迪恩尽早与检察官讨论“证人的交易”。律师知道,迪恩必须及早拿“真相”去交换宽大——否则,他就完了。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整个司法程序中少有的允许讨价还价的一个环节。
      当迪恩在律师的安排下与检察官进行接触的时候,并不是象你我想象的那样——一开始先谈交易的条件的。因为前面提到过——交易是有的,但是交易是有限度的。所以,在美国的司法界,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会把认罪交易留在最后谈。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只有当证人把一切都说出来之后,检察官才知道证人本身在案子里究竟犯了多大的事儿,才有能力判断能够给出多大的交易。
      那么,证人是否会担心讲了之后检察官又耍赖呢?一方面,检方将保证暂时不在案子里使用听到的材料——不录音,这些条件都是由律师代表证人考虑过,保证不会让证人的利益受损。另一方面,证人谈完之后,检察官的信守诺言的信誉是以整个司法系统的正常运作为保证的。也就是说,检察官要是不按惯例操作的话,以后你就再也没人上你这儿坦白来了。在一个成熟的司法体系中,各个方面就会表现得严守游戏规则,证人在这方面的顾虑就要少得多。
      只是,在这个案子里——作为证人的迪恩比一般的证人有更大的顾虑:那就是检察官是否会按常规向他的上级汇报。要知道——检察官的上司可就是司法部,而司法部的上司可就是总统尼克松。这么一想——没法儿让身为尼克松法律顾问的迪恩不感到紧张。于是,两个检察官在迪恩开口之前,作出了一个额外的承诺——就是不向上司汇报。
      迪恩一步一步地——终于把除尼克松本人之外的全部情况都一锅端出了。这是检察官在见到迪恩之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在此之前,他们虽然预料迪恩的坦白会使案情有大的进展,但是现在他们才看到——他们以前连主攻方向都还远远没有摸准。
      在此之前,他们眼睛里基本只有“水门事件”。他们进攻的方向也只是对准这一事件的当事人、策划人以及后台。谁知道闹了半天,“水门事件”只是一台大戏的序幕,而由此引出的大规模妨碍司法的罪行——就在这个政府行政部门的核心恶性演出。原来,这才是他们应该好好下功夫瞄准的目标。而且,这些罪行——这种行政分支利用职权对司法的违抗,至今尚在进行之中。这一下,见多识广的联邦检察官可是真正地傻眼了。
      几天之后,这两个检察官的肩膀再也扛不动这份“秘密”的重量,他们只能破例违背了对迪恩的诺言——把这副担子卸给了他们的上司司法部副部长裴德森。谁知,他听了之后同样也傻眼了。
      我已经介绍过——迪恩交代出来的主犯之一米切尔,是从司法部长的职位上辞职,去担任共和党再任委员会主席的。所以,他也曾是裴德森的老上级。总之——眼看着他声名显赫的老上级老同事们,马上就将站上被告席而成为被起诉数项重罪的被告,这位司法部副部长马上想到了尼克松。最后他脱口而出,“总统会被弹劾的!”他毕竟是老牌的法律工作者,尽管迪恩至此尚未松口讲出尼克松的名字,但是裴德森知道,既然白宫众多高级官员都深陷其中,那么不论总统是失职还是涉案,都已经无法避免——众院弹劾动议的提出了。
      下面的一步是当然的。裴德森只是一个副部长,他马上去找了现任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他的反应和前面三位不同,他首先冒出的念头大概就是——“栽了”。你一定还记得——“水门案件”一出来,李迪到高尔夫球场找的就是他。所以从理论上说,他也应该考虑给自己找一个律师了。事实上,不久之后他也不得不辞职了。
      在这个时候,迪恩大致已经知道:以他在“掩盖”行动的主谋地位,要把交易做到完全豁免,大概是很困难的。但是,他还是决定加大筹码,以争取最好的结果。于是,他把所知道的白宫“管子工”的那些为非作歹——也全交了出来。这么一来,他的交代里面几乎就只差“总统”二字了。
      不久,尼克松终于知道了自己的法律顾问迪恩对他们的背叛,也知道自己的名字已经悬在迪恩的嘴边——只待稍一松口,就会溜出来。尼克松和下面的人,又聚在一起继续商量“掩盖”对策,只是现在少了以前的一个主角——迪恩。
      我也不清楚:那些已经被迪恩说出来的人,是真的对总统忠心耿耿呢?还是知道自己反正逃不过一劫——就冷静下来了?他们一致同意全力保住总统。当然,他们可能考虑——这对于尼克松以及其他的人,都是上策。因为对于总统身边的人,既然逃不掉要坐牢的话,只有把尼克松依然留在总统的位置上,才可能在将来——运用总统的大赦权去解救他们。
      大赦权力确实是宪法赋予总统的一个特权。尼克松却想在关键时刻把它当作自卫的武器来使用。尼克松们不用猜就知道:迪恩把他们当筹码,就是为了换取豁免起诉。一旦换到豁免——再怎么身败名裂,总比待在牢里强。
      可是,他们又深一步往下想:如果断了这家伙的这个念头呢?如果迪恩豁免不成,他不是也得坐牢——也要指望总统的大赦了吗?这不也是一个交易吗?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要让迪恩对总统口边留情——别的都没用——唯一的办法是断了他争取“豁免”的想头。逼他往牢里想,逼他把尼克松当作自己以后打开监狱的一把钥匙——而紧紧含在嘴里。
      这样决定之后,尼克松总统就在电视里发布了一条声明。其中有一条是——由于“水门案件”调查的发展,在行政部门中担任重要职位的任何人,都不应享有免于被起诉的豁免权。明里,尼克松在全国民众面前卖了一趟乖——摆出一副对自己掌管的行政系统官员绝不偏袒的姿态;暗中,则是在履行了他们的计划——企图断掉迪恩对“豁免”的幻想。
      1973年四月中旬,尼克松连任后的第三个月。整个美国还是相当平静,尽管报纸上在逐步推出“水门事件”的审理调查新进展,但是总的来说,社会大众还是以为“水门事件”只是一个已经过去的“竞选小插曲”。对于报上逐步出现的有关白宫有人参与此案的消息报道,由于白宫和尼克松的矢口否认,大家也显得将信将疑。
      你可以感觉到:前面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凭新闻界的能力在一天两天就能够挖掘到的。因此,美国公众此时基本上还是远远地站在外围——静候发展。但是,新闻界始终在坚持不懈地努力——温度正在逐渐升高。有关的报道已经从登载在报纸的第十几版,逐步上升到了头版。
      这里,我得提一下另外一个案子。你还记得“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里头那个叫艾尔斯博格的“泄密者”么?尼克松曾对他恨之入骨,因此专门组织“管子工”对他进行了一系列非法调查。结果,这些非法调查没有查出什么了不起的资料,也没有能协助尼克松达到加害于他的目的。可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正是他们这些违法行动,日后反而帮了艾尔斯博格的忙。这是怎么回事呢?
      迪恩交代出“管子工”的活动情况的时候,艾尔斯博格的案子还没有判决。迪恩交代的凡是涉及艾尔斯博格一案的情况,按照法律规定都必须交给该案的法官。有关“管子工”的这些材料,在艾尔斯博格的法庭上又引起轰动效应,使被告律师的辩护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
      这些材料的转交是得到尼克松同意的——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他明知这将对艾尔斯博格大为有利,而对自己则绝对不利——但他也只能如此。即使作为总统,尼克松也没有权力和胆量公然扣留这些材料。
      正是因为“管子工”的这些材料——证明了作为原告的政府行政部门,有陷害和迫害被告艾尔斯博格的动机和行为。据此,法官根据美国的宪法精神,宣布——该案中止受理。本来几乎是“罪证确凿”的艾尔斯博格,反而轻松回家了!原来想狠狠整一下艾尔斯博格的尼克松,反而帮了他的大忙。——因为法律禁止政府迫害平民。
      尼克松这时才知道——连“管子工”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管子工”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尼克松的真正心腹海尔德曼和厄理其曼,立刻被迫辞职。
      尼克松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被无可阻挡地推进。调查“水门事件”的司法程序和国会听证几乎将要同时展开。国会听证会完全公开——由电视向全国作实况转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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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11 09:51:47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我们先看司法这一头。由于当任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的辞职以及前司法部长米切尔涉案而成为被告,政府行政分支下的司法部已显然叫人信不过。因此,参院一致投票作出决议——任命一个“独立检察官”。独立检察官由新上任的司法部长理查德森任命。他挑选了一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出任这一职位。
      这名叫做考克斯的独立检察官一上任,就在“独立”二字上做足文章。他从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手里要来了完全独立调查的权力。作为一个法学教授,他当然知道:想要调查起诉与自己同一行政系统的“上司的上司”,关键就是先摆脱这些人的控制和纠缠。否则,还要他这个“独立检察官”干什么呢?
