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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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今68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群聚落小且稀疏，人口不多。已知的十多个考古学文化，多相距遥远，并间隔着巨幅的空白地带，独立发展是主要的。但在人们生产力水平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因为共同的经历，会产生一些相似的思想观念、生活需求和相应的创造发明，自然也会出现一些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因素，是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如大自居住建房，死后作墓穴；小至砍伐用石斧，耕作用石铲、石刀，纺织用纺轮，乃至日用器皿的釜、盆、碗、罐类，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类同现象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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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因为种种原因，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自会走出那个小天地，与外部世界发生接触与联络。也正是后者的人际交往、物资交流引起不同文化间的碰撞，造成一些文化因素互动，在各自的文化中出现一些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因素。如中期仰韶文化与早期大汶口文化因素的互动即为例证，由此出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因文化传播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趋同现象。二者合一，便构成了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多元文化的合和现象和大的时代特征。文明社会的诸多因素，便在此基础上孕育、升华、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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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已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增加了40多个，聚落遗址也明显增多，而且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围绕中心遗址或浩大城址的许多个大小聚落群。此种由各考古学文化反映的不同人群的活动范围有了急剧变化，各文化共同体之间同一的共性因素增多了，并且出现了一些极具个性的文化因素的远地传播早者如良渚文化贯耳壶、玉琮之南传北递，大汶口文化三足鬶之沿江淮西上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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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者如陶鬲由河套地区一传再传到鲁西地区，龙山之鸟首足鼎、宽把杯则沿海岸北上等都是。，说明不同人群间的联系大大增强。结合方方面面的考古资料看，我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已经是城堡高耸、壕池深陷的文明社会。这与传说中五帝时代“万国”的形势大体相符。中华早期文明时代的大幕便由此拉开。“方”、“邦”或古国、部落及其政体结构的多元性，文化多元格局是这一时代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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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现象，文献历史学也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记录。《史记》云：“黄帝修德振兵”，第一次制止了两大河流域“诸侯相侵伐”的纷乱局面，使“万国和”，并取得了宗主国和盟主的地位。《史记》、《左传》等书还告诉我们，至尧、舜、禹相继婵联诸国盟主时，仍需恩威并施才能“变东夷”、“迁三苗”、服北狄、南蛮、西戎以“合和万国”，使“天下咸服”。此种古国林立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商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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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古文字学家对已知甲骨文中“方”、“邦”的统计研究表明，商代后期，有名姓的侯伯方国至少有三百多个；《礼记·王制》则说，“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西周继商之后，经东征西伐，“灭国五十”（《孟子·滕文公下》）几乎统一了整个黄河、长江流域，使原有古国、部落进一步减少，但同时又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立七十一国”（《荀子·君道篇》），于边地又有“服国”八百。总之，从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三代，古国、方国或部族林立的局面，与目前考古学观察到的不同文化遗存的分布大势，大致符合。苏秉琦先生用“满天星斗”形容中华大地文明诞生之壮观形胜，科学而又形像通俗，富有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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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与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成果也告诉我们，历史上，中华民族分分合合，由来久远，行程迂回复杂，至今于56个民族之外，尚有80万人属“未识别民族”[1]。而各地（族）因方言、习俗不同，形成的地方（同族）文化圈，可谓不计其数。例如，我国现在使用的民族文字总共有39种，（解放前为24种，其中傣族文字即有4种）[2]。显然，这些民族、族团及其文化，是累百成千年的几度分化、重组，才整合成多元一体、一统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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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秦汉以后的北方鲜卑族而言，继匈奴、东胡之后，鲜卑族分裂为拓跋部和“东部”鲜卑。东部鲜卑祖居赤山，后分为宇文、段氏和慕容鲜卑诸部，互不相属，常有争战。拓跋鲜卑兴起于大兴安岭的嘎仙洞，后来，西走代郡，统一北方建北魏政权后，实行汉化政策，渐渐融化于汉族大家庭。同期的汉族社会也举一例。西晋败亡，随着司马氏政权南迁，“中原汉人”大批举族逃亡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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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的先驻足江西，后辗转徙居闽广，为后世称“客家人”。而客家人在闽南定居者（如永定），多居“土楼”，在粤东南至深圳地区者，习居“围屋”，他们虽曾“同源”，却又因后期环境不同而改变旧俗，各自形成了新的风俗习惯，而总的文化内涵，又可以以“客家文化”概而言之，成为同样是多元的汉民族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文化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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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岱地区，由黄河下游冲积平原、泰沂山区和滨海地带三大块构成。自荒远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即开始有人类在沂沭流域生息创业。目前知道，距今九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居民后李＿西河人，已经走出山地落脚在泰山北西麓，创造了较为原始的、然而是定居的农业文化(已知二十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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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北辛文化至大汶口文化早期，耜耕农业发展，交流增多，区域内文化趋同，已初步形成海岱文化区。但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仍可区分为鲁中南的大汶口、胶东紫荆山、鲁东陵阳河、三里河、鲁西尚庄、鲁北五村和鲁皖豫交接地带的尉迟寺类型等。半岛东北部的居民，还浮海到辽东半岛发展，直至三代以后，文化面貌自然也受到当地土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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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龙山时代，原始的经济文化发展到高峰期，区内文化在原有基础上又有继承和分化，目前已识出后期的城子崖、景阳岗、尹家城、两城、姚官庄、杨家圈和造律台等区域性龙山诸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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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夏时期的东夷人(创岳石文化)，面对强大的中原夏王朝和日渐崛起的商人势力，却依旧保持着各古国间松散联盟的局面，约略可分出胶东赵格庄、鲁北郝家庄、王推官庄、鲁南土城、尹家城和鲁豫交接地带的安丘堌堆等地方类型，呈“马赛克式格局”围绕着泰沂山脉分布着。至商代中期，仲丁-河亶甲王朝兵进山东掠地封侯，推行殖民政策，才打破了东夷人平和的生活局面，商殷文化得以由西向东扩展。但受诸夷文化影响也出现了诸如大辛庄、薛城和苏埠屯等六、七个地方类型。这些商文化成片成块的居住特点，也如实反映着东进商人各部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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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马赛克式”的空间分布。入周之后，姜尚在齐国，实行因俗简礼的政策；伯禽在鲁国推行变俗革礼的政策，这自然会形成两种各有特色的地方文化。成王、周公平叛后，原商奄、薄(蒲)姑等几个铁杆保商的诸侯国，或迁或灭，其文化也随着渐渐湮没于齐鲁文化之中。随着周王朝版图的东扩和文化浸润，山东地区的政治格局和古文化面貌也随着有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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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山东大地依旧是侯国、古国林立。有资料表明，春秋时代尚存古国30余个，其中国祚长久、势力强悍者如莒、如莱、纪等，后为鲁并呑者九国，齐兼并十余国。它们原是呈“插花地式”犬牙交错地生息在各自地盘，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自然也经受着周文化的强烈冲击，并日渐受其影响。经过春秋战国的战争洗礼，由秦入汉，终于融合一统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但齐鲁文化拥有底蕴深厚、传统优良的精神文明，却得以世代相传，相习，并成为中华文明中的佼佼者激扬在中华大地的东方。


总之，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和前后承继发展的连绵性，不论是从山东一局部、还是从全国范围看，都是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