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纪念馆

梅花小鹿

在我国，从考古学的角度，可以观察龙山时代诸文化关乎文明进程方面的重要发现，与之相关的文献记载，也会给我们一些极有参考价值的启示，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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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亦称铜石并用时代，时间大体指距今五千二三百年至四千一百年间，与历史上的五帝时期大致相当。这一时段的考古学文化包括仰韶文化晚期－中原龙山文化、黄河中上游的马家窑－齐家文化、河套地带的白泥窑子－老虎山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薛家岗晚期、昝庙二期、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黄淮下游的大汶口晚期-龙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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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晚期诸文化、以及完达山麓的新开流文化等。除珠江流域和完达山脉外，这也正是传说中五帝的活动范围。纵观上述地区诸文化，自然地理条件与主要经济类型不同，文化面貌差异亦大，但它们却有许多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因素，因此又构成了共同的时代特征，其中有些因素是与后来的夏商周三代文明有共通之处的。这，有助于我们就此考察它们的社会性质及其与三代文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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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要言之。此时已发现大小城池50余座，燕山山脉一线多为石头城，长江中上游以土堆筑，黄河中下游则为堆土夹板夯筑。这些城址规模大小、出现和延续使用时间多有不同，但它们出现的动因，功能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筑城以卫君”。果然在这些城内的高爽地带发现了宫殿区－大型夯土台基，有的可复原为长达60多米的廊庑建筑（密县古城寨），有的为土坯连间式建筑并于城门特设警卫室（淮阳平粮台）。很显然，这些宏伟的建筑群，只能是国君的宫殿、宗庙，及其管理机构的衙署所在地。城址不是孤立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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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所知，较早的城为仰韶晚期的郑州西山城（距今5300年）该城墙基厚4－8米，壕沟宽5－7.5，深达4米，面积超3万平方米；规模最大的城为湖北石家河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山东已知同期古城址14座，面积多在5－20万平方米。这些城址的周围集聚着一群群大小不等的聚落，而城多半是所在地区最大的居住址，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中心。如著名的城子崖龙山城，周围分布着40多个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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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莫角山城外有60多个村落。从宏观考察，各遗址群内聚落的大小及其内涵并不相同，已具备类似三代社会“都、邑、聚”金字塔式的居住形态或社会结构。即最基层的社会组织，也是数量最多的小村落，（由一个或几个氏族大家庭构成，一般面积在五六千至一二万平方米）；最高级的权力机构所在的都，则以城为表现形式，是区内的统治中心，也是最高权威机构的载体——宫殿、衙署和金字塔式的祭坛(王陵区)等。有些城址或中心性遗址特大，规格特高（如大汶口、铸鼎原、石家河、陶寺等），则可能与多个古国政体联合结盟的宗主国“都会”有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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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代的军队、刑律，当前尚缺乏直接资料。但从大汶口－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的大中型墓常见有少则一二件，多则几十件的穿孔石钺（斧）等作随葬品推测，墓主人生前为军职人员，其中大者为军事统帅、元首，小者为族兵、为头目，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而于废弃的窖穴或墓中见到的无尸头颅、无头尸骨，于城墙或房基中掩埋的尸骨看，都可能与触犯刑律的罪犯或战俘、奴隶有关。《尚书》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怙终贼刑”，则说明代表贵族统治者利益的刑法的基本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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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等级制和为之服务的礼制，在墓制中表现的最突出。墓葬除按生前家族的贫富分区、形制、规格大小不同外，还表现在随葬品中成套礼器的种类、数量、质量的差异等方面(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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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代的文化艺术品及其制作已达到很高水平，而有些艺术品实为礼制用品，与使用者身分等级、权力和神灵信仰密切相关。如著名的良渚文化刻有神徽的玉钺、玉琮、玉冠饰，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嵌玉骨琮、神徽玉锛和冠饰，红山文化的女神像、勾云形玉佩和塔形镂孔祭器，陶寺的龙纹盘、鼍鼓等都是高级贵族的专用品。各地出土的由小件玉、骨牙、蚌质璜、环、管、珠、坠等装饰品组成的组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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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多制作精美。齐家文化的青铜镜、王城岗的青铜鬶(片)则代表了当时的科技冶铸水平。而石家河文化数以百计的陶塑动物，则为游戏娱乐品，均反映出当时的手工业已有精细的分工，并有专门为上层社会服务的贵族手工业和商业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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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代的文字，线索已有许多。良渚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等都发现了文字(如山东丁公的5行11字陶书，陶寺的文字据研究者认为特像商代甲骨文的结体)。从成熟的商代甲骨文已走过两三千年的创作、使用和改进的长过程看[6]，它们是更原始些的文字当无需争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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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可见礼节仪态是中华文明的突出内容和一大特色，自然成为我们要打开中国早期文明社会之门的一道重要开关。下面拟结合与礼制相关的古文献，对上述发现再予以简要分析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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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礼是在私有制形成过程中，或在其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宗法等级观念的集中体现。它之成为制度-礼制，就是为调节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分配、维护社会秩序服务的。礼制包括身分等级、权限义务、名分、礼仪和相关器物的种类、规格等多种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规则。先秦时期，有文可查、有章可循的礼仪记载，主要见于“三礼”，也散见于《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古文献中。大家熟知的西周棺椁制度条文，见于《庄子·杂篇》为：“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用鼎之制见于《公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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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注)：天子九鼎，卿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以上两项均为周代考古发现所证实。但早于三代的礼制内容，如上述所举的等级名分、权限义务和礼节仪式等，尤其是相关的文字记述，已是可望而不可求了。惟一值得我们重视和庆幸的是，“地不爱宝”，它把“相关的器物”（遗存）陆续奉还给了他们的后裔子孙。而这些器物的形制、花纹、数量，出土环境（位置），能为我们指点迷津以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真蒂。依据“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和孔子说的“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原则，谈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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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财富占有、贫富分化，乃至身份等级、阶级构成相关者。仰韶时代前期（大致距今6千年上下），各遗存反映的聚落规模尚小，墓葬形制简单，随葬品少且均等，又多为日常生活用品，可知当时尚处在平等的原始共产主义阶段。但有些墓葬已现富有，随葬品已多达四五十件至百件(大汶口M1018、2019)，说明私有制已在萌发之中了。到中期（约距今5千7百年上下），大聚落（遗址）和成片（组）大型墓（墓区）出现了，墓葬形制也有变化，随葬品多寡分化趋于明显。如大汶口有一组4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