      考克斯“独立”地招兵买马,建立了他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他们尚有一个不短的调查过程。这样,参院听证会的程序就走到了前面。
      在参院的听证会开始之前,也有一番周折。起因还是关键证人迪恩的“豁免交易问题”。你也许会奇怪:参院是国会,又不是法院——他跟参院能有什么交易可做呢?
      实际上,这一类的国会听证会,为了换取证人的证词,也有与司法系统类似的“坦白从宽”的交易。但是,参院手里又没有司法权——它拿什么去换证词呢?它有一个“转移豁免权”——或者说“使用豁免权”。
      就是说,它可以给出一个不完全的“豁免”。这个“豁免”并不是越权占用司法权力——豁免证人受司法起诉。而是对证人在国会听证会上所说的一切“豁免起诉”。就是不论证人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了什么,司法系统不能仅仅依据这些听证的内容就对证人进行起诉。
      说白了——就是国会同意给证人创造一个暂时的“司法耳聋”环境。在国会听证会上不论你说什么,司法部门的人全都只能暂时成为“聋子”——听不见。既然他们听不见,当然也就不可能起诉你——给你带来什么麻烦。也就是说,司法如果要以这些内容起诉他的话,必须想办法在司法系统作证时让他再重复一遍;否则——就只能由他去了。
      当然,在国会参院调查委员会里,也有一些共和党的人想帮尼克松的忙——他们也不想看到迪恩在电视里对尼克松毫无顾忌乱咬一气的局面。但是在投票时,他们占了少数。投票结果——迪恩还是得到了“转移豁免权”。
      1973年5月17日,国会听证会终于开始了。尽管在电视里,参议员们已经事先告诫全国的观众:所有证人的证词现在只能算是一面之词,还不是经过验证无可置疑的铁证。也就是说,证人尽管宣了誓,但是不能保证没有伪证。不过,窃听专家麦克考尔德两个星期的证词还是在民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麦克考尔德谈到:李迪用来闯入“水门”的钱,居然是从前司法部长米切尔那里来的——是在非法动用竞选经费。甚至他还交代了他曾经得到过将来被宽免的承诺。在美国,谁都知道——宽免罪犯的大赦权,只有总统才有。所以,如果此证言不虚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就连总统也有份了。
      接下来的证人,是前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席麦格鲁德。他的地位与带着古巴人闯入“水门”的麦克考尔德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他的证词所涉及的层次也自然要高得多。他交代的人物——除小心翼翼地避开包括尼克松总统在内的一两个人,其他涉案的人几乎已经全部囊括了。
      尼克松在公众面前已经装了近一年的无辜。这一次——他再也装不下去了。他第一次在电视台向公众承认:他知道有白宫办公室的窃听,知道有“管子工”这么回事,也知道有白宫私自调查“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密者的计划。但是,尼克松坚持这些行动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因此他想否定这些行动的违法性。
      但是在美国,这可不是由总统说了——就可以拍板的。美国人从来就只认宪法的账,而宪法的解释权偏偏与总统无关。宪法的解释权是在最高法院手里,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司法复审”。在政府的权力结构中,就个人的权力而言,美国总统的权力大概是最大的了。如果再把宪法解释权这一“开关”也交到他的手里。整个“收银机”就可能不起作用了。
      我已经讲述过司法复审权的来由。你也可以看到:尽管这个“制动开关”的具体设计是由马歇尔大法官完成的,但是它依然是美国建国者们在政府三个分支中建立平衡制约关系原则的一个具体实现。而总统的权力——是美国建国者们要设限制约的最大目标。
      如果宪法解释权也在总统手里,总会有一天——天晓得哪一位手握大权的总统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而把宪法解释得面目全非……眼前这位尼克松总统,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如果由他来解释宪法的话,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大旗之下,有关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宪法条例早就形同虚设而成为一纸空文了。所幸的是——在两百年前,美国的建国者们大概就料到了早晚会出这么个“尼克松”——会使出这么一招。当尼克松在电视机前以“维护国家安全”来为自己违反宪法的行为辩护时,不知他是否听到——遥远的天堂里,正响着那些建国者们轻松的笑声。
      尼克松的法律顾问迪恩的作证——是人们期盼中的一场重头戏。为了自己的目的,之前他不断地向新闻界漏出一些内容——使得人们早早就在等候他关键性的一场作证。那天,在他漂亮妻子的陪伴下,他文文静静地读完他的陈述,对所有问题——有问必答。在这看似平平淡淡之中,所有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违法计划——都被连锅端了出来。
      国会的这个调查委员会由两党参议员组成。主席欧文是民主党人,副主席培克却是一个与尼克松关系相当不错的共和党人。他这时突然提了一个问题——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为了拉尼克松一把——他问道,“总统知道些什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鉴于迪恩原来毕竟是尼克松的法律顾问,再说他一直还守着“总统”这一关没有松过——所以事后人们猜测:培克一定以为,迪恩会把总统留在他的交代底线以内。因此想让迪恩在电视机前,对全美国人民确认一句——“总统并不知情”。
      可是,迪恩的回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
      ……接下来,所有的美国人在目瞪口呆之际,听着迪恩讲完了我们已经知道的尼克松参与“掩盖”行动的全部故事。无数次大规模的妨碍司法、堵嘴钱、大赦许诺等等。大概,那天好多美国人都在问:难道——这就是我们选出来的总统?
      听证会告一段落了。在此期间,参院就要求白宫提供相关文件一事,向尼克松征求过意见——被他一口回绝了。尼克松说白宫文件仍然在他的“行政特权”范围之内。然而,尽管国会听证会不是法庭,但是面对听证会上如此语出惊人的证词——指控的都是一号二号人物——国会调查委员会谁也不敢掉以轻心而草率行事。实在是事关重大——他们还是需要更多的物证,以确证这些证人的证词不是在那里编故事。
      因此在听证会的同时,国会调查委员会对白宫的许多工作人员进行约谈。尼克松知道——他的亲信就那么几个,现在也已经到了这样的局面,最糟糕的事情也全都发生了。那些白宫普通工作人员事实上也根本不明内情——谈也谈不出什么名堂。他根本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再落个什么妨碍调查的把柄。因此,他吩咐自己的顾问去关照下面的工作人员——有什么说什么,别撒谎。然后,尼克松总统身心交瘁,感染了一场病毒性肺炎——住院了。尼克松说什么也不会料到:那些普通工作人员约谈,居然也会捅出个大漏子来!
      事情出在一名曾经为总统安排日程的工作人员身上。本来国会调查委员会几乎就约不到他了——他不仅已经调离白宫,而且正准备到国外出差。国会调查员恰巧还是及时找到了他。偶然之中的偶然——居然在无心问无心答之中掘出了块金!在与他的谈话中,一位调查员无意中问了一句——“有些白宫的谈话笔录是怎么搞出来的?”这名前白宫工作人员,对这个自己早已熟知的日常工作常识根本没放在心上。顺口就说——“有录音啊。只要尼克松总统在场,一切内容都是录下来的。”
      只见——调查员们的耳朵马上都竖起来了。
      这种总统谈话全部作录音的情况,并不是白宫的常规操作——对外也是保密的。那么,尼克松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种做法据说是罗斯福总统首创的。此后断断续续也有个别总统这样做。录音的动机当然都是为了留下资料,也作为自己写回忆录的参考。——这完全是总统的个人行为。卸任之后,录音带就像总统的其他私人物品一样,将会被全部带走。这些录音本身——也可以说是价值连城的财产。
      技术的进步加上尼克松的野心,使得尼克松的录音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位总统的录音。尼克松的录音系统是自动的,全面的——形成一个周密的网络。不仅涵盖了白宫各个总统办公室和电话,而且连传统的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都囊括在内。也就是说,尼克松几乎把自己在工作期间全部的谈话都录了下来!
