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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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早期文明因素何时产生？中华文明又是何时出现、并怎样形成的？这是学术界长期争鸣而至今未能达成共识的老问题了。新世纪初，国家下大力气，组织各方专家攻关取得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成果后，又酝酿启动《文明探源工程》。我以为，本次会议的组织者，把这一课题列入议事日程可谓正当其时。它让关心这一课题的学者多了一个研讨问题的场合，搭建了一个争鸣的论坛。会议结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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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将使人们充分认识齐鲁古文化的特色及其与中华早期文明形成的关系，充分估价其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存在价值。由此我联想到了二千多年前在齐国兴起的“稷下学风”，为弘扬学术、推进政治改革带来的新思想、新理念。相信这样的研究讨论连续地进行、深入下去，必能获得积极成果，齐鲁文化中的精萃部分也会因此得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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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文明，我曾关注过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中国文明大讨论[3]。给我的认识是，在文明社会形成，即为阶级对立、国家诞生的大前提下，我们不必细抠概念，寻找或套用什么“模式”，非得为文明社会统一出四海皆准的几大要素，为各大洲、大小国家的文明立几杆标尺。因为世界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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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部族、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不同、文化传统各异，它们的文明进程会是很复杂的，难能有为各国（地区）都适合的、同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中国文明，我觉得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针对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前后绵延发展的特点，以大家认可的、最早具备国家形态的商殷社会为讨论的基点，为立论的支撑点，找出商殷社会的国家特点，文明因素，向前寻绎推导、研究比较，必获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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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一万多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开端，南方和北方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原始农业，并逐渐成为后来人们的主要生计。先民因农业而定居，因定居而维系住相互依存关系，也因为适应定居农业生活而制造相应的物件，并产生了以农为本的思想，农耕文化由此产生。我国自古以来即为重农大国，文明因素的产生与形成过程，自然多与农业经济及其发展状况直接相关。因此，我国的文明进程，当从近万年的农业生活开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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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财富积累为社会分工、商品生产和贫富阶层分化等提供可能的条件下，随着社会矛盾激化而不可调和时，国家文明便不期而遇了。具体到山东地区，因其有抱山负海面对辽阔的华北大平原的地理特点，自然会有其独特文明；滨海的齐，负山的鲁，也会形成自己的民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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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商殷社会的国家特征，已有学者作过论述，值得借鉴[4]。这里且从以下几方面概而言之。从国家机器方面说，商国有管理国家和地方人事的衙署机关－考古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集中于围城之中，甲骨卜辞也记录了一些官僚职称；有维护商王统治秩序的刑律和监狱，甲骨文中有伐、刖、沉、圉等反映不同刑罚的象形字、会意字，《左传》、《吕氏春秋》等书也有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及“殷刑三百”的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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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具备安全攻防功能的城墙壕沟和庞大的军队－常备军和族兵武装；从上层建筑领域考察，有维护统治秩序的等级制度－礼乐制，这从中央（都城）和地方（方国）城址，聚落规模、聚落内贫富居住区的分化，尤其是在墓葬制度等方面表现得最为清楚；商代的宗教迷信无处不在，社会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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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大大小小的贞（巫）人集团，他们往往参与政事、左右政局，构成商王朝统治集团的重要一翼，而商王又是最大的巫；从商贸交通看，商代的贸易交通比较发达，并涉及“国际”贸易，这由城址内纵横交织的道路和车辙痕，由贝、鲸、锡、玉的不同来源，可见端倪。最后，从文化艺术方面看，商殷有成熟的文字用于记事；有较科学的历法；有高超的绘画、雕刻艺术和舞蹈，这些自然成为上层贵族掌控并用之娱乐的首选消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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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上述几方面文明因素的出现、存在和完善，都与商殷社会生产力发展及行业分工细化，尤其与宫廷手工业发达密切相关。正是这些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才为商殷文明的发达提供了物质基础。我们还认为，商殷社会已经不是通常所说的奴隶社会初级阶段，而是高度发达的奴隶社会。总之，单从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方面，我们能够观察出古代社会文明因素的发生、形成及其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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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就近看一下夏王朝时期的二里头文化。半个多世纪前，因为夏代没有发现“乌龟壳”（甲骨文）（引自毛泽东1964年对毛远新的谈话），也没有发现城址这个文明“要素”，而为一些学者划入“史前社会”。但自1959年秋季以来，考古学家历经45年在偃师二里头等遗址的苦苦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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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规模宏大的宫殿址、高规格的墓葬、龙纹陶器、青铜礼器、玉骨蚌镶嵌品、纺织漆器和卜骨之外，又于去年（2004年）报道发现了夯土城垣和宫城南侧通衢上的双轮车辙，彻底破解了使人们大惑不解了近半个世纪夏代国都尚无城防的悬念。不仅如此，继新砦古城发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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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化考古捷报频传，郑州附近又发现大师姑、古城寨两座古城。有学者考证后者便是夏的盟国韦、顾二国都城。孟子在记述汤伐桀的历程时曾经说“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司马迁也说过类似的话。如此，不但证实夏代是城邦林立的时代，也再次证实《史记·夏本纪》确为信史。至此，以考古学确证二里头城址为一夏都，也只有一步之遥了。传统的“史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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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修正到夏代之前了。总之，夏代是中国历史上早于商代、而且有文字记载的一个王国朝代。至于夏代的文字，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即已在二里头发现24种陶器刻划符号，最近有人识出其中的13种为夏朝文字[5]。类似商代占卜记事的甲骨文、夏代文字及其载体的发现，只是迟早的事情。我相信，不是夏代无“文书”，而是机缘未尽-我们的工作尚未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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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至此，也顺便说一句，夏时期的山东地区，在城子崖、丁公、桐林等地，也相继发现夯土城垣；照格庄、尹家城、清凉山等地，则多次发现青铜器，可知夏时期的东夷人也创造了青铜文化和城市文明(岳石文化)。