      这名前白宫工作人员立即被传到国会听证会。在电视机前,大家都看到了他的作证。现在,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有那么一堆尼克松总统的录音在那里。在漫长的听证会里,大家已经听到了那么多天方夜谭般的总统违法的故事。现在好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吧。
      尼克松这时还住在医院里。曾经当过军人的黑格将军一看录音的事被暴露了,就先下令关停了整个录音系统。整整五千个小时的全部录音带,被集中到一个的房间。然后在的病房里,尼克松们一起商量——怎么办?以副总统阿格钮为首的几个人主张销毁录音带——我想,这应该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持这个意见的包括尼克松夫人在内。
      但是也有反对这样做的,反对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全美国人都通过电视已经明确知道了录音带的存在,公然销毁录音证据就是公然宣称与国会、法律以及全美国人民对抗——这将成为国会弹劾的最强有力的动因。
      当然还有一些理由。例如录音带的存在至少可以防止某些坦白者的诬陷和落井下石;录音带本身难以估量的价值;以及如何销毁如此大量带子的技术问题等。
      但是,我相信后面的理由都不是主要的。
      我相信这些录音带最终保留下来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尼克松对于这样一个基本概念还是很清楚的:美国总统是唯一全民直选的,受全美国人民委托代为处理国家公众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全体美国人民信托了你——你不可能指望自己调过头来与全体人民公然对抗之后,还能在这个总统位子上待下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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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11 09:58:22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第二天,国会调查委员会和司法部长任命的独立检察官——从权力监督的两个方向,分别送来了书面通知:要求总统交出有关的录音带。
      对于国会调查委员会,尼克松再一次援引了他的“行政特权”。也就是说,重申他的录音带是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的正常工作记录,国会作为政府权力的另一个独立分支——无权干涉行政分支的正常工作。换句话说,行政分支的工作录音——立法分支无权审听。
      上述理由尽管不会起什么太大的作用,可是至少可以再抵挡国会调查委员会一阵子。而叫尼克松感到更为头痛,甚至对付不了的——反倒是他自己行政系统里的部下——也就是那名叫考克斯的独立检察官。
      你也许会奇怪:司法部长是尼克松亲自任命的,独立检察官又是司法部长所任命的,下级的下级——怎么就管不了呢?的确,独立检察官在这个权力制约系统里,是非常特殊的一环。在美国政府的权力构架里,行政分支和司法分支在一个环节上是相交的。也就是对于刑事案件的调查和起诉的执行,在行政分支一方。——这是行政系统里有一个司法部的原因。
      但是为了防止美国政府的执行机构迫害平民,因此在权力构架上,就把决定一个刑事被告命运的整个审理判决权——彻底分了出来。如果不这样分割权力的话,那么一旦美国政府的行政执行机构要找哪一个平民麻烦的话——调查起诉在它手里,审理判决也在它手里——那平民也就只能任其宰割了。要尽可能地避免美国政府官员蓄意迫害平民的可能性,必须将权力分割,加上公平审理的具体操作规定,再加上陪审团的保障。
      说到这里,你是不是看出了这个权力体系设计中的一个漏洞?我刚才介绍的这个结构,出发点首先是考虑保护普通美国人的公民权。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控制政府行政机构本身的刑事犯罪?尤其是在执行机构的高层犯罪中,既然行政与司法的分割意味着刑事案的调查起诉与审理判决的分割,意味着司法分支无权过问调查起诉,那么高层犯罪分子是否就可以让下面的司法部干脆不调查不起诉——不就可以为所欲为逃避法律惩罚了吗?这确实是一个漏洞,美国人也从水门一案中看出了这个问题。
      有意思的是,在考虑设置独立检察官的时候——有一个检察官的任命问题。一开始,美国人也不知如何是好。想来想去,原来刑事调查起诉的权力是在行政一方,所以不论由立法分支的国会,还是由司法分支的法院去任命独立检察官,好象都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结果,任命权就还是留在司法部长手里。这样,这个监督机制设计的一个先天缺陷,就在美国人第一次遇到总统犯罪的情况下——面临考验了。
      应该说,在正常情况下,美国的政府官员还是非常注意自己的职务形象的。也就是说在处理事务的时候,司法部长必须表现得象一个司法部长,而不是只象总统的一个部下或者跟班。这并不是说美国的政府官员在人品上就比其他地方的官员高一筹,而是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国会和新闻界的严密监督下任职。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如果想把这个官当下去,就必须尽可能地公事公办。
      所以,在如此关键时刻当上新任司法部长的理查德森,明明知道独立检察官对尼克松来讲可谓性命悠关。可是他在任命这个哈佛法学教授考克斯的时候,甚至连问都没有问过尼克松一声——一副秉公办理的架式。
      而那个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就更是不信邪了。他本来就是大学里一个法学教授,一上任又从司法部长那里要来了“绝对独立的调查起诉权”。所以他刚开始工作伊始,就让尼克松们大呼——“不好!”
      考克斯在国会公开听证会开始一个月后,就对新闻界发表讲话——说他正在考虑要求法庭出传票传总统出庭作证。作为学者,他甚至对新闻界谈到他正在研究的一个法学学术问题——一个总统在受到弹劾之前,能否被起诉?
      这番话让尼克松们一听就“毛”了。当时黑格就对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森说过——总统要考克斯“走人”。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独立检察官的任命权,是在理论上一直很难解决的一个悖论式的缺陷。任命权和解职权是一对双胞胎,任命权解决不好,独立检察官的生存就有问题。
      黑格的非正式“传令”当时被司法部长顶了一顶,暂时也就过去了。一方面,当时尼克松们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国会听证会上。至于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他的话虽然讲得难听,但是他还处在调查阶段,还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出来。另一方面,独立检察官本身也是一个敏感话题,不到万不得已,尼克松也没有必要为了他再掀起新闻界新的一波攻击浪潮。发生在行政系统内部的这个对抗就这么暂时搁下了。
      可是,从独立检察官考克斯要求尼克松总统交出录音带的这一刻起,这个对抗马上就又凸显出来。此后,考克斯不断受到来自总统方面的告诫——让他明白,自己这个职位是在总统所统领的行政分支之下的。也就是说,他应该是隶属于并且服从于总统的。只有在总统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才可以接触总统的材料,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自以为可以凌驾于总统之上。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则又一次感到了压力:上面要他——管不了考克斯就干脆把考克斯给解雇了。
      眼看着——独立检察官跟自己理论上的“上司”就要短兵相接了。
    然而,考克斯对这场短兵相接却一点儿也不犯怯。他还是稳稳当当地按司法程序一步一步地走。他先从法官西里卡那里申请获准得到了一张传票。通知尼克松——由总统本人或者他的下属官员,带着九次谈话的录音带到庭候审。那天下午,考克斯就带着一名警官——居然动真格的——硬是跑到白宫给总统送传票去了。一切过程就像是到一个普通美国公民家里去送法庭传票一样,唯一的不同是——警官在进白宫之前,把枪留在了门卫室。
    尼克松拒绝了。他说——尽管他怀有对法庭的最高尊重,但是拒绝这样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与总统的宪法地位不相符,总统不接受法庭的强迫性程序。法官西里卡在收到这封总统的抗拒信后,又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尼克松提供录音带不能交出来作为证据的理由。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要问:在美国,尼克松的抗拒有道理吗?总统的宪法地位是不是就应该在法庭的强迫性程序之外呢?——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事实上——谁也不知道答案。也就是说,这次罕见的美国总统的刑事犯罪,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一次宪法危机!
    应该说,美国总统当然也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美国的总统基本上是定义在一个非常实际的执行主管的位子上的。而不象其他的许多总统制国家——它们的总统都多多少少地具有更大的国家象征的意义。美国人在对待他们总统地位的问题上,还是十分符合他们一贯的务实作风。
    但是,总统与平民毕竟又不是完全相同。既然是全美国人民选出来的这么一个总统,在处理与总统有关的事情时也就必须特别慎重。因此,美国宪法对于弹劾总统也规定了一套特定的程序。在美国历史上,就有过一个总统被国会众院提议弹劾,但是由于参院的投票没有达到宪法规定的票数而弹劾失败的。因此在尼克松之前,还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被真正成功弹劾过。美国宪法确实赋予总统一些特权,但是美国以前也确实也没有遇到过尼克松这样的情况。
    美国宪法对于总统也设定了一些有效的制约,例如弹劾。但是弹劾是在立法分支的程序里的。宪法并没有对尼克松这样涉及犯罪的情况作详尽的规定。也就是当一个总统涉嫌刑事重罪,在立法和司法从两个方向逼近的时候,立法分支的弹劾还没有开始,司法却已经抢先走到了前头。
    当司法程序要求一个总统也服从正常司法程序的时候,司法分支是否对总统也有对普通美国公民一样的权力?总统是否真有特权拒绝服从强制性的司法程序?
    暂时地,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和法官西里卡——象征着美国法律的一方,与尼克松总统——象征着美国政府权力执行机构的一方,在宪法的这个路口——僵持住了。这真是十分惊险的一刻。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由谁说了算呢?在美国的逻辑下,答案是不难找到的——最终应该是美国人民说了算。
      因此,法庭公开召开了一个历史性的法庭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法官西里卡宣布:让大陪审团,也就是在司法程序中一向象征着美国人民的那些普通陪审员,公开表达他们的意愿。
      ——这是整个“水门事件”中最庄严的一刻。
    这二十三名由随机抽样的方式被偶然招到这个案子中作为陪审员的普通美国人,代表美国人民站了起来。法官西里卡按规矩一个接一个地分别向每一个陪审员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你是否要求——总统对拒绝交出证据提供理由?”
    所有的陪审员都依次回答:“是的。”
      我们已经接近“水门事件”这个故事的结局了。但是,依然惊心动魄。尼克松总统再又怎么办呢?等我的下一次的信再向你介绍吧。
      也许,这是一个规律:要一个权势人物放弃手中的权力,总是困难的。权势越大,就越困难。
    今天就写到这儿了。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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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11 20:04:5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8119 于 2010-8-11 20:06 编辑

09.谁被罚出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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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你说尽管早已知道了尼克松因“水门案件”而下台的结局,但是对于这事件所引发的权力制约的“收银机”运作过程——还是非常感兴趣。你在等着我讲完这个故事。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整个事件最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这个美国“收银机”机制。一旦按下第一个启动按钮,它的各个部件就互动地一步推一步地在向前运行——在一个出问题的部位绕上一道又一道的“蛛网”,然后予以解决。对我来说,这样的机制也是很新鲜的一个玩意儿。
      你已经看到了——司法和立法两大分支正在对白宫的“水门事件”进行最后的冲刺。这时,作为另一道外部保险机制的新闻界,也在以他们习惯的方式,进行无孔不入的全方位调查。你几乎可以把他们称作是一支“野战军”。首先,他们没有任何特权,他们无法迫使任何人告诉他们任何与案情有关的内容,除非被采访者自己愿意这样做。其次,新闻界也无法把任何他们感兴趣的采访对象责令召来。因为在他们手里,既没有法庭,也没有听证会这样的有效手段。确实有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这一类的消息源,可是——那个主动权是掌握在他们的采访对象的手里——是人家有话要说,才把他们给招了去。而不是相反。就是这样的机会,对于他们——也都是重要的。在这样的时刻,他们会急急地抓紧每一分种提出自己的问题,可人家不仅常以“无可奉告”一口而回绝,甚至可以一甩手拔腿就走了。你也不能像法庭、国会那样给他定个什么“藐视罪”。因此,新闻界是最没有“实权”的一支结构外“野战部队”。
      然而包括总统在内,在美国也没有一个政府官员,敢把新闻界不放在眼里。因为这支“野战军”有不计其数的具有良好职业训练的记者队伍——他们习惯于独立作战,几乎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因为凡是不具备一定新闻调查素质的——都早已被淘汰了。这些记者虽然没什么特权相助,可是,他们在职业正义感和新闻业的竞争等动因的驱使下,会把一个常人的能量发挥到极限。发掘出天晓得是从哪里挖出来的内幕新闻。另外,他们一个记者一个智慧。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禁区和局限。他们能找出什么就找什么。别看有些东西看上去只不过是鸡零狗碎,但是,没准儿这些记者的努力共同凑在一起,就能拼出一张“先遣图”来!
      这一次——在尼克松“水门案”的紧要关头,新闻界又一次全面出击,造成了意外的效果。首先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展开了对尼克松减税问题的调查报道。这是尼克松曾经把自己当副总统时的私人文件捐出,换取了五十万美元的减税。这家报纸还报道了尼克松曾经花了公众的一千七百万美元——用于他在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私人住宅的装修和警卫。虽然这与“水门案”无关,但是对于尼克松的信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同时,《华尔街日报》又雪上加霜,他们对尼克松的副总统阿格钮受贿以及偷漏收入税的情况进行了报道。这在美国民众中又引起一阵强烈反应。在司法部检察官对一系列证据的调查之下,副总统阿格钮很快看清——如果他顽抗下去,将面临无法逃避的弹劾。他最好的出路,只能是以辞职认罪交换宽大处理。于是,他很快放弃了挣扎——仅仅在《华尔街日报》向公众披露的两个月后,他就给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留了一封辞职信。然后来到一个联邦地区法院,以认罪交换了“三年徒刑缓期执行以及一万美元罚款”的宽大处理。
      这时,尼克松的录音带问题还在僵持。但是,尼克松从大陪审团的宣告中,已经知道自己面临触犯国怒的危险——他无法忽视站在那23名普通陪审员身后的全体美国人民。因此,在8月15日他又一次在电视里发表声明的时候,提到录音带时再也没有过去那种持“行政特权”力争的强硬,而完全是透着与美国人民商讨——试图取得谅解的低姿态。
      在这次电视声明中,尼克松向公众表示道歉。他直视着摄像镜头说,“我很遗憾这一切的发生”。并且,尼克松第一次表示——国会参院对有关他的指控进行调查——“我没有意见”。在录音带的问题上,他竭力试图取得民众的同情:把话都说到了这样的份上——他把自己和助手之间的谈话录音,比作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私房话!因此要求大家允许他将录音带持为己有。显然,尼克松还抱着最后的希望——希望能够守住这条最致命的防线。
      这时,几乎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在美国,所有的人都知道:遇到这样重大的“宪法性”问题——如果双方不让步的话,那么就只有等待了。
      等待什么呢?等待持有宪法解释权的最高法院出来给出一个判决。但是,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这实在不是一个普通的宪法解释问题,这已经是一个宪法危机。
      正因为如此,尼克松总统新任的宪法顾问才发表了一番他的法理性的思考。这位宪法顾问也是来自一个大学的法学教授。根据他对宪法的理解,同样是根据权力划分的原则——他觉得:如果司法分支可以强制这个国家的总统,将会毁掉美国总统的地位——即毁掉行政分支的宪法地位,从而动摇美国的国家制度。那么,如果是检察官要坚持强制总统服从法律程序,如何解决这个僵局呢?他认为如果总统决定不服从法律,法庭能做的就是解散检方——也就是法庭不接受对总统的指控。
      同样来自大学法学讲坛的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在听了这番法理推论之后,也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尼克松总统明白这个声明沉甸甸的份量。考克斯说,总统所永远不能解散不能中止的是大陪审团。因为大陪审团代表人民,人民有权得到每个人的证据。
      尽管大家知道——此事是必闹到最高法院不可的。但是,按照司法程序,还是必须由地方法院先予判决,然后不服再一级级上诉。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防止一场宪法危机真正发生,不论是法官西里卡还是上诉法院,都尽可能地作了局部让步的妥协,以使变通的方式有可能为尼克松所接受。
      这些变通的作法,主要是如何尽量缩小录音带的审听范围,甚至如何由第三方审听录音带,再将其变为可由法庭审阅的书面记录等等。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被尼克松所接收。
      这时,尼克松的周围又有了一批象宪法顾问、“水门事件”顾问等等这样的新任顾问。尼克松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基本上是参考他们的意见作为自己的决策依据。看来,不论尼克松的口气是硬是软,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新顾问们给他制定的对策,基本上还是“顶”的方针。
      尼克松新任宪法顾问的观点就十分典型。身为一个总统的宪法顾问,他的立足点似乎并不在于维护宪法,而是在强力维护合众国总统的权威。在递交给法庭的声明中,他说“将美国总统办公室拆成碎片,是一个太高的代价。即使是为‘水门案件’,也付不起这个代价。”
      他的意思很清楚:总统再错,也是总统。哪怕总统犯有刑事重罪,也不能“总统与庶民同罪”。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美国朋友们却常常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个宪法危机把美国人从面对一个抽象的理念,直逼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至少大家都看到了——哪怕是民选的总统,也不能保证就不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如果合众国总统得以成功地站在宪法之上,那么专制对于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也不是一个遥远的别人家里的故事了。
      尼克松在他新顾问们的推动下,在最后的时刻,终于作出了一个利用职权与法律顽抗的大动作。尽管尼克松在避免被弹劾的问题上,可谓费尽了心机。但是,这使得他被弹劾的命运再也不可逆转。
      当尼克松的副总统被迫以辞职交换法律宽大的时候,尼克松又处心积虑地挑选了众议员福特作为副总统的替任。在美国一般人眼里,福特不象是一个做总统的人材。尼克松之所以在当时偏偏就挑选了福特,其实是为了使国会在考虑弹劾的时候有所顾虑。因为一旦尼克松被弹劾成功——按照宪法,他的副总统就将顶上来做完这个总统任期。
    如果福特比较软弱,看上去不能胜任总统职务,也就意味着美国将有一段时间出现“总统危机”。那时,美国对内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事务执行者,对外也将缺少一个决断的外交事务领导人。这对于美国当时的情况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从外部形势来看,还处在冷战的危险期;从内部来说,美国刚刚经历了六十年代的动荡和转变,急需一个安定的环境完成社会过渡。所以,尼克松作出这样的副总统安排,就是寄希望于——国会将不得不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敢轻言弹劾。
    那么,尼克松到底做了一个什么大的举动呢?
    ——他想除去他的心腹之患。
    尼克松确实万分恼火。因为再三使他感到难堪——在司法程序上一步不让的那名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从理论上来讲,还是尼克松行政体系之下一名“下属”。如果不是独立检察官向法庭提出要求,法庭也不可能主动出一张传票——要尼克松交出录音带。考克斯在上任之后,没有一刻表现出他是尼克松的“下属的下属”。相反,他始终保持一个克尽司法职责的独立检察官的形象。
    这时,上诉法院的判决也已经下来了——判决对尼克松很不利。按法定程序,尼克松还有一周时间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尼克松向独立检察官摊牌了。因为录音带是独立检察官提出来要的。如果检方坚持,法院一级级都按这样的趋势判下去,尼克松就摆脱不掉被动。因此他必须先下手为强——强迫检察官放弃或改变他对法庭提的要求。
    尼克松的法律顾问告诉独立检察官考克斯——要他接受白宫的条件,把交出录音带改为交出根据录音带笔录的谈话提要。否则,即请独立检察官辞职,或者由司法部长解除他的职务。他们给了这个最后通谍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最符合国家利益的行动”。
    考克斯的回答也很漂亮。他说——他也希望避免冲突和对峙。但是,他不能违背参议院在批准他的任命时他所作出的承诺。
    看来——不论是让独立检察官屈服,还是让他自己提出辞职——都是不可能的了。
    对于独立检察官的这个回答,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早有预料。因为这么一来,一个球两边一踢,最后还是会落到他的跟前。前面已经说过,从理论上来说——独立检察官的任命权,只能是在司法部长这里。既然如此,现在解职权也必定在他手里。如果他这样做了,应该说也无可非议。因为在政府的行政系统里,司法部长是总统的下级。即使他解除了独立检察官的职务,也不过就是执行了自己的上级——总统的命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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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11 20:12:41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但是,司法部长理查德森也很清楚——这里有一个作为司法部长的职业道德的问题。他今天之所以具有解除检察官职务的权力,是因为他正巧站在一个无法避免的逻辑悖论的交点上。他是美国的行政系统中所有法律工作者的最高官员。除了必须面对总统的命令,他还必须面对法律,面对历史,面对良心。所以,他的选择十分简单——他轻轻放下落在他手里的那个球——冷静地对总统宣布:他辞职了。在辞职信中,他提醒尼克松总统不要忘记——在当初给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任命书上,规定了司法部长“不能推翻,不能干涉特别检察官的决定”。
      一开始,尼克松的顾问还以商量的口气,请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是否考虑先解雇考克斯再辞职。他提到了当时的中东危机,要求司法部长解雇独立检察官——给美国一个“喘息的机会”。司法部长断然拒绝。接下来,黑格则毫不客气地给司法部长来了一个电话命令——“解雇考克斯。”司法部长则提出要求约见尼克松总统。
      在会见尼克松之前,司法部长理查德森见到了黑格。黑格再一次向他提到中东危机。他说,美国正在就中东危机与苏联谈判。“水门事件”一直在让苏联看笑话,弄不好就会让苏联人在谈判桌上占上风。理查德森不为所动。
      当他走进白宫的椭圆型办公室的时候,尼克松总统手里居然也只有这一张相同的牌。“国家利益”——是一个当权者最轻易可以为自己所利用的遮羞布。
      尼克松问他的司法部长理查德森:他现在辞职,勃列日涅夫会怎么看?基辛格与莫斯科的谈判将增加多大困难?难道你应该把个人义务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理查德森当时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往头上冲,他抑制住愤怒答道,“我只能说,我相信我的辞职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当黑格再一次给理查德森打电话的时候,他反问黑格——既然中东危机如此紧要,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延迟几天解雇考克斯呢?当过军人的黑格将军,其回答颇具军队风格——后来在美国众所周知——他说,“你的总司令给你下了一个命令,你别无选择。”理查德森严丝合缝地接了一句,“除非我辞职。”
      当晚,抢在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宣布辞职之前,白宫宣布他被解雇了。这一做法显得十分地卑劣!他们不让他以辞职的形式离任,一心想毁了他的政治前程。尼克松曾恨恨地对黑格说:“我们除了在他屁股上踢一脚以外,不欠他什么东西。理查德森必须解雇,我可不想看到他回到印第安那再去竞选参议员。”
      至于整个风波的中心人物——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他此刻的心情几乎只能用“悲愤”二字来形容了。因为,这绝不是一件“上司对下属的工作不满意”的简单解雇事件。这是一个被法律追踪调查的特殊罪犯,利用来自于人民的手中的权力,试图开除一个代表法律和人民对他进行调查的检察官!这就等于是一个正在捉一帮江洋大盗的警察,让这帮江洋大盗给解除了警察的职务!这不单是他一个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个人的职位问题,如果一个总统能够这样凌驾于法律,凌驾于人民,这个国家整个的根基就都会动摇了。因此,考克斯在这个解职风波一开始的时候,就郑重地对自己手下的一套班子说——如果他被开除了,不论总统怎么干,你们也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考克斯在电话中得知司法部长将由于他的缘故而辞职时,他冷静地作出了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的决定——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做法。哪怕你尼克松是总统,考克斯只是一个小小的检察官,但是当你以为自己可以利用人民给你的权力为所欲为的时候,考克斯并不是一筹莫展的——他可以径直地走向公共讲坛,站在全美国的电视机前,让所有的老百姓知道真相,让大家来评这个理。
    新闻发布会上的考克斯,显得谦恭而文静,仿佛是在给周末待在家里的平头百姓上一堂课。他说——我可以保证,我不是故意在跟合众国总统作对。我甚至担心——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是不是错把虚荣当作了原则?我希望——我没有。最终我决定:我必须坚持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
    在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提出辞职之前,司法部副部长就已经表示,如果要逼他就范,他也做好了辞职的准备。因此,随即——司法部副部长也因同样原因辞职。
    剩下的是司法部的第三把手鲍克。他曾经对理查德森表示,他只是在理论上同意总统有权解除手下一个检察官的职务。因此如果总统下命令,他会同意签字解雇考克斯。但是,他不想让别人以为他是个贪图高官的“贪生怕死之徒”,签完解职令——他也会要求辞职。理查德森在自己离任之前,劝阻了鲍克的辞职——他希望为司法部留下一个看家的。
    就这样——在尼克松总统的命令之下,鲍克签署了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解职令。
      然而,这一解职并没有就此划上历史的句号。这一“强盗解雇警察”的“解职”是否合法的问题,也在此后作为一个案子而上了法庭,并且经过了颇多上诉的周折,直至最高法院终于否决了鲍克签署的解职令的合法性。但是,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在当时看来,尼克松还是达到了除却心头之患的目的。权力,看来似乎还是十分管用的——就看你用不用了。权威猛施之下,讨厌的独立检察官考克斯,还有堂堂司法部长理查德森,不是都乖乖地“走人”了吗?至少——考克斯被解职的这天晚上,尼克松总统和他的新顾问们,感受到了权威的力量和成功的快感。
    晚上八点二十五分,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宣布:“水门案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已于今晚八点左右解散”,它将归于司法部。黑格还是命令联邦调查局,迅速前去封闭前独立检察官和两名前司法部正副部长的办公室——一副大获全胜的派头。
    黑格的担心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考克斯整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实际上抢在几天前已经开始保护所有的调查文件。他们先租了一个银行保险柜,专门保存他们与白宫的书信来往。然后,他们尽可能地复印了大量文件——分散到每个人家中“自行保管”。
    考克斯被解职的当天晚上十点,也就是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之后,考克斯的副手把记者们招到办公室的图书馆。他向记者们说,“难以想象,这是发生在一个民主国家里。”
    被解职的前独立检察官考克斯本人,在这个时候仍然对美国、对美国人民持有信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将继续成为一个法制的政府,还是成为一个人治的政府——这必须由国会,也就是最终由美国人民来决定。”
    在此之前,国会也已经通知白宫:参院调查委员会不接受白宫以“谈话提要”替代录音的要求。
    相对而言,尼克松们显然是低估了美国民众的觉悟。独立检察官被解职,特别检察办公室被查封的消息一发布,全美国就跟触了电一样。由于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是传统的老兵节——是美国的国定假日。因此,这是一个长周末,连放三天假。每个人在这样的时候,通常是轻松度假——国会也在星期二才会工作。
    但是历来以散漫著称的美国人,却在这个轻松的假日里,从全国各地打来抗议电话。这些电话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涌入首都华盛顿。华盛顿地区的电话公司,通常一天给国会转接约三千通电话——可在这个星期天上午,他们转接了三万通打向国会的电话。在星期二以前,已经转接了高达三十万通打向国会的电话。电话公司不得不修改计算机参数以适应新的运行需要。人们估计,共有三百万个来自民众的抗议和要求——对国会倾盆而下。
    在白宫门外,有一个孤零零的抗议者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鸣响喇叭,要求弹劾”。当时,白宫门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车行交通还没有关闭——那是一条非常繁忙的交通要道。结果,过路的汽车纷纷响应,白宫门前一片汽车喇叭的喧嚣声。此后的两个星期,尼克松只得一直待在平时只有度假才去的戴维营。
    一年前还是支持尼克松再任总统的美国劳工组织,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国会,如果尼克松不辞职就弹劾他。美国律师协会主席则宣称——白宫的行为破坏了已经建立的司法程序,所以他公开呼吁国会采取适当行动。一时间,全国各地形成对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强烈的不信任,弹劾总统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
    这时,白宫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的一周期限已经到了。但是,白宫却没有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上诉的焦点是——白宫是否应该应检察官的要求,交出那九次谈话的录音带?现在,尼克松们已经自以为聪明地抢先一步,利用行政系统的权力,在法庭的竞技场上,干脆一脚把检察官踢出了局。
    他们当然可以这样想:那个“交出录音带”的要求本来就是检察官提出的,现在,检察官应该带着他的“球”一起滚出局去了。白宫自然也不必再去上诉,然后胆战心惊地等候最高法院作什么判决了。他们现在可以在固执的考克斯缺席的情况下,与法庭或者考克斯的后任,谈谈新的条件了。
    可是,愤怒的法官西里卡并不因此屈服。他满怀震惊地看着他当裁判的那个球场,居然被告一方活生生地就把检察官一方一脚踢出了球场。他也在电视里看到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办公室被联邦调查局封闭的情况,从法官的法律常识来说,这简直就像一场经常在南美国家上演的政变。
    就在这时,法官西里卡收到了来自白宫法律顾问的一份书面陈述。说是白宫打算提供由第三者整理的录音提要。这个架式活象是被告给法庭的一份通知,通知法官应该如何进行调查。盛怒的法官西里卡立即起草了一个命令——要总统出示理由,讲情楚为什么总统这样做就不算藐视法庭。同时他通知白宫律师:——他认为总统是在违抗法庭命令。如若星期二还不交出录音带,他将找总统算帐。他打算如果录音带交不出来,他将判尼克松总统每天罚款两万五千至五万美元。
    同时,法官西里卡把两个联邦大陪审团同时召到法庭。这两个大陪审团,一个是为“水门事件”闯入案而建立的,另一个是由前一个案子的案情发展后,导致新的立案而建立的。前者的案子虽然已经起诉,但是,由于最近一系列的发展,仍然需要这个大陪审团存在,并对新发展的案情是否需要调查和起诉作决定。
    在法庭上,神情严峻的法官西里卡,向陪审员们重读了他们曾经作过的誓言。他要求他们明白——任何人都不能玩法律于股掌之间。他强调——大陪审团依然存在,依然工作。他对陪审员们说,你们没有被解散,你们也不会被解散,除非本庭在法律的授权之下解散你们。他庄重地宣布——“法律自会处理目前的形势”。
    国会一开会,弹劾的动议就无可避免地进行了。
    在美国,弹劾是怎样的一种权力制约机制呢?这是一种属于政府的立法分支范围的特殊刑事诉讼程序。你也许要问:刑事诉讼这类的事情不是属于司法分支的吗?怎么会跑到立法分支的国会去了呢?是的,在刑事诉讼中——弹劾是唯一的例外。它的起诉对象只限于政府官员。也就是说,即使司法分支的机制失了灵,被某位政府权势官员控制或者破坏了——他也休想因此逃避法网,在国会还有一个“法庭”在那里等着他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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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11 20:22:51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

      由于弹劾只针对政府官员,所以,它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庭。很明显,它只是一个制约权力的机制。这个制约机制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州法里也有。弹劾的做法源于英国,这曾是当年英国的议会除去国王宠臣的有效手段。当年的英国,弹劾案一旦成立,被弹劾者不仅可以被判处罚金,甚至还可以判入监狱,甚至判处死刑。这种英国式的弹劾,是英国国会长年累月与王室冲突的历史产物。随着这一冲突的缓解和消失,弹劾在英国的使用就日渐稀少。从1806年起,英国就不再使用弹劾诉讼。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的弹劾,与英国有很大的不同。
      美国从成立开始,就是一个由民主程序产生政府各个分支的国家。因此,它没有英国那样的历史重负与社会转型的严重政治冲突。美国人借用弹劾这个程序,只是用它以防万一——相当于在制约政府权力的“收银机”上,再加上一重保险机制。因此,美国的弹劾也没有呈现杀气很重的面貌。在美国,如果一个弹劾诉讼成立,也就是判定被弹劾对象撤职——没有再更重的处罚。因此,美国的弹劾更少“法庭”的味道,而更多一些权力制约的意思。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很少发生弹劾案。也许,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官员产生方式的缘故,使得这个国家政府官员和民众很少发生无法解决的激烈冲突;另一方面,也是整个权力制约与平衡的“收银机”设计比较完善,也就很少有非得动用这个“保险机制”不可的时候。因此在美国的历史上,虽然宪法规定对政府官员有弹劾程序,但是事实上极少使用。
      在尼克松总统之前的历届美国总统中,被国会提出弹劾动议的,只有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一人。当时在最后一刻,他还是以一票之差被宣告无罪。因此,对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弹劾动议,仅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对总统的弹劾程序的启动。
    弹劾的动议一开始,就如大家预料的一样——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共和党人也没有站出来支持尼克松。在美国的国会里,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国会议员在某一个问题上表态或是投票表决的时候,他们很忌讳“党性”二字。——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议员们不会仅仅根据自己的党派归属,就作出表什么态、投什么票的决定。因为美国的普通民众,非常鄙视那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党性”。他们要求他们选出来的代表,不论他是哪一个党派的,他们在国会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应该是选民的立场,而不仅仅是“党派”的立场。他们要求获得自己选票的议员——首先对选民负责,而不是“党派”。否则,他们选这样的议员干什么呢?
    当然,在一些本来就跟党派主张紧密相连的问题上,国会的投票结果和各党派所占的席位会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民众也是理解的。他们在选这个国会议员的时候,也已经充分了解了他个人的观点及他所属“党派”的主张。但是,在一些与党派观点无关或跟党派主张联系不大的问题上,如果一个国会议员的立场每每总表现出他的“党性”,那么这个议员将很快被他的选民所抛弃——两年后走人另谋生活去吧。
    眼前的这个尼克松总统弹劾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一个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会仅仅因为尼克松是共和党的推出的总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跳出来反对弹劾共和党的总统。因为这个弹劾案所涉及的观点是——你是否认为总统可以高于法律?这是一个涉及美国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不是象是否支持堕胎、如何进行社会福利改革等这样涉及党派观点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哪怕有一些共和党议员——实际上“党性”很强,他也会望尼克松而却步。
    众议院的弹劾程序开始后,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共和党人站出来支持尼克松。到最后,由后来被替补为副总统的福特代表众议院中的共和党员表示:他们同意此事授权给国会的司法委员会——按程序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只要尼克松不交出录音带,他们也不会支持尼克松。
    就在同一天,已经被解职的前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在司法部的大厅里,面对众多电视记者召开了一个离职告别会。当然,尼克松们一心指望理查德森乖乖地离开——不要再多嘴多舌。可是,对于那些被剥夺了权力的人和从来就无权无势的平民来说,新闻媒体——这是社会保留给他们的唯一的讲坛。而且,这个讲坛是没有人可以阻挠的。
    理查德森并没有多说什么,一切似乎还算平静。对着电视机前的民众,他只是在最后说——如果他是考克斯,他也会那样做。他希望还会出现另一个尽职的独立检察官。在他被记者问到——尼克松是不是应该被弹劾的问题时,他回答说——这应该是由美国人民来考虑决定的问题。作为前司法部长,他强调:“我没有理由认为——总统就可以违抗法庭的命令。”
    司法部指定的检察官与所调查的对象——白宫高阶层官员发生矛盾的话:白宫是上级,检察官是下级,水门一案所暴露出来的这一漏洞——引出了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此法案规定:司法部长在发现行政部门高官有违法行为时,可以要求由联邦法庭来指定一个独立的特别检察官从事调查起诉。这个法案保证了特别检察官的独立性,因为他(或她)不是由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任命,而是由联邦法庭任命。司法部长只有在“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可以提出撤除这一任命,这一保留给司法部长的权限以显示起诉权限的原本归属是行政分支。该法案使得行政分支高层的犯罪容易被起诉。不过,这已经是“水门”一案的后话了。
    尼克松已经四面楚歌,他必须再一次考虑——何去何从……
    法官西里卡规定的期限到了。星期二的下午,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法官西里卡照例坐在上面,面对着法庭的较量双方。在法官对面,一侧坐着白宫的律师们,另一侧——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他的十一名助手全部到场,坐在检方的位置上。
    法官西里卡宣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肯定了地方法官西里卡要求总统交出录音带的命令。然后,他转向白宫的律师,问道:“总统的律师是否打算现在就代表总统答复法庭的命令?”
    白宫的那位律师走到话筒前,回答说“法官陛下,我没有打算作出一个答复。不过,我被授权声明:美国总统将完全执行上诉法院8月29日的命令。”全场静得只能听到人们的呼吸声,法官西里卡的威严阻止了那些想悄悄溜出去抢发头条新闻的记者。然后,他几乎是不相信地问道,“你将服从我的决定?”律师又一次回答,“不折不扣——全部执行。”
    迫于美国人民的压力——尼克松总统终于承认了不可阻挡的大势。他,作为美国政府权力三大分支之一的最高长官,按照美国宪法制约与平衡的原则,承认了司法分支的监督权。他不仅同意了让刑事司法系统取得有关他的证据,同时,面对来自共和党内部的压力,不得不又任命了一个新的特别检察官。
    这名新任检察官叫加沃斯基,他曾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师,也曾经是纽伦堡法庭审判纳粹时的军事检察官。他是一名民主党人,对尼克松却一向十分友好。因此看上去,尼克松似乎是在这个位置上除去考克斯之后,安排了一个对他更为有利的人选。但是,尼克松应该很快发现——他所遇到的麻烦,几乎与“人选”问题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尼克松所遇到的麻烦,其实是随同独立检察官这个职位而来的。作为一个独立检察官,身负重托站在全美国民众目光的焦点下,处于这样一个位置的任何一个法律工作者,几乎都会本能地忠于职责不循私情,也不会愿意接受来自被调查方的干扰。如果尼克松早一些对独立检察官的这种“职业禀性”有所了解,他也不必在检察官的问题上触犯众怒了。换一个人选——并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加沃斯基上任之后,大家很快看到——他所表现的独立性一点也不比他的前任差。同时,他还继续任用了考克斯留下的全班人马。
    原来考克斯的这一套班子,也曾担心这个新上司跟白宫的关系过于接近。但是他们很快看到:他是一个正直的法律工作者。尽管黑格再三向加沃斯基暗示——要他以“国家利益”为重,要“爱国”。然而,这个新任独立检察官一边和黑格周旋,一边却从不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同时,在吸取了他的前任考克斯的教训之后,国会对加沃斯基也进行了职位保护——此后,如果没有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党派的一致同意,任何人都无权开除这个独立检察官了。
    然而,事情并不因为尼克松同意交出九盘录音带就结束了。首先,尼克松的律师在回答法官——他们将“不折不扣,全部执行”法庭命令之后,交出的录音带本身就是有折扣的。一方面,有两盘录音带不知去向;另一方面,交出的录音带中——有一盘被擦去了十八分钟。为此,法庭展开了冗长的听证调查。白宫的有关工作人员都被传到法庭作证。这些被传来的证人中,官阶最高的就是当时的白宫幕僚长黑格了。
    对于已经失踪的那两盘录音带,各个证人的说法都不尽相同。有的说可能是录音带用完之后没有及时换新带造成的;也有的说,有时一些高层官员借去听,没有很健全的记录制度,所以也可能是被谁借走了没有归还。总之,这两盘录音带再也没有被送上法庭。
    至于那消失的十八分钟,则是一名白宫女秘书在整理录音带的时候擦去的。她跟随尼克松做了几十年的秘书。她原来以为——她擦去的那一段不在交到法庭的那些带子里头。因此,在法庭上她态度十分傲慢。当检察官问她,用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录音事故时,她答道,“用我的头脑。这是我唯一可以用的东西。”,“我认为我还没有愚蠢到要人家一遍又一遍教我怎样倒带,怎样放音。”
    可是,当她再一次被传到法庭的时候,她已经知道被她擦去的录音带已经在法官手里,就再也神气不起来了。最后她不得不自己请了一个律师。而且,这位秘书是所有的证人中,唯一要求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保护自己的。你一定还记得——在去年给你的信中——我详细介绍过这一条。就是说——根据“宪法第五条”,法庭不能强迫公民“自证其罪”。所以,在法庭上,如果一个人遇到必须回答对自己不利的问题时,就可以引用“第五条”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尽管这位秘书说,她是在无意中造成了录音事故——“不小心”擦去了一段。最终她还是没有被起诉。但是,这十八分钟消失的录音和那两盘不知去向的录音带一起——成了永久的秘密。至今人们无法消除心中的这个疑惑。
    不管怎么说,经过无数人的努力,法庭手里总算有了一部分录音带。即使是这几盘不全的录音带,也使检察官在按下放音开关之后——心情不能平静。毕竟,作为案件的调查者和起诉者,猜测总统有可能涉及犯罪和听到证人指证总统犯罪——是一回事,因为这还有可能是不真实的。但是,现在亲耳听到总统的犯罪罪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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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11 20:31:1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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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官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尼克松总统宁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也要死死保住那几盘录音带。前白宫顾问迪恩在国会所作的证词,现在都被录音所证实了。他们不仅听到尼克松在录音中与亲信谈到要搞上百万美元的“堵嘴钱”,而且对于将来法庭上的宣誓作证,尼克松居然就赤裸裸地对海尔德曼说,“你就一口咬定——我不记得了,我回忆不起来,我没法想起来。就只回答我想不起来了。”
      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脸涨得通红。他说,“你们能够想象得出来吗?合众国的总统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居然在教他的手下人如何在法庭上做伪证!”听完录音之后,作为一个以前曾经在长时期里支持过尼克松的法律工作者,加沃斯基最后沉痛地说:我以前也料到,此案将是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我也料到会面临许多困难的决定。但是我想——这些都还不至于要动摇总统。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总统已经深陷于这个案子,无法自拔了!”
      已经是接近1973年年底的时候了,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特地带着总统的一盘录音带前往白宫。就是在这盘录音带里——尼克松谈到要筹集上百万美元的“堵嘴钱”。他约见了黑格将军。也许,他是想让这个并不知道全部内情,却显得十分自以为是的白宫幕僚长清醒过来。但是,黑格还是坚持认为尼克松是清白的。面对执迷不悟的黑格,加沃斯基只能请他代为向总统传达一个最后的忠告。他再一次对他说——你错了。“根据我的判断,总统已经卷入了刑事犯罪案件。他最好是——请一位他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
      也许因为真的是蒙在鼓里——表现得糊涂而又“愚忠”的黑格后来又打电话给这位独立检察官。他象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兴奋地对加沃斯基说,总统在录音中的那次谈话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不能认定是一个“罪行”。因为按照法律,必须有行动才能把一个“阴谋”认定为一个罪行,光说说——是不算犯罪的。
      也许,这个电话只是进一步证明了白宫幕僚长黑格确实不在罪犯之列——此后他也确实没有被起诉。因为这次他又错了。尼克松就不会这样想,因为他非常清楚——他们是有行动的。那天谈话之后,就有过一个装着“堵嘴钱”的信封,被扔进了前白宫顾问亨特的律师的信箱里。
      所以,在1973年圣诞来临之际,尼克松总统终于听从了独立检察官的忠告。为自己聘请了波士顿名律师克莱尔——为他所涉及的“水门事件”作刑事辩护。
      这时,对于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进行监查的所有机制几乎都已经开动了。它们都按照自己的程序,各自在进行自己这一部分的功能运作。
      新闻界这一方面,对于总统财务方面的追查一直没有放松。这使得尼克松总统公布了他的财务状况,以图洗清自己。并且他最终补交了43万美元的税款——这是那笔“副总统文件”的“不正当扣税”所造成的。白宫说——这几乎已经掏空了尼克松的积蓄。
      司法分支方面,尽管尼克松的新任律师暂时拒绝了独立检察官在进一步调查中要求总统再交出22盘录音带的要求,尼克松也拒绝了大陪审团要求他出席秘密听证会的要求,但是,根据已有的录音带,已经足以让大陪审团对尼克松的行为定性。
      1974年的2月25日,大陪审团以19对0的表决结果认定:理查德•尼克松是一个欺骗美国并且妨碍司法的阴谋的成员。大陪审团同意特别检察官将理查德•尼克松认定为一个“不受起诉的共谋者”。
      尼克松在司法系统的被免于起诉——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立法分支国会的“弹劾”这个特殊刑事诉讼已经开始。在大陪审团作出以上认定之后,法庭立即开庭宣布了大陪审团的建议。当庭将司法分支已经获得的全部证据,包括那几盘已经获得的录音带,全部移交国会的司法委员会,让他们“用作诸如弹劾的适当程序。”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集中到了立法分支方面。国会的刑事诉讼弹劾一经开始,就非常严肃地声称——国会的司法委员会,拥有获得有关弹劾案件的全部证据的绝对权力。4月11日,国会发出要求取得40盘新的录音带的传票。并且警告尼克松,如果他拒绝的话——弹劾尼克松的第一项罪名,就将是“藐视国会”。
      这时,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和国会司法委员会,分别对尼克松提出新的录音带要求的压力——越来越大。
      尼克松决定作一次最后挣扎。他先是又一次提出只交出这些谈话的提要,然后决定,将删减后的46次谈话公开出版——以换取美国民众的谅解,使他们相信,他没有更多的罪行。他说,这些经过编辑的记录,“将一劳永逸地证明,我所知道的和所做的,完全就是象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们的一样。”
      尼克松很清楚:尽管看上去他面对的是政府权力的另外两个分支的调查,实际上,他真正面对的,是站在这些调查机构后面的美国人民。
      于是,他真的出版了这样一本大如电话号码本一样的特殊的“书”——一时还真的成了“畅销书”。在书里,多处标着“此处删去多余谈话”——不久这句话就成了坊间老百姓嘲讽的口头语。美国的老百姓是很难蒙住的。本来,尼克松是试图让大家看了这个谈话录“洁本”之后——会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内容,而对他失去追究的兴趣。
      实际上,这本书给美国民众造成的刺激——恰恰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总统的基本态度和行事风格。也就是说,人们最吃惊的是:这位被美国人民安排在漂亮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上班的总统,居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至少是一个正人君子。却不幸相反,他们只看到一个为急于摆脱困境甚至于不择手段的小人。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理由相信,那些被删去的“多余谈话”——肯定是一些更见不得人的东西。
      独立检察官和国会并没有因为这个“谈话录洁本”的出版,就放弃他们的要求。这时,根据调查已经的进展,他们对录音带的要求已经分别为64次和42次的谈话录音。尼克松的新任律师克莱尔提出:至今为止,尼克松本人并不是被控诉者,所以在法律上要求这些录音带没有足够理由。于是,独立检察官向他出示了大陪审团的判定——显示尼克松是“未被起诉的共谋者”,克莱尔顿时哑口无言。因为在美国,整个司法程序中,作为人民象征的陪审团,是最至高无上的权威。
      录音带的争执,由白宫再一次被上诉到美国上诉法院。但是这一次,这位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是毫不犹豫地越级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
      5月31日,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水门案件”的官司终于在案发两年之后,到达了最高法院。
      同时,国会的弹劾程序并没有停下来。
      按照美国宪法,弹劾程序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由众议院提出建议并且认定罪名,这一个阶段很象是司法程序中的大陪审团的作业——整个阶段是不公开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民众无法知道进展情况,就连尼克松也一点吃不准形势的走势怎么样。
      弹劾程序的第二步,就有些象法庭的审理过程。先是公开的出庭作证,然后是参院投票。通过弹劾案——要求必须在参院里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所以,尼克松对参院听证投票的这个阶段,还是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只要在一百个席位中获得三十四票的支持,他就算是逃过这一劫了。一百年前,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就是在这一个阶段以一票之差安然逃脱的。毕竟,国会里还有那么多共和党人,尼克松至少可以试着去争取他们中的一部分。
      你一定还记得——我前面说过:美国国会里,是非常忌讳“党性”二字的。因此,此刻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最担心的就是弹劾共和党的尼克松被指责是“党派行为”。所以,他们就争取以足够的明确证据——取得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使他们也坚信这是一个超越“党性”的维护宪法的行为。
      而从尼克松说——正好相反,他的办法就是努力使共和党议员相信:这是民主党人借故“党派夺权” 的行为,以使共和党议员转而支持自己。
      可见,证据的可靠性就成为弹劾的一个关键。只要证据可靠,共和党议员即使真的“党性”十足,也不至于敢冒天之大不韪——站出来维护明显在践踏法律的尼克松总统。因为参院的弹劾过程基本都是公开的,甚至由电视转播的。选民们都在看着他们选出来的每个国会议员——是如何代表人民说话呢。
      你可以看到:在一个民主制度已经充分成熟的国家,它的民意代表在议事表决投票时是必须完全公开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选民们知道:他们选上去的人——到底真正在做些什么。所以在美国——尽管每一个选民在选总统或是进行其他投票时,他们的选择是隐私的一部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在美国国会中,议员们的投票却必须是公开的——需要受到选民监督的。
      相反,在那些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要求就完全不一样。在那里,民意代表可能受到来自其他非选民方向的压力和影响。因此,如果要求这些民意代表公开他们的投票,他们会顾忌来自其他方向的巨大压力——而不敢真正地代表民意投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为民意代表的立场保密会变得更为重要。
      在弹劾的第一个阶段,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罗迪诺主持。他和法官西里卡一样,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由于确凿的证据成为弹劾的关键,所以,他和助手道尔非常谨慎地召集了四十多名律师,在还没有拿到新的录音带的情况下,先开始认真分析手中已有的证据。在这四十多名律师中,有一个当时才二十六岁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希拉里•罗德曼。她就是今天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夫人。
      一直到五月份,第一批整理好的证据才交到38人的司法委员会手里——他们全是清一色的律师。应该说,道尔在调来担任国会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助手之前——也是尼克松手下的人,他原是行政分支司法部下的一名检察官。他的工作非常仔细,他不仅注重那些涉及定罪的录音,还注重证据所反映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处在行政分支权力中心的尼克松在白宫的行为模式。道尔不仅给委员会播放了录音,还对照指出——尼克松所出版的“谈话录洁本”中,故意删除了一些危险的谈话。
      在听了第一批录音之后,国会司法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要求尼克松总统交出另外的147次谈话录音。——尼克松断然拒绝了。
      由于国会弹劾程序的开始,原先国会的参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就正式结束了他们的工作,并在最后的报告中谴责了尼克松。七月份,国会司法委员会的工作进入了最后阶段。委员会公布了四千页的证据,其中有尼克松的八次谈话记录,从中可以看到有很多地方——与尼克松自己公布的记录不符。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尼克松是故意地删除了对他不利的内容。
      国会的司法委员会决定:举行一次向全国转播的电视辩论——让委员会内主张和反对弹劾的两种意见,公开向美国民众表明他们的观点,对美国人民有个交代。在国会司法委员会中,保守派的共和党人是尼克松唯一的希望。但是,在电视辩论之前,原来反对弹劾的委员——一个接一个地转变了立场。尼克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就在辩论即将开始之前,最高法院以八比零(一人弃权)一致通过:要求尼克松继续交出录音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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